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自己的机遇，郎朗说：“那天清早，IMG经纪公司经纪人打电话给我：‘快起床，如果你想成为著名钢琴家的话，就赶快起床，否则就继续睡吧。’我回答说：‘我当然想成名，但是请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才知道著名的美国钢琴家安德列·瓦兹患了重感冒，当晚不能参加演出，他们让我代替瓦兹出场，在拉维尼亚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上演奏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斯特恩先生是音乐会的发言人。当时是斯特恩先生介绍我上台的，这对我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音乐，在开始演奏以前，他对我讲了许多有意义的话。我记得在音乐会最后，在乐曲的最后几个音符还没结束以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为我鼓掌。我站了起来，当时想：哦，这就是我的梦想，现在我真的能开展我的事业了”。

    郎朗初次在家里的收音机中听到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时，只有2岁。“你永远会记得那旋律，因为它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在结束了同芝加哥交响乐团和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合作录制该协奏曲后不久，郎朗回忆说：“自从小时候，我就一直梦想着演奏这部协奏曲。”郎朗3岁开始学习弹钢琴，9岁的时候开始练习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部令许多有经验的钢琴家都感到为难的作品，即使对于作曲家本人所器重的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来说，也是如此。13岁的时候，郎朗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就与中国青年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这部作品。

    1999年，在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上，郎朗临时代替因病无法登台的钢琴家安德烈·瓦兹上场，演奏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他完美驾驭这支曲子的能力以及同芝加哥交响乐团珠联璧合的演绎为其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自此，郎朗声名雀起。那个夜晚对于这个17岁的钢琴家而言无疑是个突破和转折。郎朗说“这次演出对于我开拓事业来说非常重要”。听着芝加哥交响乐团录制的唱片长大的郎朗发现，他现在可以同这支著名乐团一起，在舞台上共同分享掌声和荣誉。那个晚上的许多记忆一直萦绕在郎朗的脑海里，3年后，他重返芝加哥同芝加哥交响乐团共同录制这首协奏曲，郎朗满意地说：“我们始终都很‘来电’，彼此间的联系很紧密”。

    话从头说起，在1891年，也就是作曲家辞世前两年，芝加哥交响乐团就演奏了柴可夫斯基这部降B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自此，就像许多世界著名的乐团一样，芝加哥交响乐团便经常与著名的钢琴家合作演奏这部协奏曲，其中包括：尼古拉·鲁宾斯坦、弗拉德米尔·霍洛维茨和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当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在乔治·索尔蒂爵士指挥下为庆祝乐团成立百周年而演奏该曲。现在，在乐团下半年波士顿音乐厅的录音季里，艺术总监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亲自执棒，担任指挥，由郎朗担任钢琴独奏，值得骄傲的是，他是同该著名乐团合作的第一位中国钢琴家。这次录音在郎朗年轻的生命里带动起一系列的连锁――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芝加哥交响乐团及其交响音乐厅（2000年，他曾在那里成功举办独奏音乐会），还有他一直崇拜和仰慕，现在变成合作伙伴的巴伦博伊姆。“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心对心的、触及彼此灵魂的体验，”年轻的钢琴家这样评价他们的第一次合作。

    尼古拉·鲁宾斯坦曾经断言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根本无法弹奏，这个结论是音乐史上“著名的几个”比较偏颇的说法之一。鲁宾斯坦曾指挥过许多早期交响乐的世界首演，其中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柴可夫斯基本人亦认为他是莫斯科不可多得的优秀钢琴家。1874年圣诞前夜，当作曲家给鲁宾斯坦演奏他新创作的这部钢琴协奏曲时，令作曲家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乐章结束以后，鲁宾斯坦居然一言未发。整个曲子完了之后，鲁宾斯坦直言不讳地说独奏部分根本没办法演奏，并且音乐本身也是俗不可耐。然后，他建议柴可夫斯基彻底重新创作该曲，但是柴可夫斯基却坚持己见，一个音符都未做改动。

    是年冬天，柴可夫斯基将该协奏曲寄给曾师从于李斯特的传奇钢琴家、演绎瓦格纳的高手（指挥过《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首场演出和《纽伦堡名歌手》）汉斯·冯·比洛。比洛在回信中写到：“这些想法非常原始、充满高贵的气质和力量”。早在19世纪60年代比洛就已逐步隐退，接到柴可夫斯基的曲谱时他刚刚复出不久，此刻他成为该协奏曲的题赠者，并决定于1875年在波士顿进行首演。首演后的第二天，他给莫斯科发了封电报，告诉柴可夫斯基该曲获得了绝对的成功。鲁宾斯坦也很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在首演后不久开始演奏这部降B小调协奏曲，同样获得巨大成功。“1875年还不可能的事情在1878年就变得完全可能了，”柴可夫斯基当时这样说。

    这部协奏曲最著名的引子，其辉煌的弦乐旋律驰骋在钢琴那雷鸣般的和弦之上，事实上这也是作品最著名、同时最令人困惑的部分。在戏剧性的圆号召唤下，柴可夫斯基设计了一个“错”的降D大调旋律，之后将主题完全展示，令人信服，尽管人们还期待着，但是它却再也没有出现。随后出现的素材闪烁着光彩夺目的颜色，管弦乐十分辉煌。然而，作品即使是有这样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开场，其余部分却是一直低缓从容。整个快板乐章很长，很细腻，充满了典型的柴可夫斯基格调，就像一连串钢琴独奏的八度和弦，被冠之以高贵的华采乐段。行板，有些像慢乐章，有些像谐謔曲，从头至尾都十分轻快，富有魅力，十分感人。末乐章包含了一首源自于乌克兰旋律的俄罗斯舞曲，以一个庄严的尾声结束，使其与协奏曲开始时那种宏伟的气势相互呼应，但却没有回到同样的主题。

    郎朗说：“这是一支可以激发起人们许多想象的曲子，乐曲一开始，雄壮的音乐一涌而出；好像俄罗斯的凯撒，即冷静又活跃。然后，突然变了节奏。它的伟大之处是让你感受到一种冲击，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会在地球上，一会儿又上了火星，你可以感觉到脑海里有整部生动的电影。你还会想到一些英雄的故事，会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典型音乐，像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哼唱民谣，非常原始，这样的一些人在大街上走着，非常人性化。真的，你就像是生活在音乐里”。

    说到门德尔松的G小调钢琴协奏曲，同样也是一开始就获得成功的作品。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作曲家1830年在歌德建议下进行的一次的意大利之旅――这是这次旅行同样激发他创作了深受欢迎的“A大调交响曲”。门德尔松说，在罗马时，他在头脑中已经完全构思好了这首交响曲，回到慕尼黑后，花了3天时间将这些想法落实在纸上，的对话之中。再拿他的暗示来和贝多芬相比——同样也是跨越了一大步——门德尔松把三个乐章合并为一个，运用了一个简短的号角似的乐段，将激烈的开始部分快板引入精巧的行板，然后进入活跃的末乐章。行板是一首无词歌，中提琴和大提琴将动人的旋律唱给钢琴，之后呢，钢琴以描绘得十分精致的旋律给予应答。辉煌而一往直前的末乐章在激情与优雅之间构建了一种及其美妙的平衡。

    将粗旷的柴可夫斯基作品与精致的门德尔松作品录制在一起，是郎朗的主意，目的是“展现另一种音乐体验，同时也展现艺术家能够做到的另一面”。门德尔松同样在影响郎朗的作品当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郎朗公开演出的第一部钢琴协奏曲，那时候他只有7岁（录制这张唱片的时候，郎朗的年龄与门德尔松当年首演这部作品的时候年纪相仿）。此外，他赴美就读于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格利·格拉夫曼，并在获得了柴可夫斯基青年音乐家比赛的大奖之后，于2001年重返中国，这5年以来，他是第一次演奏这部作品。所以，在与DG唱片公司的首张录音中，显而易见，无论是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郎朗都将柴可夫斯基和门德尔松浪漫主义协奏曲的演绎作为代表其艺术生涯的经典作品。

    巴伦伯伊姆这样说郎朗：“他可以用他演奏的任何几个音符给你讲故事，他谙知他所表演的每一个细节。一般说来，能将乐器控制得如此有技巧，几乎是完美的人，很难再有精力去领会音乐的精神或者说很难再对表达音乐本身持有较高的灵敏度，但是郎朗很自然地就做到了，人们甚至认为他理所当然地能做到二者兼顾。他相当出色，就像一只在钢琴上的猫”。

    说到这张唱片曲目的偶然性，巴伦伯伊姆接着说：“我在美国指挥的第一支曲子是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当时是1956年，同纽约爱乐乐团合作的一场半私人性质的音乐会，钢琴独奏劳伯斯先生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家。所以，现在我很希望能同郎朗合作一次，他们的风格很相像，因此就有了这次录音。”

    乐队的首席罗伯特·陈说：“郎朗是位非常出色的钢琴家，很容易配合。你根本不用担心他，弹奏的棒极了”。

    单簧管首席拉瑞·卡姆斯说：“郎朗可以做到任何你想让他做到的事。他是世界级的演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