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溯宁：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

第一次参加达沃斯：1997年

(一)

　　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是1997年。那时候参加论坛的中国企业家还不多，当时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陈英做了很多的组织工作。现在回头想，当时我去达沃斯的很多感受还是比较表面和肤浅。达沃斯的风景很美，漫天大雪，但并不觉得寒冷；论坛的气氛很热烈，人非常多，大人物也很多，我们心目中的大人物，论坛上基本都能找到，和他们交流也很容易。过去我们参加会议大部分都是单一方式，要么在上头讲，要么在底下听，而在达沃斯，有很多途径可以让你能够进行非常好的互动交流。

　　1997年在达沃斯，有一天晚上有个活动大家要同坐一辆巴士去。我的旁边坐了两个人，右边是知名投资公司Fidelity的老板，左边是墨西哥最大电信公司的老板——据说现在个人财富比比尔·盖茨还多。我那时比较年轻，热情活跃，而中国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刚刚开始发展，我就跟他们讲互联网，这两个人对我都非常感兴趣，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亚信融到的第一笔风险投资1800万美元，其中就包括Fidelity的。

(二)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达沃斯，我觉得达沃斯是一个思想的节日，在这里各种各样的思想集聚到一起来。你背后的企业未必要大，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跟别人交流；只要你的想法有吸引力，交流起来就能得到认可。

　　对企业来讲，去达沃斯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达沃斯的很多话题非常具有前瞻性。今天各行各业都已经开始了数字化进程，但1998年我去达沃斯的时候只有个别人在谈数字化，1999年的时候数字化已经变成论坛主题。1998年达沃斯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话题是电信的放松管制与改革，我当时还在亚信，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亚信，只是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后来未曾想我加入了网通，成了电信改革的参与者。

　　从商业的角度看，大部分的会议都跟商业活动有关系，甚至有一些过于商业化，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活动都很商业。大学、政府也是达沃斯很重要的参与者。我参与过一些大学的论坛，很多学术的话题很有意思，经常让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2002年的达沃斯论坛是在纽约举行的。当时“9·11”刚过去没多久，很多人不敢去纽约，达沃斯却偏偏要在纽约办。我在那次年会上第一次听到了“社会企业家”这个概念，不以赢利为目的，但采取与做企业一样的管理、运营方法。2002年达沃斯就是带着这样的方法和观念到纽约去的，这是一般的会议所没有的东西。

　　另外，达沃斯确实有比较全球化的观念。很多会议，无论是《财富》全球论坛还是其它的投资论坛，基本上是以美国为主。达沃斯不能说不以美国为主，但也有很多欧洲的东西，而且会特意安排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东西。这是组织者在有意制造全球的平衡，便于在论坛上能听到不同人的不同观点。

　　我始终认为，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全球化，都替代不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使沟通变得更加有效、生动，影响更直接。达沃斯制造了这样一种气氛，每个人都在走动，每个人都在交流，每个人都想见更多的人或者是被更多的人见。你在那里会被这种气氛深深感染，而这种气氛别的会上很少有。

　　达沃斯大会里有小会，叫行业会议(governor’s meeting)。行业会议召集的往往是行业里特别重要的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电信行业和IT行业的人在一起开会，有迈克尔·戴尔(戴尔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微软公司董事长)、李泽楷(电讯盈科主席)等人。那天组织方突然安排我做主持人，我很紧张，从来没做过这个工作。比尔.盖茨举手的时候，我说比尔先等一下，我们要按顺序有组织的发言。说完后自己很紧张，但看到我的主持起到了作用，便慢慢放松了。这个行业会议上每个人都抢着发言，争论非常激烈，但也非常平等，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而且每个人的发言都被记到纸上，最后再被总结成一段文字。那时候比尔·盖茨就在讨论平板电脑，电信运营商也已经开始谈互联网，很多新的技术、产品和观念我都是第一次听到。后来我每年参加达沃斯，行业会议都成为我的重点。

　　前年，达沃斯的行业会议上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是“数字生态系统”，这个概念是韩国人讲的。韩国的信息产业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发展非常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并没有走美国自由经济的道路，而是依托政府和几个大的企业结成一个体系，体系里公司间以股权参与、品牌共享、特许联盟等方式形成庞大的“利益共同体”来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打通了信息产业的上下游，并由此完成了韩国信息产业的转型。

　　今天，中国的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战场，运营商、制造商、互联网与媒体在网络宽带化趋势下正酝酿着一场高速融合。面临这个历史性机遇，中国能否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平台，来打通相关产业的上下游，优化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我们所说的“数字生态系统”？我们现在的中国宽带产业基金实际上就在探索这个概念。我们想通过投资公司这种方式把关联企业联系在一起，用理想和远景来统一目标，以股权关系作为法律保障，以沟通和共享作为情感纽带，来探索中国独特的“数字生态系统”的实现方式。

　　而这想法，最初的思想来源也是在达沃斯。

(三)

　　我和很多参会的中国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中国人在参会的组织方面一直做得不太好。

　　首先一点是，中国在论坛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而提升。在商业上，我们强调的是争夺“市场份额”(Market Share)，达沃斯论坛则是争夺“注意力份额”(Mind Share)。但这些年我们在达沃斯争夺到多少“mind share”呢？中国企业家去的很少，占得比重、在论坛的影响都不够，在世界有影响的企业也不多。印度人比我们做得好，他们曾经在达沃斯搞了“印度之夜”。我们中国企业家看了很受刺激，觉得应该搞一个“中国之夜”，但说了三年也没做成。亚洲国家在达沃斯论坛上比较活跃的除了印度之外，韩国也很活跃，去的企业很多。日本不是特别活跃。

　　再有一点是，中国的参会者之间，比如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在会上没有很好的配合和沟通。政府官员去达沃斯，往往只是发言，不做交流，这点很遗憾。

　　近年来中国的崛起是全球有目共睹的。但通过这些年在达沃斯的经历，以及我个人的认识，我觉得中国离现代化、离世界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的企业家无论是竞争能力，还是创新能力，还是资本运作能力，都要迎头赶上；中国要建立优秀的跨国企业，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和世界水准的投资公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

　　“全球化”是中国面临的非常重要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个挑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过去基本上都是外向型经济，出口相对简单一些。但企业怎么纳入到全球的体系中去，不仅仅是作为它的全球采购链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作为主导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关键。

　　作为企业家，在产品纳入到全球化体系之后，也应使思想、文化、人脉纳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中国企业家要把握全球的主流意识和观念，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培养人脉关系，与来自全球的各方面优秀人才进行交流，这样我们的产品、服务才能与国外接轨，我们的战略才能具有前瞻性，才能由全球化的参与者成为领导者。

　　达沃斯就是应对这种全球化挑战的一个模型或者练习场。中国的政府、企业、高校可以通过达沃斯来认识自己，了解外部世界，加入这样一个舞台并成为其中一个角色。

　　对没有参加过达沃斯论坛的中国企业家的建议：首先，对这种论坛不要有畏惧心理。不要担心自己的公司不够强不够大，我1997年参加论坛的时候，公司只有六百多人；语言我始终认为不是一个障碍，真正的障碍还是心理因素。中国在全球的位置和中国的发展已经可以给你足够的自信，把自己当成主人，主动与别人说话，大胆讲出自己的观点。第二，应该舍得在这里花时间，把参加达沃斯当成一种投资和学习。第三，中国的企业家之间需要进行更有效的组织，这样才能有更好地交流、总结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