2007年7月9日21时,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安详地走了。
她,用一腔热血和一生的奋斗创立并完善的“三级护理”等护理制度,开创了我国护理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护理的基础;她,有68位亲人旅居海外,但她却孑然一身奉献在祖国的西北大地;她,以81岁的高龄成为我军第一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并受到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她一生未婚,却有着数不清的儿女,拥有一个充满温馨和爱意的大家庭;她,91岁了,弥留之际仍旧热恋着祖国的护理事业……她,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时代楷模———备受人们尊崇尊敬的著名护理专家、全军首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兰州军区总医院专家组成员黎秀芳教授。
“生我是娘,教我是党,我最大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份已经纸面泛黄、字迹模糊的入党申请书。黎秀芳逝世后,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在床头柜中一个加了锁的铁盒子里,精心保存着一份曾用铅笔、蓝笔、红笔修改过无数遍的入党申请书。在这份长达50多页的申请书里,字里行间浸透着黎秀芳对党的向往和追求。
1917年3月,黎秀芳出生在南京一个普通家庭。那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当时还是小学教员的父亲,用一个月十几元的工资艰难地养活着一家人。黎秀芳是家里的大女儿,稍长时,看到当时妇女卑微的社会地位,看到祖国所遭受的凌辱,她决意发愤读书,给弟妹们做个榜样。
1936年8月中学毕业后,黎秀芳抱着“医学救国”的想法考入当时的南京国立中央高级护士学校。入学一年时间后,抗日战争爆发。在兵荒马乱中,她先后流亡到武汉、长沙等地。到长沙后,中央高级护士学校和南京中央医院联合开办了一个收治抗日重伤军人的医院,黎秀芳也加入到救治伤员的队伍中。1938年的一天,一位同学喊她去听共产党人吴玉章的演讲,出于一种好奇她去了。“……青年学生们,到西北去、到延安去,保卫我们的大后方!”吴玉章的激情演讲、共产党人的真知灼见,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正在徘徊之中的黎秀芳。她深切地领悟到了救国、救民的责任,同时也在心中播下了党的火种。
黎秀芳几经曲折最终来到大西北,她和医院同仁一直救护和护理着负伤的抗日军人,坚守到抗战胜利。1949年春,西北野战军解放兰州的风声传来,家人来信急催她回湖南老家,跟他们一起离开大陆。她一直没有回信,因为她不愿丢下自己的事业。那时候人们对共产党还不是完全的信任,但黎秀芳想:我一无钱财、二没做坏事,为什么要逃。兰州解放后,解放军接管了医院,任命黎秀芳担任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附属高级护士学校校长;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打消了她的顾虑,更坚定了她留下来的信心。
1950年,黎秀芳到首都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荣幸地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开国领袖平易近人的谈话,拉近了黎秀芳与党的距离,使她有了一种选择共产党的冲动。两年后,彭德怀到学校视察工作。彭德怀操着一腔浓郁的湖南口音问黎秀芳:“老乡,入党没有?”黎秀芳脸红耳赤地说:“没有,……我家庭成分不好。”彭老总亲切微笑着说:“我们党讲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个人表现嘛。只要你积极要求进步,党是欢迎你的。”彭德怀的鼓励,成为了黎秀芳一生的精神力量和不懈追求。
1952年7月,已过而立之年的黎秀芳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9月,黎秀芳的家庭被定为旧官僚,这成了她入党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她并没有消沉。1956年12月,在全国护理学会代表大会上,黎秀芳几次见到周恩来总理。休息时,周总理在人群里一眼就认出了黎秀芳:“你姓黎,对吧?还在西北工作?”黎秀芳高兴地回答:“是,是,总理,您的记性真好!我是在兰州工作。”总理握住她的手称赞道:“很好,西北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总理关切的话语,让黎秀芳热血沸腾,暖流涌动。不久,她又一次书写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家庭成分、海外关系等因素的影响,黎秀芳仍然是夙愿未了。在此后20多年的漫长等待中,她始终没有一丝怨言,始终与党同心同德。
黎秀芳一生历经了很多磨难。1958年秋,她被内定为“中右分子”,强令下工厂“劳动改造”。在此期间,厂党支部书记多次找她谈话:“黎秀芳,你对组织的处理有什么想法?”她说:“要说有想法,还是那句话,我要入党。”没过几年,“文革”开始了,时任兰州军区卫生学校副校长的黎秀芳,被无端地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在关“牛棚”的3年多的时间里,黎秀芳也曾想了却一生,可周总理和彭老总的话,时时回响在她的耳边。于是,除了参加劳动外,她认真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更加坚信党迟早会理解并接受她的。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冷冬日,造反派罚黎秀芳在烈火熊熊的炉火前长时间烘烤,烧得她皮肉起泡;折磨到后来,他们把“不服软”的黎秀芳从二层楼推下去,造成她的两条肋骨被摔断。晚上,又把她关在太平间里,让她与死人一起睡觉。就是那天夜里,黎秀芳忍受伤痛,伴着昏暗的灯光再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早晨,造反派拿起她的入党申请书,讥笑她说:“你还想入党,真是痴心妄想。”她一把夺回入党申请书大声说:“只要我黎秀芳还有一口气,就不会放弃对党的追求。”
黎秀芳的学生刘佩英满含热泪告诉记者,对于这段经历黎秀芳从没讲起过。1983年,她的弟弟从美国来看望她,说起此事,黎秀芳笑着说:“母亲也有误解孩子的时候,孩子不能因为母亲一时的误解,就记恨自己的母亲啊。”
组织给黎秀芳彻底平反后,黎秀芳再次向党组织倾诉了自己的心愿,递交了第六份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她写道:“生我是娘,教我是党,我最大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9月3日,是黎秀芳终身难忘的日子———党组织正式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站在鲜红的党旗下,黎秀芳热泪盈眶。为了这一天,她从满头青丝到两鬓白发,整整等了26年。1987年7月,黎秀芳在全军英模报告大会上发言后,曾有同志不解地问她:“黎老,你不断地要求入党图个啥?”她真诚地回答:“原因有三条:第一,我认准共产党好,我相信党,党迟早也会了解我、理解我;第二,我是个很要强的人,我认准的道路,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第三,我的战友和同学都入了党,而我还是一名党外人士,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认为我也能做到。”
黎秀芳入党后,积极参加党的活动,每次过组织生活,都要穿上崭新的军装;每个月领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缴纳党费。临终前,她还把捐款剩余的钱全部缴纳了党费。2007年7月9日,在黎秀芳病逝前几个小时,她握着前来看望她的医院政委黄富强的手说:“黄政委,我死后,请组织在我的遗体上覆盖一面党旗吧,让党旗伴我上路……”“您是我的母亲,祖国也是我的母亲,我的事业在中国。”
2007年4月12日,黎秀芳的弟弟黎模斌从美国回来看望她。神志有些恍惚的黎秀芳对医护人员说:“我爸爸来啦,让我起来给我爸爸做顿饭,现在国家富强,要啥有啥,可不能再让我爸只吃白米饭了。”记者在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干三科采访时,主任罗晓红眼含热泪说,黎老病重期间叫的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爸爸”。
当年,黎秀芳就因为抱着让祖国强大的梦想,先后3次违背父亲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黎秀芳一生唯一感到愧疚的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爸爸。
1936年春天,黎秀芳以优异的成绩从南京女子中学毕业。当时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怀着“医学救国”志向的黎秀芳,第一次违背父亲让其学习中文的意愿,报考了当时全国唯一的护士学校——南京国立中央高级护士学校。4年后,黎秀芳向父亲提出要去高原古城兰州,父亲坚决反对。后来黎秀芳瞒着父亲搭乘一架军用飞机来到了兰州,在黄河岸边开始了她的护理事业。
当时的兰州,居民不足6万人,黄土街道两侧,尽是低矮破旧的平房,更没有一家像样的医院。一些如孕妇难产这样的简单病例,竟因得不到正确护理而导致死亡。她清楚地记得,当她所在的西北医院正式开张时,收治的第一例病人就是一个难产的孕妇。当时病人已奄奄一息,是黎秀芳亲手把母子俩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也使她头一次深切体悟了当一名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的真谛。
1943年,西北创办第一所公立高级护士学校,黎秀芳被聘任为该校兼职教员。没有校舍,她们把一排简陋的平房维修后就地利用;教材不齐,她们自己动手编写讲义。用于教学实习的绷带、枕套、被褥等,都是她们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办学所需的条件基本齐备了,招生又遇到难题。当时西北妇女观念十分落后,一辈子围着锅台转,很少有人走出家门,再听说当护士“伺候人”,谁也不肯来。黎秀芳走街串户动员,直到第一届高级护士班开学,仅招到5名学员。
1947年,她的学术论文在美国《妇女友仁》杂志发表,获奖金500美元。她当即将这笔钱捐给学校建立了一座营养实验室。1948年8月,这时已高就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父亲赶到兰州,严令她“马上跟我回去”,过后随全家飞往台湾。黎秀芳看到因战乱造成的大量伤病员急需救治,再一次违拗了父亲的意愿。她对父亲说:“我是护士啊,病人需要我,我能忍心走吗?”父亲含泪登上了飞机,黎秀芳挥泪送别父亲。不曾想,这一别竟成为父女最后的诀别。
从那以后,黎秀芳与离开大陆的父母弟妹们便断了音讯。1969年父亲在台湾辞世,她也全然不知。直到1979年,海外的家人偶然从报上看到了黎秀芳的事迹报道,立即寄来家书催她去美国与家人团聚。久违的亲情让黎秀芳百感交集,她多想马上就见到朝思暮想的亲人,可又怕去了后狠不下心回来,一直拖了两年才启程去美国旧金山探亲。
与家人隔望天涯34年后的1981年6月,黎秀芳被批准前往美国探亲。临行前,许多人议论:动乱年代把黎秀芳整惨了,现在她独身一人,无牵无挂,这次出国恐怕是一去不返了。到了美国后,黎秀芳没有沉湎于亲人相聚之欢,而是从翌日起就让弟弟带着参观考察。短短数日,她走访了美国11所著名的护士大学、医院、医护教育和研究机构,收集了笔记资料30多本。弟妹们开玩笑说:“大姐不像是探亲,更像是来执行公务的。”假期结束了,母亲泪涟涟地恳求她:“我已经80岁了,你也是60多岁的人了,孤零零一个人咋过,还是留下吧!大家有个照应。”黎秀芳也落了泪,哽咽着对母亲说:“您不要再留我了,我的心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学生在中国,我不能离开那里啊……”
2005年黎秀芳病重住院后,她二弟和四妹专程从美国前来探视,想把她接到美国治疗,但黎秀芳说:“我在兰州工作生活了一辈子,去世后也要留在兰州。”黎秀芳去世后,按照她的遗愿,组织上把她的骨灰埋在了她深深眷恋的黄土高原……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而当时大西北的护理事业则更落后,护理人员稀缺,管理制度不健全,一些危重伤病员常常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死亡。黎秀芳在工作和调查中痛心地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医护人员未能根据病人的不同病情实施相应护理,造成人员伤亡。
“大西北虽然偏僻落后,但祖国的护理事业决不能在这里落后。”面对病人们一次次绝望的眼神,黎秀芳在心中立下了无声的誓言。为了寻求科学的护理方法,尽量减少病人的死亡率,黎秀芳白天精心照顾伤病员、征求他们对护理工作的意见,晚上手提马灯挨个病房巡视,随时记录一天的护理工作情况。反复的观察、思考、总结、实验,经过100多个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黎秀芳创造性地提出“三级护理”理论(即根据病情把病员分成危、重、轻三级护理),建立了治疗和护理文书的“三查七对”等一系列护理操作规程和制度,使护理工作由难变易,由乱变治,大大减少了护理差错和事故的发生,提高了护理质量,降低了死亡率。
她撰写的《三级护理》论文,在1955年第二期《中华护理》杂志刊登后,被苏联《护士》杂志转载,在国际护理界引起了轰动。这套护理制度在西北野战军总医院试行成功后,军内外97家医院都派员参观学习,在全国推广并沿用至今。
为表彰黎秀芳对护理事业的贡献,西北野战军授予她“甲等工作者模范”荣誉称号,两次给她记三等功,四次推荐她出席全国性大会。她先后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央领导的接见。
接踵而来的成绩和荣誉,并未让黎秀芳陶醉。黎秀芳一如既往,全身心投入繁重的护理教学工作之中。自己编写教案、亲自给学生授课辅导,让学生在她身上练习静脉穿刺等操作要领……黎秀芳从事护理教学工作期间,先后教授过29个年级的护理专业,培养学生5000多人,不少人现在已成为全军乃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的护理专家。
一次,黎秀芳生病住院,一位毕业于她所在护校的护士在整理病床时,未能按照正规铺床法操作,她立刻起身示范一遍,又让这位护士重新做一遍。近年来,一些护士受不良思想的影响,不热爱护士工作,不认真钻研业务,对病人冷冰冰的现象,使黎秀芳痛心疾首。她不顾年迈,亲自编写教材,开设职业道德课程,要求学员们牢记南丁格尔的名言:“护士工作的对象,不是冷冰冰的石头、木头和纸片,而是具有热血和生命的人类。护士必须具有一颗同情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
黎秀芳八十寿辰那天,她的学生联名赠送给她一块“吾爱我师”的牌匾,黎秀芳把这块匾挂在家中最醒目的位置,只要来人就高兴地讲给大家听。
“全军护理专业组组长”和“全军护理专业委员会顾问”是多少人护理人员梦寐以求的荣誉,但在黎秀芳看来却是更加沉重的责任。她开始了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对全军护理人员的数量、质量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护士队伍中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较低。“军队护士学历结构和基本素质必须得到改变。”年近七旬的黎秀芳拖着年迈的身体,四处奔走,在她的积极呼吁和建议下,我军首次建立了护士高级职称评定制度,并在第二军医大学设立了护理系,开办了护理大专班,使护理人员从经验型向知识型、专业型转变,有效提高了全军的整体护理水平。
对黎秀芳而言,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她唯一的选择。黎秀芳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对护理事业仍然非常牵心,经常到外地参加各类学术活动。一次,她在天津审稿时突然病倒,检查怀疑得了肺癌。回到兰州后,领导劝她去北京做手术,但她却执意要去福州主持全军护理工作会议。“黎老,您已经退居二线,而且年纪也大了,还是不去的好,身体要紧呀!”“减去了一些职务并不等于减轻了责任,不抓紧时间,会留下很多遗憾的啊!”后来,黎秀芳还是忍着病痛参加了这次会议。
黎秀芳一生未婚,许多人不理解。她这么说,“独身不是奇怪的事情,这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这没什么,南丁格尔不也没有结婚吗?”黎秀芳从小崇拜南丁格尔,不仅喜欢读介绍南丁格尔的文章,在学校时还在话剧中扮演过南丁格尔。也有人问她:“你对自己的选择后悔过吧?”她的回答是:“护理事业是一项需要倾注爱心的事业,我对自己的选择从没有后悔过”。
黎秀芳与同样也选择终身未婚的兰州军区总院原护理部主任张开秀,是当年一同投奔兰州、情同手足的挚友。1986年,张开秀病危,她俩共同写下了《联合言志书》:“……我俩现有银行存款及国库券4万元,下世后共同捐赠兰州军区,以作护士班优秀毕业生和医院优秀护士奖金之用,个人不作私产保留;遗体如有医学研究需要,可献作病理解剖。”张开秀病逝后,黎秀芳在追悼会上含泪宣布了“言志书”。这笔奖励基金己被兰州军区定名为“双秀基金”,每两年评选奖励一次优秀护士。目前,军区获得“双秀奖”的护士已有近100名。
1997年,黎秀芳获得了国际护理界的最高荣誉———“南丁格尔奖”,并荣幸地受到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晚年的黎秀芳除了参加专家组的工作外,还兼任了《中华护理杂志》等5种杂志的编委和副主编,兼任中华护理协会常务理事,甘肃分会理事长,甘肃省科协副主席,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护理专业委员顾问等13种社会职务。先后参加编写了《中国百科全书医学护理分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护理发展史》等7部专著,发表论文20余篇。国家和军队给了她极高的荣誉,她被批准为终生制专家和顾问,享受国家和政府特殊津贴,她的名字被录入《华夏妇女名人词典》、《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等典籍。
从少女时代“提灯女郎”的梦想到真正的“南丁格尔奖”获得者,从护理制度的奠基人到“全国模范护士”、“模范护理专家”,从文职将军到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黎秀芳外出讲学时,她头上的这些光环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他们反复向黎秀芳请教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尽快实现个人的理想?每当这时,这位慈祥的老人总是先摘下眼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只有把个人的追求同党和人民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理想才不会成为空想。”
2006年9月,黎秀芳的学生、军区护理专家组成员邵静梅来病房探望她。当时黎秀芳已坐在了轮椅上,说话的声音也不太清楚,她只对邵静梅讲了一句话:“你要保重身体”。邵静梅回忆说:“我跟了校长几十年,校长一直给我讲要好好工作,唯有这句对我关心的话让我感慨万千……”
在黎秀芳的追悼大会上,她的侄女黎烈芬被送行的一个个场景感动得泪流满面,她动情地说:“视事业为生命的人,会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姑姑是我们家族的骄傲!”
“官兵是我的亲人,患者是我的亲人,我要用爱的火花点燃更多的蜡烛”拧上铁丝当提手的锅盖,一条使用了20多年打满了补丁的毛巾被,一台老式“金星”牌黑白电视机,一套上世纪50年代购买的沙发……这就是黎秀芳的家。
2007年8月中旬的一天,当记者走进这间清贫的居室,很难将这个家与月薪逾万元的黎秀芳联系起来。黎秀芳临终前的遗言是:把身后留下的80万元存款全部捐出来,设立为兵服务奖励基金。
“黎老在生活上对自己非常苛刻,但对基层官兵和地方群众却始终充满感情,只要得知他们有困难,黎老总是会及时伸出援助的手。”提起黎秀芳,护士长杨彩泪水直在眼圈里打转。2003年8月,黎秀芳因冠心病住进医院。院领导前去看望她,她说:“我这点小病,还麻烦你们来看我,快回去,别因为我耽误了工作。”她在病房仅住了三天时间,就嚷着要回家。杨彩劝她留在医院继续治疗,她笑着说:“小杨,我好好的,现在医院病床紧,许多官兵还等着床呢,我这病吃点药就好了。”
2006年,黎秀芳因肺功能衰竭再一次住进医院。病魔将她折磨得痛不欲生,但她仍关心国家大事,每天7时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一天,她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名叫菲菲的小孩,因患病被父母遗弃,被人送进了兰州市儿童福利院。小菲菲的遭遇令黎秀芳辗转难眠,心疼不已。当时,适逢她远在美国工作的弟弟来兰州看望她,她就从个人积蓄中拿出10万元,让弟弟代表她去捐赠给儿童福利院,帮助孤残儿童重返校园。过后,儿童福利院院长带领22名小朋友上门致谢,将“心系西部孤残儿童”的荣誉证书交到黎老手中。那天,老人非常兴奋,捧着每个孩子的小脸亲了又亲。年逾古稀的弟弟动心动容,轻声念叨“血浓于水啊”……
黎秀芳不是一个爱唠叨的人,但有两件事她却时常挂在嘴边。一件是解放兰州时粮食紧缺,黎秀芳和她的伤病员两天两夜没有进食,是解放军给她们送来了粮食,可自己却断了炊。一位帮着她们看护伤病员的战士忍着饥饿说啥也不肯吃她们送的馒头。他说:“我不饿,还是留给伤病员吧,他们比我更需要吃的。”另一件事是她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时,乡亲们对她这个特殊“身份”的人,一点也不“见外”,不但经常暗中帮她干重活或送吃的,遇到家里有事还总是找她“拿主意”…… 战士那淳朴的话语、乡亲们那关切的目光,都在黎秀芳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官兵是我的亲人,患者是我的亲人,我要用爱的火花点燃更多的蜡烛。”大爱无言。护士长凡春玲对记者说,黎老对患者的爱影响着每一位医护工作者。黎老病重住院后,每次有人来看望她,哪怕是来自山区的一位农民,她都要让工作人员给她穿戴整齐,她说这是对人最起码的尊重。
黎秀芳担任兰州军区护理专业职称评定委员会主任后,每年都有不少人通过各种关系找她请求关照,还有的想借助她的名望在上级领导面前求情说话,但黎秀芳始终不为所动。
她的学生周运玲一家与黎秀芳感情深厚,黎秀芳的遗嘱就是由周运玲夫妇参与见证代写的。可以说,周运玲是她能够托付生命的人,但在周运玲晋升高级职称时,黎秀芳并没有因此抱有偏心,而是推荐了另外一位工作能力更强、成绩更突出的同志。
“黎老是我一生最崇敬的人,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在黎秀芳追悼大会上,仰望灵堂上恩师那面带慈爱笑容的遗照,陈东波禁不住失声痛哭。和许多人一样,陈东波是在得知老人去世的消息后,专程从千里之外赶来祭拜的。陈东波与黎老的相识是在西安陆军学院听报告时,被她事迹深深打动。此后,多次登门拜访,与黎老结下了忘年之交。
“青年的成长需要引导和激励。”离休后,黎秀芳先后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重庆、香港等地,为部队、医院和学校作过上百场报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引导和激励青年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走好人生之路。许许多多听过黎秀芳事迹报告的人,都深受感动和感奋,主动写信与她联系,诉说心事,探寻人生真谛……
2004年春节前,黎秀芳对前来看望她的医院官兵说:1978年她入党的那一天,在黄河边捡到了一块“足形石”,这块石头她珍藏了26年,现在送给大家,一是希望大家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二是勉励大家要脚踏实地,多干实事。
黎秀芳年迈后的几任保姆都成了她的家庭亲密成员。第一位保姆莫如惠养老回南京后,黎秀芳一直供养着她。保姆田风琴同她一起生活了11年,亲密无间。小田自幼失去双亲,从15岁开始就与她生活在一起,黎秀芳像亲孙女一样爱护她照顾她,教她学习、做人。1993年小田结婚时,黎秀芳亲自为她置办嫁妆,买了金戒指,从自己家中把小田送上了婚车……
2007年7月9日,黎秀芳走完了她91岁的人生旅程。噩耗传出,黄河呜咽,青山垂泪,全国各地悼念她的唁电像雪片一样飞来。黎秀芳走了,她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可数以千计的解放军官兵和人民群众纷纷赶来为她送行。送行的队伍中,有她熟悉的战友,有她教过的学生,有她护理过的山区农民,也有她资助的孤残儿童……“五千桃李铸芳魂,三级护理垂青史”。一路走好,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一路走好,中国“南丁格尔”!(摘自2007年8月27日《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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