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伊斯兰教在西夏的流传情况，因为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保留下来，所以我们还无法对该问题作细致而又具体的探讨。但史料中一些相关的零星记载，却只言片语，十分珍贵，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相应的佐证。本文拟根据这些相关记载，对西夏伊斯兰教作初步探讨，以期对西夏时期的宗教的研究有所裨益。
   
　　西夏笃信佛教，道教在境内也很流行，加上文献记载的匮乏，所以学界多认为西夏与阿拉伯、波斯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交往不多。尤其是宋天禧三年(1019年)之前，大食国“每人贡，路由沙州西界以抵秦亭。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于是，到了天圣元年(1023年)，人内副都知周文质建议，大食进贡，“虑为西人所掠，乞令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诏可”。这条史料常为学者引用，并且据此认为西夏时期阿拉伯人均通过海路来华，陆上丝绸之路已被西夏隔绝，西夏和阿拉伯世界没有多少来往。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西夏有没有阿拉伯人，伊斯兰教有没有传人西夏呢?我们从以下几方面人手进行分析。
   
　　西夏从夏州割据政权建立到被蒙古灭亡(881—1227年)，在长达三个半世纪里，历代统治者基本上采取了开放的对外政策，对各种外来文明均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故而能左右逢源，奠定了长久立国的基础。西夏对宗教的政策也是如此，因此境内不仅有佛教、道教盛行，而且还有景教流传。仅佛教一种宗教，西夏也采取了包容并蓄的态度，不但吸收了印度佛教思想，而且大力借鉴了中原佛教、吐蕃佛教、回鹘佛教乃至辽金佛教的思想文化，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又极具包容性的西夏佛教。西夏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政策，为伊斯兰教像其他宗教一样在其境内流传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和波斯帝国有着友好的交往历史，在丝绸之路的一些城镇，如吐鲁番、敦煌、天水、陇西、陇南成县、临夏、兰州、西安等地，均有古代波斯银币出土，说明中国古代和阿拉伯世界友好交往由来已久。唐宋时期，许多阿拉伯人经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西北、内地，他们或作为使臣出使宋、辽、夏、金各国，或前往各国经商，从而也将伊斯兰文化带到了这些国家。元修宋、辽、金三史，《宋史》专门立有《大食传》，辽、金二史中亦有不少关于大食和当地穆斯林状况的记载，均反映出当时宋、辽、金各国的穆斯林活动情况。关于宋、辽、金时期西北地区穆斯林的活动状况，邱树森在《回族族源问题刍议》一文中已有论述，兹不赘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西夏推行的是开放的对外政策，与周边各民族政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商贸和文化往来，以擅长经商著称的阿拉伯商人，不会只在宋、辽、金从事商贸活动，而不去与各政权有密切关系的西夏经商。史实证明，西夏亦有不少阿拉伯商人，这些阿拉伯商人往来各地进行贸易。阿拉伯人在西夏的活动，就使伊斯兰教在西夏流传成为可能。
   
　　关于西夏境内的阿拉伯人，笔者翻检西夏文法律典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下简称《律令》)，共找出5条关于“大食”的记载，尽管不多，但能说明阿拉伯人在西夏活动的情况。现分别将这几条史料摘录如下：
   
　　向他国使人及商人等已出者出卖敕禁物时，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人、商人，已卖敕禁物，已过敌界，则按去敌界卖敕禁物法判断。已起行，他人捕举告者当减一等，未起行则当减二等，举告赏亦按已起行、未起行得举告赏法获得。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口当还给。此外其余国使人、商人来者，买物已转交，则与已过敌界同样判断。若按买卖法价格已言定，物现未转交者，当比未起行罪减一等。
   
　　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弓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时此方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若违律无有谕文，随意买卖，超额运走时，按卖敕禁法判断。
   
　　谍案：汉、契丹、西番、西州、大食等中使转传谍诏……
   
　　大食之骆驼数依所成幼仔交纳。
   
　　大食之骆驼毛绒、酥不须交纳，牧者持之。
   
　　前两条是《律令》卷七《敕禁门》西夏政府关于与大食、西州回鹘使者、商人从事贸易时，如果违规的处罚规定，其中特别提到大食和西州回鹘的使臣和商人。从这两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西夏从事商贸活动的大食人不少，这些大食人往来于西夏与周边各政权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大食使者和商人也从事一些走私贸易。第三条是《律令》卷九《事过问典迟门》中关于大食等国使者从事间谍活动的相关刑事处罚规定。西夏法律将案件分为密案、搜交案、磨勘案、军案、官案、家案、大卢令案、口案、刑案、谍案等，每次审判按以上顺序依次进行。尽管谍案条文已残缺，但能反映出在西夏有从事间谍活动的大食使者。后两条是《律令》卷一九《畜利限门》中关于大食骆驼登记注册和向政府缴纳骆驼毛绒、酥等的相关规定。西夏骆驼、马、牛、羊4种牲畜中，除马之外其他3种，每年都要向政府缴纳规定数量的毛绒和酥。这些牲畜都要登记在册，并且同时登记有相应主人的姓名，由群牧司负责具体收缴工作，然后上报皇城司、三司、行宫司。大食骆驼要按照所成幼仔的数量向政府缴纳，并登记注册，但不用缴纳毛绒和酥，应向政府缴纳的部分归“牧者”所有。由于该法律条文没有说明“牧者”是何人，所以很难判断“牧者”到底是不是大食人，然而这两条条文却说明西夏有为数不少的大食骆驼。这些骆驼应当是大食使者、商人前往西夏的交通工具，由此反映出大食和西夏之间经常互派使者，有不少大食商人在西夏从事商贸活动。大食使者、商人应该是从陆路来西夏的，一方面他们不可能舍近求远放弃陆路而走海路绕到西夏，另一方面骆驼有“沙漠之舟”的美称，大食骆驼只能通过陆路来到西夏。既然有不少大食人来到西夏，那么他们把伊斯兰教带到西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此外，西夏种植的植物中有回回植物。西夏文辞书《文海》收有“块根菜”一词，解释为“蔓菁类也”。蔓菁即是回回植物，原产于阿拉伯国家。元代著名饮食专家忽思慧《饮膳正要》解释说：“蔓菁，味苦温，无毒，主利五藏(脏)，轻身益气。蔓菁子明目。”蔓菁根，阿拉伯语为saljam，元时译为沙吉木儿，“沙吉木
儿，味甘平，无毒，温中益气，去心腹冷痛。即蔓菁根”。回回植物蔓菁种植于西夏境内，至少有助于说明西夏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交流状况。
   
　　西夏的经济基础是农牧并举的半农半牧经济，这就要求西夏与周边各政权之间发展积极而又频繁的贸易往来，以形成对牛农半牧经济的互补。正如宋人司马光所说：“(西夏)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夏宋之间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榷场进行的。夏宋主要榷场是保安军、镇戎军、高平砦等处。通过榷场进行的贸易物品很多，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双方投入的贸易货物有20多种，西夏以马、牛、羊、骆驼等畜产品为主，还有青白盐、大黄、枸杞等，宋以茶、丝织品为主。夏金榷场贸易也很频繁。金皇统元年(1141年)，“夏国请置榷场，许之”。其后，陆续于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夏使至宋、辽、金等国，也往往允许带货物交易，如辽兴宗就曾下令“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夏使至金，许带货物与富商交易”。西夏利用地处“贸易华戎”
的有利位置，发展回鹘、吐蕃以及其他远蕃同中原的转手贸易，“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如《律令》所载，西夏与回鹘、大食等的贸易亦很兴盛。西夏对外贸易的需求和大食商人的擅长经商有共同的利益驱动点，史籍中有不少阿拉伯人在西夏经商的记载，就是双方积极发展经贸往来的有力证明。
   
　　 以上所述说明西夏有不少阿拉伯人，西夏与阿拉伯世界有正常的政治、经贸交往，那么西夏到底有没有伊斯兰教呢?著名史学家吴天墀先生根据《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唐古忒大州(即沙州)的一条记载，在其大作《西夏史稿》(修订本)中认为“元代早期，或者西夏王国末期”，西夏领域有着伊斯兰教存在”。应当说，伊斯兰教于西夏时期就已在其境土流传的推论是合理的。因为马可波罗所记西夏故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大致是西夏时期的遗风，更多地反映的是西夏末期的社会生活状况。这正如何高济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译本前言中，评价鄂多立克关于中国南方一个富人的豪华生活的记载时所说：“与其说这描绘的是元代大地主的生活，还不如说揭露的是南宋末年贾似道等的荒淫。”鄂多立克在中国旅行，大致在14世纪20年代，这时距宋亡已有四五十年的时间。马可波罗大致于13世纪70年代经过西夏故地，此时距西夏灭亡也就四五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马可波罗所记伊斯兰教的流传情况，与其说是在元代早期，还不如说反映的是西夏末期的情况。而马可波罗关于伊斯兰教的描述，不仅仅见于唐古忒州，而且遍布整个西夏
故地，应当说伊斯兰教在当地已流行了较长时间，只不过其势力远远不如佛教和道教而已。元初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安西王阿难答使依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大部分皈依伊斯兰教””，当与西夏时期伊斯兰教的流传不无关系。很难想象阿难答的15万大军，如果没有一定的伊斯兰教信仰基础，在一夜之间会大部分皈依伊斯兰教。
   
　　关于西夏故地伊斯兰教的流传情况，让我们还是先看看马可波罗的记载。马可波罗在经过沙州(Saciou，今甘肃敦煌)时，称当地的确有一些撒拉逊人(Saracens，即穆斯林)；经过甘州(Campcio，今甘肃张掖)时，见到一些礼拜穆罕默德的人；在额里湫国(Ergiuul，即凉州，今甘肃武威)，马可波罗见到的居民有三种，除了偶像教徒(即佛教徒)和许多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外，还有一些礼拜穆罕默德的撒拉逊人，在额里哈牙国(Egrigaia)的哈剌善(Calacian，今宁夏银川)，居民中亦有许多撒拉逊人”…。从马可波罗的记载来看，西夏故地确有不少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在当地已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西夏时期，其境内活动有不少阿拉伯人，他们或担任使臣，或从事畜牧业，更多的应是阿拉伯商人，西夏和阿拉伯世界有正常的政治、经贸交往。既然有阿拉伯人在西夏生活，那么他们将伊斯兰教传人西夏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马可波罗所见西夏末期伊斯兰教的流传情况，正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西夏有阿拉伯人，伊斯兰教也已传人西夏，只不过伊斯兰教在西夏的影响远远不及佛教和道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