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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人:改革开放改变我的命运
   我1974年高中毕业,在那个沉闷的年代,高中毕业就是失业。农村的同学回乡务农,城镇同学不是去插队,就是在家待业,我是属于后一种。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在待业期间外出打工,先后到总工会搬砖头,到酱菜场腌萝卜,每天工资8角钱,一年后,被分配到昆山县五七电器修配厂当学徒。

    在工厂每天工作8小时,前三年的月工资分别是13元、15元、18元,一个月发半块肥皂,两个月发一副手套,半年发一身粗布工作服,年底我总是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奖品通常是一只搪瓷杯子或一只脸盆。由于经济拮据,我生活非常节俭,在食堂早餐一碗稀饭、一只馒头加一分钱咸菜,午饭和晚餐每顿只花一角钱菜券。平时不逛商店,况且,店里的商品通常都要凭票供应。为了省钱,我总要等头发长得很长才舍得进理发店消费。那时,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和我一样,生活在温饱或贫困线上。

    1977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激动难抑,这是改革开放的星火,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我随即找出了以前读过的课本,并托在大城市工作的亲戚朋友帮助买书,开始高考复习。我白天上班,每周一、三、五晚上还得参加厂里“批林批孔”政治学习,因此,用于看书、听辅导的时间实在太少。1977年11月,我参加并通过了苏州地区组织的第一轮高考,12月又参加了江苏省命题的高考。由于当时通讯落后,小县城消息闭塞,高考后无法知道自己的考分。1978年1月,通知我参加体检后再也没有消息了。那年春节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春节后又过了两个星期,我觉得录取大学无指望了。

    1978年2月27日清晨,我高中的一个同学一早来到我家报喜,告诉我昨晚他那位在邮局工作的哥哥看到了寄给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已被南京铁道医学院录取了。那天上班我已没心思干活,去车间报到后就请假外出直奔县文教局,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等待消息的考生和家长。一会儿,邮递员送来了一个写着“昆山县招生办收”的文件袋,拆开一看,果真是一沓高校录取通知书。工作人员喜笑颜开地一份份翻着,一份份念着,凡被报到名字的考生瞬间和家长们一起欢呼雀跃,眼看快要翻完,我的心开始颤抖,就在工作人员手中最后一个印有铁路标记的信封上,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真的被录取了……

    那是1978年的初春,在江南这个小县城里还能感觉到阵阵寒气,但大地春回、万物复苏的趋势不可阻挡。在回工厂的路上,我看到小河里的薄冰在暖阳下渐渐溶化,岸边的杨柳在春风中吐出了嫩芽,路上的行人脸上挂着笑意。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人们的思维在萌动,思想在活跃,精神在振奋,为“四化”建设大干一场的热情在积聚,一度冬眠的中华大地和中国人民,开始发出了春的欢笑。我觉得,祖国真正的春天就要来到了。

    由于“金榜题名”来得太突然,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又是春季班,时间不容我多做准备。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三天,我就带上简单的行囊,告别了家乡,乘上了列车,赴南京这座省会城市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就在这一年,党中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随之,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变,我的人生也从此改写。

    那年上大学我23岁,和我住一间宿舍的8位同学中,有的是应届毕业生,年龄刚满十八,还有一位年近四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两代人同堂读书,追求同一个人生目标,只有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特殊年代才能看到。我本人入学前在街道待业一年,在工厂学徒三年,已经错过了读书的黄金年龄,为了补回不幸年代流失的、本该早早学到的知识,我尽力克服人生本能的惰性,毫不吝啬地把生命赋予我的那份光阴和精力朝着自己认定的领域去用心投资,我在校园生活过得很充实。

    1982年12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按照自己的意愿,被分配到常州戚墅堰铁路工厂医院。这是我第二次就业,从事的是我自己选择和喜欢的职业,我非常珍惜,工作也格外努力,第二年就被医院列入“三梯队”后备干部培养名单。

    1985年,随着中央改革开放政策深入人心,作为江苏东大门、上海后花园的昆山开始崛起,我毅然调回原籍,投入到建设家乡的事业中去。最初,卫生局安排我到花桥卫生院上班,从昆山县城到花桥乡有20公里,当年公交车少,我每天早上六点骑自行车出发,下午四点半再骑车返回,不管刮风下雨,义无反顾地往返于这条线路上。1985年底,我调回县人民医院工作,那时医院正处于快速发展期,我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医学本科生,而且读大学前有过工作经历,处事干练,肯吃苦,很快就得到了领导的重用。1991年院领导安排我到上海中山医院进修;第二年进修回来我成功地为一名患者安装了人工永久性心脏起搏器,这是昆山医学界有史以来的第一台心脏起搏器,为本市以后开展心脏病介入治疗打下了基础;1994年我被提拔为人民医院心脏科主任,不久又获得了高级技术职称。

    文革期间,因我祖上是大户人家,在中学阶段就不断遭受工宣队的“白眼”。那时天天讲阶级斗争,时时搞站队划线,我被归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范畴。家里大人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学一门技术养活自己,千万不要涉足政治。多少年来,我一心钻研业务,不管世态炎凉,文革给我留下的阴影太深,我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人的观念慢慢发生变化。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文革中一切被混淆的概念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将重新洗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感到党中央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英明,看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希望,我不再逃避政治,开始关心国家大事。1995年我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1997年担任农工民主党昆山支部副主委;1998年我光荣地当选为昆山市十三届人大代表。

    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发展与完善,健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作为党外人士和中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列入了市委统战部和组织部门考察培养的对象。1998年2月,组织上让我出任市卫生局副局长,从此我放弃了医学专业,从事行政管理,为昆山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努力工作,尽责尽力;2003年我又在市卫生局副局长职位上被提拔为不驻会的市政协副主席;2005年经换届选举我担任农工民主党昆山支部主委;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也是我从工厂迈进大学校门30周年的纪念日,我离开卫生管理岗位,正式赴任市政协副主席一职。

    岁月渺若烟云,往事沉淀心底。回首30年,我感慨万千:30年风雨兼程,30年艰难曲折,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无论是祖国还是家乡,无论是个人还是身边的同事、亲戚朋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成效和功绩不可估量。改革开放改变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命运,成就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梦想。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写下这段文字,以见证30年的变化,因为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的命运与改革开放同步。

(注:《昆山日报》2008年7月8日消息)

来源:《昆山日报》    责编:赵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