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讨论主要有两大主题。其一，全球经济的持续强劲，其定义为持续的高增长和低通胀。其二，经济和金融风险的稳步上升。

　　目前的趋势是将这些主题作为对立主题对待，对其相对价值进行有趣但非结论性的辩论。更好的一种做法，是承认这些主题与全球结构性变化一致，并重新校正定义未来发展方向的视角。

　　过去数年来，全球经济一直在加速转型。有两方面的进展尤为重要。其一，数量庞大的新兴经济体工人被吸收进全球劳动力大军，对生产率造成冲击；其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财富转移到主要位于新兴经济体的原材料出口国手中。

　　其结果是，新涌现出的一批国家，目前对于四个关键的全球变量——增长、贸易、价格形成和资本流动——施加着更大（也不同的）的影响力。对其中一些国家而言，这无非是一种体制上的转变。当然，最明显的是地位从国际债务人转变为国际债权人，将廉价资金重新提供给美国等国家。

　　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技术因素的话，这种全球调整的系统性影响就不会那么巨大，这个技术因素便是：因衍生工具大量涌现而引发的一轮金融创新。这一因素导致几乎所有市场的进入障碍减少，并鼓励资本流向更多缺乏流动性资产和杠杆资产类别。

　　这些经济和技术面方面的改革相互作用，改变了市场的估价、波动性、周转速度和流动性。难怪各个市场似乎在发出相互矛盾的信号。也难怪市场参与人士在预测央行政策方面存在困难，因为政策的尝试性变得越来越强。难怪经济学家不能解决围绕全球收支失衡前景的辩论。

　　难怪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使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更高的空前阶段，我们还是有必要加强国际协作。

　　我们不应将这些主题视为对立的主题，而是视作是全球经济基本面变革的一部分。我们不妨对公共和私人领域面临的5个问题加以思考。

　　首先，作为决策和市场定位传统要素的市场指标，其信息内容已大幅扭曲。这体现在收益曲线的形态等传统指标，以及波动性和风险息差等市场指标上。

　　其次，一些国家必须改善其政策工具，以应对其所处的新环境。在新兴经济体，注重债务管理的传统做法，需要以更为复杂的资产管理能力作为补充。

　　第三，尽管金融创新增强了风险管理工具的效能，但风险效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风险的下降。实际上，细分和证券化风险方面出现的新机遇，促使许多投资者向风险曲线上方移动。这种转变正给维系结算和运营风险管理的基础结构带来压力。

　　第四，旨在维持金融稳定的监管努力，也需要对流动性技术因素的变化更为敏感。

　　最后，随着人们越来越认为，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要性正在降低，如果其股东希望保持这些机构的有效性和可信度，那么他们将面临一些艰难的决策。就最低限度而言，他们必须达成共识，改善其代表性和治理水平，建立更具可持续性的收益模式，并突出重点。

　　上述5个问题表明，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看似对立的主题实际上是一个更宏观现象的连贯成分——我们所面临的复杂性。它们说明，当今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和市场，是多么希望利用重大结构性变化所提供的机遇。它们同时表明，风险是如何与这些机遇一起演变的。目前正是政策辩论反映这些现实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