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头脑，有风暴，一个瑞士小镇与一个中国大型企业----中国移动领导人的心路历程 

　　收到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的来信，邀请我参加今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成长性峰会首次年会。施瓦布教授对此次会议寄予很高的期望，他在信中写道：“组成这次会议的核心将是全球的成长性公司的领导人群体，我坚信，这些公司将会对我们的整个商业社会带来新的变化。”我欣然接受了施瓦布教授的邀请。

　　当我开始为参加大连会议做准备的时候，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今年1月在瑞士的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2007年年会的情景。尽管已经过去半年了，但达沃斯引起的震撼在我的心中一直没有停止。

　　我是受了许多朋友的多次竭力推荐后才决定参加2007年达沃斯年会的。有人说，达沃斯是头脑风暴的论坛。也有人说，达沃斯是结交朋友，寻找商机的最好的地方。有一位著名基金的CEO告诉我，该基金中有三位主要投资人是他在达沃斯年会期间结识的。参加过达沃斯年会之后，我自己也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达沃斯论坛确实是一些有影响力的企业、有影响力的人士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来影响世界的舞台。走进达沃斯，倾听达沃斯，参与达沃斯，亲身感受着达沃斯带来的震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震撼愈加强烈。

　　小镇大话题

　　一个“小”字来形容达沃斯镇再恰当不过了。比起其他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都市，在达沃斯，你会觉得什么都小。城镇小，全镇只有1万3千户居民；街道小，镇上只有两条街道，会议期间每条街道拥挤不堪；饭店小，即使是提前一年前预定的VIP饭店，也只是一间小得只能容下一张小床和小桌子的房间，还要付五星级宾馆商务套间的旺季上浮价(哪怕只逗留两、三天也要支付会议期间全部五天的费用)，每次出入宾馆还需经过比国际机场还要严格得多的安检；宴会厅小，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各国政府、大型公司都安排了众多的宴会，且有当红的世界级演艺明星捧场，邀请函别致漂亮，出席的人士级别很高，但无论是在宾馆还是在有名气的餐馆，宴会厅的面积统统很小。有的宴会甚至是在地下室举行，众多的嘉宾汇聚在狭小的地下室，气都透不过来。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最重要的宴会，要算是1月24日晚上施瓦布教授夫妇宴请与会VIP的招待会了。招待会在达沃斯镇上最著名的餐馆Post Hotel举行，餐馆很小，宴会前，嘉宾聚集在餐馆的休息厅里相互举杯交谈，嘉宾中包括一些国家的总理、首相，而休息厅也就100多平方米大，200多位嘉宾只好挤来挤去，用“摩肩接踵”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达沃斯如此狭小的空间，却集聚了2400多位各国政要和来自全球的世界级企业的领导人和其他重量级的人物，酝酿着影响世界的大话题。达沃斯论坛聚焦于全球持续发展、人类合作共存等方面最紧迫的话题，强调对全球发展的责任，号召各界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所言，世界的新生、繁荣与和平，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够实现。这样的合作关系，不仅仅是各个政府和国家之间的关联，更是世界范围内各个领域的联系。

　　1月24日早晨，我从苏黎士出发，乘坐汽车沿着蜿蜒山路来到了达沃斯，当天中午就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下设的国际工商理事会的活动。工商理事会由大约100位世界各大公司的董事长和CEO组成，中国移动是该会的会员。该理事会的愿景是：在受益于世界经济论坛组织良好的高端网络资源和动员能力的同时，理事会成员能够以低调的非正式渠道，争取就全球性的关键问题得出更优理解。

　　理事会的活动非常低调，没有媒体参加，活动内容也从不做报道。在理事会会议上有许多熟悉的面孔，我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包括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英国电信CEO本·韦华恩(Ben Verwaayen)、摩托罗拉CEO爱德华·詹德(Ed Zander)、法国阳狮董事长莫里斯·列维(Maurice Lévy)、德勤董事长白礼德(William Parrett)、戴尔董事长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等，还认识了一些来自印度和埃及等地的企业家。

　　会议第一阶段讨论的是“全球天气变暖及企业界的责任”。会议气氛热烈，有观点，也有争论。一个清晰的共识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全球性企业还是区域性企业，在发展中保护大气环境是一个共同的责任。我印象很深的是，会议的主持人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强调。

　　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金融市场和企业管制问题，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发了言。显然，企业界对美国资本市场的管制有自己的看法。在对“如何评价美国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措施？”的投票表态中，80%以上的投票者在“宽松、合适、过度”中选择了“过度”。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问题是：“继纽约、伦敦、香港和巴黎后，哪个城市最可能成为世界第5大金融中心？”可选择答案：“法兰克福、东京、新加坡、上海、圣保罗、约翰内斯堡、苏黎士、斯德哥尔摩”，76%的成员选择了“上海”。对每个问题的投票只有45秒钟的等待时间，根本来不及仔细思考，相信这些答案反映了与会者最直接的感受。

　　两个话题，两个大环境的讨论，人类生存环境和企业生存环境。前一个着眼于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后一个聚焦是社会对企业的影响。会议过后快半年了，两个问题所引起的思索一直没有停止，一个越来越清晰地感受是，这两个话题正是当代企业生存和发展两大主题，也是企业影响世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当我们在谈到企业的影响力时，也许过多地集中于规模、产品竞争力、品牌影响力以及对投资者的回报。但在达沃斯，当众多世界级的企业家集聚的时候，所看到和听到的不是单纯的商业观点，而是社会的观点。在这个讲坛上，企业置身于企业公民的角度，强调的是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同时，也组成了一个企业家的阵营，对约束自身的社会规范施加影响。总之，企业在达沃斯这个舞台上，在商不言商，用社会的视角，社会的语言发挥着对社会的影响力。企业影响力首先应该是对社会的影响力，这是我的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谷歌化”还是“手机化”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基调通常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首先提出的。2006年10月24日，施瓦布教授在英国伦敦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2007年年会的基调。

　　11月17日，施瓦布教授将他在伦敦的演讲稿发给了我。当晚我读了施瓦布伦敦演讲的全文。演讲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正处在一场变革的中间阶段。有人称这场变革为全球化，也有人称这场变革为知识革命。不管称什么，一种趋势正在形成。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权力的转移。权力正在从中心向外围转移，垂直支配和控制结构正在被社会沟通和合作平台的水平网络所替代。权力的分布越来越广泛。托马斯·弗里德曼告诉我们世界是平的。”

　　其中，让我特别关注的是施瓦布教授说的以下这段话：“为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这场变革，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150年前发生过的一场类似的变革，当时，随着铁路网络的建成，第一条跨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的敷设以及打字机的发明，地球活动的基础从分散的地域向国家层面集中，从农村向巴黎、柏林等大城市转移。但是，仅仅过了150年，世界经济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整个农业和工业的基础都被转移到被信息和创新的包围之中。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随着互联网的演进，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的‘谷歌化(google-ization)’。今天，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互相联系沟通。Web 2.0将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改变我们的家庭生活方式，包括选择商品和购买商品等。”他说：“这是一次影响我们社会的意义深远的变化，我们需要像重新设置计算机那样地重新设置我们自己。要保持国家和公司持续发展的唯一方式是不断地更新知识基础并将永久的创新作为维持竞争力的基本驱动力。”

　　这段阐述很精彩。但在我阅读这段话时，头脑中闪过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谷歌化(Google-ization)’而不是‘手机化(Cellphone-ization)’”？从中国移动的实际出发，我认为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的数字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和娱乐的方式，促进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通信网络在建立无处不在的数字生态系统中正发挥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手机延伸了人的耳、嘴和眼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手机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到2007年末，全球将有约30亿人使用手机。如果施瓦布教授所说的“使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互相联系沟通”的情景用“手机化”来描述不是更贴切吗？

　　施瓦布先生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后，在去年12月发邮件给我表示赞同。今年1月24日，世界经济论坛2007年年会开幕的当晚，我与施瓦布教授夫妇有一次短暂交谈。施瓦布教授首先祝贺中国移动用户总数突破3亿，然后又自然谈起了“谷歌化”和“手机化”的问题，并再次对我的建议表示赞赏。

　　什么才是影响世界的力量？正如施瓦布教授所言，信息化正在改变着世界，信息化“是一次影响我们社会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将使我们“见证一场权力的转移”。当企业从社会的观点出发，在完成企业利益目标的同时去追求对社会进步的改变的时候，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带动和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的数字生态系统”影响的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效率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它将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活环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理念和行为，从而创造一个“平的世界”，这一切，都将依赖于创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