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贺璐璐 ●发掘名称:宏佛塔拆卸重砌清理●发掘地点:宁夏贺兰县潘昶乡王澄堡村郊●发掘时间:1990年至1991年●主持专家:雷润泽●发掘成果:宏佛塔始建于西夏晚期(公元1190—公元1227年),是一座砖筑的三层八角形楼阁式与覆钵式兼构的复合体建筑,其造型独特,风格古朴,为国内罕见。 距离银川市20公里的贺兰县潘昶乡王澄堡村是一处极其平凡的村落,村南有一处废寺,废寺中孤零零矗立着一座历经风雨、残损不堪的古塔。因塔体下沉造成倾斜劈裂和局部坍塌,有人戏称这座塔为“比萨斜塔”,在当地百姓的口中,这座无名的塔早已约定俗成地被唤作“王澄塔”。 1991年,中国考古学会对外发布了“199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我国首次评定年度十大考古发现。在这份沉甸甸的榜单中,“王澄塔”赫然在列,与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战国大墓、河南殷墟郭家庄160号墓等重大发掘并列。一切,皆源于一座西夏古塔——宏佛塔。在对这座俗称“王澄塔”的残塔进行的修缮清理过程中,出土了一大批残朽的西夏文物。其间,就有带着无限神秘色彩的“流泪佛头像”。 1990年初,国家文物局投资近百万元,于同年6月至1991年10月按拆卸重砌方案对宏佛塔进行了修缮。在修复这座濒临倒塌的佛塔时,于刹座天宫内出土了一大批残朽的西夏文物,同时还聘请了著名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对这批残朽的文物进行了抢救修复整理。这批修复完好的文物包括西夏绢彩佛画幅,彩塑佛像罗汉、力士面像及身像18尊;西夏文佛经雕版 200余块;还有幡带、木雕、木简、琉璃等近100件,其中绢彩画《炽盛光佛图》、《玄武大帝图》及彩塑佛都是宫廷艺匠的力作,也是我国已发现的同类题材的佛教艺术品中的精美之作,对于研究西夏佛教文化、美术史、印刷史提供了系统的实物标本,具有极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初步判定古塔身世 1984年,自治区在进行文物普查时,方才得知这座塔本名“宏佛塔”,文物部门登记著录,公布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风格独特的古塔建于何时?它具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它的内部有什么?一连串的疑问使考古人员急于探明。就在1984年的文物普查中,自治区文物管理部门先后聘请了国内著名古建筑修缮专家祁英涛、于倬云等来到宁夏,专家们在自治区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对这座残高28.29米的古塔进行了仔细的勘查。 仅仅表面的发现就令专家们感到激动:这座下部三层带叠涩檐的八角楼阁式砌筑体,与上部一座完整的十字折角束腰座覆钵式砌筑体相结合的复合形建筑,造型独特,塔体中空外饰彩绘,风格浑厚古朴,是我国现存古塔中仅有的一例,弥足珍贵。 然而,宏佛塔因年久失修,加之地震、地下水位升高及风雨的破坏和侵蚀,残毁极为严重,塔体下沉造成倾斜劈裂和局部坍塌,随时有倒塌的可能。专家们一致认为应将宏佛塔列入重点保护修缮项目,精心组织抢修。这一申请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 1987年至1989年,自治区文物保护部门组织聘请专门技术力量,历时三年对古塔进行钻探、跟踪测量、拍照录相,掌握了各种科学数据、遗构资料,并做好了拆卸修复的工前准备。没有人知道这次修复会发现什么,随之而来的惊喜远远超出了人们事先的想象。 1990年7月1日,对宏佛塔的拆卸修复正式开始。雷润泽先生告诉记者,从拆卸修复工作的起始,大家就抱着探寻的心理细心观察、捕捉和收集塔身遗存的各种文化信息,因为每一处细小的发现,都会为确认这座古塔的身世提供充分的证据。 在宏佛塔的砌塔砖上,专家们捕捉到了历史的信息。塔砖分为方砖和条砖两类,大部分砖背面有手掌印痕,部分为勾纹和素面砖,个别勾纹砖正中有“沉泥”或“固”字戳记。在银川西夏陵、拜寺口双塔和康济寺塔区等西夏遗址中的发掘清理中,手印砖、勾纹砖很常见,而勾纹砖是辽代造塔时的惯用砖,西夏几代帝王纳辽公主为妃,因而会仿习辽风。 专家们在对塔身形制的进一步了解中,发现了极其明显的藏传佛教色彩。宏佛塔的下部三层八角形叠涩檐和倚柱柱头与平座,皆用阑额、普柏方、上施一斗三升跳简单铺作分隔的楼阁式塔身,其营造法式是宋制;而上部由十字折角三层束腰座与圆形四层束腰座、座上筑饰有叠涩线脚的复钟形塔身、上承带圆形相轮的十字折角束腰座塔刹三部分组成的完整复钵式塔,则是接近印度率堵波的藏传佛教建筑形制,塔身粉装彩绘的图案色调,也是藏密艺术的反映。这些细节充分表明,藏传佛教的建筑艺术已深入西夏腹地。
天宫惊现众多瑰宝 就在人们还没从初步确定古塔身世的喜悦中跳离,一个巨大的发现随之而至,这个发现,足以称为“惊世”,这个发现也是使宏佛塔跻身于199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关键。 当工作人员细心地拆卸坍毁的塔刹时,在刹座与塔身顶部塔心柱木孔下发现一方形槽室——“天宫”。这个“天宫”室高1.65米,底边长2.2米,四壁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封顶。发现“天宫”时,所有工作人员的目光都直了,因为 它不是空的,其中装藏着大量珍贵文物。宏佛塔天宫窖藏的发现,犹如开启了数百年深藏的西夏佛教艺术宝库。其中清理出土的绘画、雕塑、雕版、文书等艺术珍品,它不但填补了我国西夏文物的空白,还与本世纪初被掘运到俄罗斯的那批黑城遗宝互为印证补充,为全面认识研究西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断代标本。 惊喜稍稍平抑,专家们还需准确判定古塔的建造年代。拆卸塔身时,专家们在第三层楼阁式塔出檐东北角第135层砌砖上清理出12枚宋代钱币,包括皇宋通宝3枚,熙宁元宝3枚、太平通宝、绍圣通宝等各1枚;出檐南面第135层砌砖上清出宋钱3枚;第129层砌砖上清出宋钱2枚。散置在塔身砌层内的这批宋钱,时代最晚的是政和通宝,铸造年代是公元1111年。在塔身与砌层内除上述发现外,未发现其他时代的遗迹和遗物,仅在塔身底层背侧面和塔室门洞外发现有清代加固修补的砌层和痕迹,砌砖形制规格也异于塔身的西夏砖,这说明该塔自西夏修建定型后,后代未曾重修而留存至今。 经过对宏佛塔上塔柱木和横粱木标本进行碳-14年代测定,得出结论:中心柱距今1140左右,树轮较正年代距今1080年左右;横梁木距今1050年左右,树轮较正年代距今995年左右,测量得出的时间大致与西夏时期相吻合。 曾为西夏佛教重地 将所有的发现综合来看,足以说明宏佛塔是一座西夏时期的佛教建筑,因为众多文物的发现,其负载着西夏佛教文化的各种重要信息一一呈现。 因为年久,“天宫”中的许多珍宝都需要紧急抢修,考古部门将已污染而残破成条状的绢画残片与画轴及时送往北京,请国内顶尖的文物修复专家进行加固修复,抢救出西夏绢本卷轴画14幅,其中较清晰完整的12幅,属唐宋传统画风的绢质卷轴画6幅,藏密风格的曼荼罗(唐卡)6幅。 这类绘画西夏后期较多,但除了河西一些石窟寺保存有一部分壁画和流失在海外的,国内存留发现的极少。宏佛塔天宫发现的西夏绢画填补了我国绘画史中卷轴画的空白。特别是《炽盛光佛图》和《玄武大帝图》,更是卷轴绘画艺术的珍宝,是唐代以来才有的这类题材作品中的精品,其功力和构图神韵均在幸存于世之作品之上。“天宫”发现和抢救出来的这批西夏绘画,因为出土地点和时代脉胳十分清楚准确,因而成为绘画艺术的断代标本,这是保存在俄罗斯的黑城遗址出土的绘画艺术品无法相比的。出土的藏密佛画为研究藏传佛教在北方地区普及流传,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除了珍贵的绘画作品外,宏佛塔“天宫”还出土了大量彩塑像残件,有佛头像、佛面像、罗汉像、力士头像、像身、像耳等,这些塑像造型细腻,生动传神。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专家的修复,共修复出佛头像3尊、佛面像2具、罗汉头像6尊、力士头像1尊、罗汉坐像4躯。河西地区石窟中保存有一些西夏彩塑,但在元明之际又被粉装彩绘修补过。这批彩塑完整保留了西夏时期的原始风貌,弥足珍贵。 在“天宫”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西夏文印经木雕版。考古人员共清理出西夏文印经木雕版残块2000余块,除最大的一块未全部碳化外,其余全部碳化脆裂变黑,但版面刻文大多仍很清晰。大部分版两面均有刻文,部分版仅一面有刻文。 佛经的缮写、刻印和施放,是佛教流传的重要环节,并对西夏书法艺术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目前我国保存下来的刻本已不多见,雕版更是罕见,而宏佛塔发现和出土的西夏版成为文化科技史上的稀世之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的发现,说明宋代发展起来的印刷事业已流传普及到西北,被西夏等少数民族所承袭,并继续向西传播至欧洲;同时也说明,西夏的印刷事业已十分发达,该塔区曾是西夏一处重要的译经印经场所。 关于宏佛塔,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亮点。有专家曾考证,唐代神僧无漏大师圆寂后就安葬在今宏佛塔寺院。当年拓跋氏雄踞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大兴修建寺塔之风。安葬无漏大师“真体”的宏佛塔寺院,是贺兰山的白草谷寺院的山下寺院,当时称之为“下院”。 而著名的“流泪佛头像”也为后人所关注,甚至有了相对应的民间传说。其实,所谓的眼泪是工匠在给佛像眼珠涂料时,黑色釉料过于浓厚滴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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