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十年，一日畅谈，没有唏嘘，只有赞叹。与会者一致认为：以较高规格、站在较高层面对北京国际音乐节进行认真的回顾，是对北京国际音乐节十年辛苦耕耘、终于修成正果的恰当回报。时至今日，大凡文化，多以“活动”呈现，国人对此喜忧参半。不妨勘察一下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足迹，管窥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文脉，看看人家有多么靠谱——一步一个脚印，持续成长，并以持续的成长引发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必要普及。相对于国人的平均音乐素养，它无疑是超前的。

    蔡赴朝（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国际音乐节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联合主办的一项国际文化艺术盛会。在文化部和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下，北京国际音乐节秉承国际水平、中国气派、北京特色的宗旨。历经10年的建设与发展，以其高水准的艺术质量、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成功的运作模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音乐节，成为首都北京的一项标志性的文化活动。可以说，北京国际音乐节的10年，是开拓创新的10年，也是硕果累累的10年。

    李冬文（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委员、文化部外联局局长）：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年一个台阶，逐步发展成目前在国际上具有知名品牌素质的一个专业性的国际音乐节。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北京国际音乐节生逢其时，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顺应了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渴求。它的成长、成功，不仅有力地配合了我国对外文化交往的政策性需要，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打造了一个优秀的平台，为促进中国和世界艺术家之间及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建立了一个长期而稳固的渠道，同时还满足了我国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借鉴国外优秀文化作品的需求，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国外优秀作品的需求。

    音乐节成功的同时也印证了中央提出的在文化外交中应贯彻全国一盘棋方针的正确性，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相互配合，共同推动我国对外文化事业的典范。北京市委市政府和文化部一道为这个活动的开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保证音乐节的健康发展和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邓榕（北京国际音乐节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时值北京国际音乐节举办10周年这一盛事，看到这么多来宾和各界人士光临研讨会，作为较早参加音乐会工作的一名义工，不禁感慨良多。1998年第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举办时，我只是作为一名音乐爱好者观看演出。那时我只是十分惊讶在北京竟然能够举办这么专业的音乐节，在那时候的北京，不要说举办音乐节，就是到剧场现场听音乐也不能说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在剧场里，不但嘈杂的人声扰乱视听，就是那些在场内任意游走、拿着相机咔嗒咔嗒不停照相的记者，也让人心烦不已。对不起，今天这么多媒体在场（笑）。

    我和我的单位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参加国际音乐节的工作是从第二届开始，我们的体会是举办这样一个音乐节，参与音乐节的各项工作，是在从事一项社会工作、参加一项社会活动。经历10年，感受良多，简而言之有三条：

    第一，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工作经验是始终坚持专业化管理、国际化运作的方针。

    第二，举办这样的音乐节要有宽广的文化视野，举办音乐节的宗旨要着眼于音乐，但并不囿于音乐。比如音乐节让众多参与工作的青年义工找到令人身心愉快的文化参与感。又比如让众多参与赞助的中外著名大企业、大银行在为中国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找到企业更宽广的文化价值。

    第三，举办这样的音乐节，要着眼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北京国际音乐节展示的音乐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其中有西方经典音乐作品，有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作品，有外国民族器乐表演，有中国京剧、昆曲等戏剧作品。

    吴祖强（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歌剧项目在这几年的音乐节中是一个很大的亮点，我着重谈一谈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歌剧制作。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进入北京国际音乐节历程的歌剧剧目。

    第一届是意大利歌剧——大作曲家普契尼充满人性光辉的真实主义歌剧《艺术家的生涯》，第二届是历演不衰的法国歌剧名作——比才的《卡门》，第三届是与《卡门》格调完全不同的法国的歌剧《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这一届还引进了意大利维罗纳歌剧院的原班制作的普契尼的《托斯卡》。第四届正值纪念歌剧大师威尔第逝世100周年，由波兰华沙国家歌剧院演出的《纳布科》，成为这届歌剧的高潮，这部歌剧的演职人员多达300名。

    第五届音乐节的歌剧剧目所引进的国外制作，在艺术视角上的安排有一个很大的切换和转变，展示的是莫斯科海利根歌剧院演出的20世纪现代派歌剧、奥地利作曲家贝尔格的名作《璐璐》，这的确是在我国难得一见的歌剧。第六届音乐节演出了莫扎特的著名歌剧《魔笛》。这场演出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北京的国际音乐节和澳门国际音乐节首次联合打造歌剧，班底是中央歌剧院的歌唱队和意大利的国际乐团，美国的新奥兰多歌剧院提供了布局，可以说是一次国际友好合作。这届音乐节还制作了中国当代歌剧之夜，安排了郭文景的两部歌剧——《夜宴》和《狂人日记》在国内的首演，为加大力度推广中国作品做出了贡献。第七届正好是中法文化年，音乐节的开幕式是著名的法国歌剧，大作曲家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由法国的图卢兹市政厅歌剧院提供制作，阿诺·贝尔纳任导演，上海歌剧院的合唱队及中国爱乐乐团和许多中外名歌唱家合作演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这届音乐节还上演了对歌剧进展起到巨大作用的17世纪初的蒙特威尔第的古典歌剧《奥菲欧》。本届也推出了华人作曲家温德清先生作曲和编剧的新作品《赌命》，这是一部多风格的现代歌剧。

    特别令人们激动并且不会忘记的是2005年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组织者以巨大的魄力邀请了德国纽伦堡歌剧院制作的瓦格纳的四连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连续4个晚上的《指环》的上演是我国歌剧史上难以想象的大事。

    最后当然应该提到第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这届音乐节居然有4部歌剧先后上演。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来北京演出了威尔第的《茶花女》。第二部是德国圣彼得堡马林斯基剧院以音乐会的形式演出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著名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这也是这部歌剧在我们国家的首演。第三部歌剧是米兰小歌剧院演出的莫扎特著名的歌剧《女人心》，然后是上海歌剧院以中文演唱的肖斯塔科维奇早期的现代歌剧《鼻子》，这是以果戈理著名的作品来改写的。

    北京国际音乐节9年来在积极引进国外经典歌剧和许多音乐家、歌剧艺术名家来华献艺的同时，还不拘一格地自行制作了不少的歌剧。先后在音乐节的歌剧中参与演出的有中国许多著名的音乐表演团体，比如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广州交响乐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和交响乐团、中国歌剧院歌唱团和中国爱乐交响乐团等等，使得国内的音乐家和院团有了更多的实践机会，也提供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平、大家共同开展并且促使我国歌剧艺术快速前进的新天地。

    降巩民（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这10年虽然看着比较长，其实是转眼一瞬间，刚才在介绍这些情况的时候，我还回想起了，因为我是第一任的北京音乐台台长，最初谈国际音乐节的时候是在地下室，我、邵军、张树荣和余隆4个人坐在一个小桌子旁吃饭。当时说只让余隆办两、三年，他非要签署一个协议。我们的心情是：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人，让他办100年。

    10年过去了，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是参加这个活动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高层人士特别多，我印象中有一届最多，有134个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参加了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活动。第二，国外艺术家参加音乐节活动的人数最多达到了1500至1600人次，所以被誉为在国内的外宣工作，可以说，这个活动虽然没到国外去，但是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绝非一般。第三，它是从整个专业化的水准、高艺术化的水准和一个非常完整运作团队起点，应该说从一开始定位和水准就比较高，以后逐年地提高，应该说在国内的艺术节中大概是最好的。因为咱们从解放以后，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所有文化需求都是政府操作项目，唯独这个项目可以说开了一个由社会办艺术节的先河。

    徐沛东（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我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是我国在本土举办的非常有创建性的一个音乐节，北京音乐节的策划理念、艺术标准、组织机构、运作程序等等，从一开始就突破了我国计划经济下区域化和会演式的常规模式。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成就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拓文化视野、培育观众市场。从1998年的第一届开始，音乐节从境外邀请的名团、名家名副其实，这就使艺术化的音乐节同许多鱼龙混杂的商业演出有了本质的区别。

    第二，推动本土创作，重塑民族尊严。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国际化和本土化并重上做出了特色，强力推介中国音乐家和中国作品，卓有成效。

    音乐节还为我们民族传统戏曲安排了特定的席位，如首批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牡丹亭》、《桃花扇》，最具有国粹精华的交响京剧《杨门女将》。

    第三，延伸教育功能，提升全民素质。北京国际音乐节在项目运作的模式和资源开发的利用上，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理性思考与务实作风。有本事请大师上台演出，也有本事请大师进校园讲课，音乐节主办的大师班，成为音乐学院引进外援的有力的支持和必要的补充。北京国际音乐节一直坚持儿童音乐免费开放这样一个特色，这就意味着一个远期投资的项目和培养扩充观众群的工程。我认为，北京国际音乐节是一项带有公益性质的文化基础建设工程。我们应该很好地爱护北京国际音乐节，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北京最富有含金量的独立品牌，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高端品牌。

    还有很多名家发言，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现，留下遗憾，仿佛用来憧憬北京国际音乐节未来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