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当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构想深圳特区时,对广东省委的领导说:“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革命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推开了“民族希望之门”。党中央毛主席在抗日救亡的历史关头,毅然决定在陕甘宁建特区、杀“血路”,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标本。
在和平建设时期,深圳特区打开了“改革开放之窗”。党中央和邓小平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关键时刻,果断决定在深圳建特区、杀“血路”,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使深圳成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标本”。
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吴南生在回答记者“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贡献是什么”的提问时说:“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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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造就深圳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即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日。
深圳,这个仅有3平方公里城区、6条崎岖小路、一栋5层楼为最高建筑的渔家小镇,带着两脚田泥满手鱼腥,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开始迈步市场经济的征程。
当第一批海外的投资者走过罗湖桥,穿越了半个世纪以来对峙于世界的两大阵营前来投资时,碰到的依旧是计划经济的铜墙铁壁。
1981年,香港中发大同公司与深圳房地产公司联合兴建20层的深圳国商大厦,施工由上级指令性安排给广东一家建筑公司。该公司几次单方面提高造价,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不动工,时过半年不见动静。港商急了:工程造价、质量、进度都不由他说了算,投资者成了局外人,却背着银行贷款的沉重包袱,100多万元的利息只换来工地上疯长的野草。
港商提出要招标,说香港就是这么搞的。深圳听了很感兴趣,决定引入竞争机制,面向全国招标。谁家能又好又快又省完工,那就中标。
谁知这个具有市场意味的举动,竟然引起轩然大波。深圳顶住压力,招标依然举行。此举成为我国基建体制改革的第一炮。
仅仅引入了那么一点市场竞争的因素,就产生了奇迹:当时深圳最高建筑的国商大厦,工期缩短6个月,造价节省近千万元,质量达到优良。
如果说深圳最初是不自觉地在实行市场经济做法的话,那么,随着特区建设的大规模开展,资金、物资、人才的匮乏以及与计划经济的碰撞,使得深圳开始主动突破传统的经济模式,在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深圳先后放开了金融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劳务市场等,在物资供应、用工制度、企业贷款、外汇调剂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破解了国资管理难题,大规模引进了外资,引导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创造了450多个“全国第一”,120多项“世界首创”。每一项改革在全国都引起阵阵回响,每一个突破都给计划经济撕开了道道裂口。
吴南生感慨地说,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辞,罪大恶极啊!可谁能想到,20年后,我们中国却要求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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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改变中国
建立经济特区是我们党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像邓小平这样一生经历了戎马生涯、“三落三起”的老一辈革命家,却用“杀出一条血路来”比喻建立经济特区,其难度、其风险可想而知。
对于建立经济特区,人们从一开始就有不同认识,最大的担心:是不是在搞资本主义?特区初创时期,一场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扑面而来,当时流传的关于经济特区的“警句”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的颜色没变,其它的都变了。”
这也难怪,因为,深圳的每一项探索和突破,都具有石破天惊的影响。
深圳市博物馆珍藏着一把拍卖槌,上有一个金属铭牌:“深圳市政府笑纳”。
当年,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合理利用特区已有的资源,深圳瞄上了脚下的土地。这个大胆至极的想法,在当时来说是“违宪”的举动。
为此,深圳向广东各有关厅局、到北京各有关部委,一路汇报一路探讨一路争论,终于,一个“变无偿用地为有偿用地;变无期限用地为有期限用地;变只能纵向出让为不仅能纵向出让还可以横向转让;变过去行政划拨为按市场竞争配置土地”的改革方案出台了。
1987年12月1日,我国首次土地拍卖在深圳举槌。可是,当时国内找不到拍卖槌,香港测量师学会特意做了一把送来,深圳市政府就用这“舶来品”的槌子一锤定音,敲出了那历史性的一刻。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被称为深圳历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共和国的宪法因此而改写。如今,全国土地拍卖的槌声此伏彼起,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深圳曾发生了一个“四分钱奖金”惊动中南海的故事。
蛇口工业区启动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建造600米的顺岸码头。当时,交通部的一个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规定在定额外,每多拉一车泥土就奖励4分钱。结果,工人积极性高涨,4个月后,一期工程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一个月完工。
但是,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办法,却被视为滥发奖金很快遭到勒令停止,原来疾驰穿梭的车队又回到了慢节奏。
无奈之际,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袁庚只好请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份情况报告,直接送达中南海,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于是,码头工地又恢复了大货车繁忙奔驰的景象。
在蛇口工业区,那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招牌,曾经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如今,这个具有市场经济灵魂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人们学会了尊重效益,学会了珍惜时间,学会了追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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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
未有穷期
深圳大学特区和港澳台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东斌说:“深圳是邓小平精心设计的最富有激情的作品之一。”
深圳这部“作品”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实践。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些论断,使困扰人们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得到廓清,中国开始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曾经泾渭分明的概念联系起来。
邓小平南方谈话,这篇与深圳改革开放实践息息相关的辉煌篇章,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
深圳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之际,梳理改革开放的实践,从理论上总结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十大体系。它们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以资本为纽带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和营运体系;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体系;以商品市场为基础、要素市场为支柱的市场体系;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国民经济核算和企业财务会计体系;以中介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监督服务体系;以社会共济与自我保障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体系;以间接手段为主、面向全社会的经济管理调控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法规体系。
深圳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并未到此为止,而是一直迈步前行,不断取得突破。
2007年12月25日,广东省委召开十届二次全会,主政广东伊始的省委书记汪洋,作了题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讲话,此后,解放思想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在深圳迅速掀起强烈的思想冲击波。
今年1月8日,深圳召开进一步解放思想座谈会。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刘玉浦公开“亮剑”,要求深圳解放思想要做到有胆有识。经历3个月酝酿后,深圳市委、市政府联合签发《决定》,制定了学习追赶的“线路图”:近期目标,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在高新技术、现代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文化创意等优势领域,取得向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先进城市看齐的历史性突破。中长期目标则确定为,携手香港,致力于深港大都会建设,力争在本世纪30年代,使深港大都会与纽约、伦敦、东京并驾齐驱。
2007年深圳人均GDP历史性地突破1万美元。与此同时,一系列的事件也接踵而至。冰雪灾害,汶川特大地震,世界经济危机次第而来,既检验着深圳建市28年市场经济的建设成果,也考验深圳市委市政府驾驭全局的能力。
面对时艰,深圳市委市政府果断“出击”:在企业需要政府的时候,政府不仅要创新思路、创新政策、创新服务,而且要与企业风雨同舟、同心协力、共克时艰。
为了使政府服务有的放矢,从4月开始,市长许宗衡挂帅,副市长参加,放弃休息日,率队下企业基层调研,并在短短两个月,13次主持召开经济工作专题会、企业座谈会,初步摸清企业遇到的问题,一项一项研究破题之招,一项一项落实化解之策。
与此同时,市政府又派出工业贸易百人服务小组,上门对200多家企业调查,与130家企业负责人座谈,收回有效调查问卷200多份,梳理出了深圳企业发展面临的9个方面共127个问题并逐一破解。
一系列紧锣密鼓的行动昭示深圳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和突破,政府始终没有忘记用“有形之手”调控市场,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失范的时候,及时发力,完善市场经济架构,企业反应动作非常到位。
今年3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明确表示:“深圳特区还要办下去,这个特区办下去不是主要在于给予多少政策,而在于深圳特区是全国的一面旗帜,我认为深圳的担子重,因为全国人民乃至国际都在关注你们。”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沿着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华北解放区这条“血路”杀出来,夺取了全国解放的胜利,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到全国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也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杀出了一条“血路”。
随着新一轮解放思想号角的吹响,深圳高举旗帜,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