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成立２８年来，从计划色彩下的庞大机构、呆板管制，到市场条件下的有限责任、高效服务，深圳政府不断进行的自身革命，同样为全国贡献了经验，起到了标本示范作用。

    机构“瘦身”：试水“大部制”

    “春天的故事”在深圳上演后，经济领域的破旧立新立即遭遇到了旧有臃肿低效的行政模式的束缚。１９８１年，深圳特区成立的第二年就进行的第一次机构改革，大刀阔斧地撤消了轻工、纺织等多个专业主管局，政府部门一下子从５３个减少到１７个。这次迄今为止力度最大的机构改革被人们称为“大系统”的行政模式，奠定了深圳精干、高效政府架构的基础。

    在随后进行的６次机构改革中，政府机构增增减减，但这种“大系统”的模式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在２００４年的第七次机构改革中更加凸显。这次改革增强了政府重大战略决策、前瞻性决策的能力，组建的贸工局、交通局等单位打破了与中央“上下对口”的传统模式，有些局的管理职能相当于内地的三个局，并在部门内实行“大处制”。

    深圳的这次行政体制改革措施推出后不久，就获得了国家多个部门领导的肯定。实际上，无论是２００３年并未推开的“行政三分”改革，到此次低调的行政体制改革探索，一路走来，深圳始终在中央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中。参与深圳行政体制改革制度设计的深大教授马敬仁明确地说，“国家的‘大部制’改革汲取了深圳的经验”，深圳的“试水”为国家提供了大部制的探索性试验样本。

    自我“夺权”： 削减审批之风刮遍全国

    １９９７年以前，深圳政府各部门的审批、核准事项达到了１１０８项。深圳有关部门作了一个调研，一个高科技项目从提出可行性报告到竣工投产，中间要经过１３个部门的审批，递交１５个报告，收取３０多项费用，盖５４个公章，时间最少６个月，有４个部门要前后进行两次以上的审批。一家企业要养几十个人专门到政府部门“跑”审批！

    这个调研结果令深圳震惊、反省、思变。

    此后，深圳毅然进行了三次审批制度改革，只有１９７项审批职能被保留了下来。仍不满足的深圳还率先向非行政许可“开刀”，并通过建立政府“超市”、一站审批、再造流程、电子监察等，将重大项目的审批时限缩短为原来的１／３，把企业和老百姓为审批跑的“冤枉路”、起的“无名火”、花的“茶水费”降到最低。

    削减审批，不仅意味着要有勇气打破国家传统管制体制的条条框框，还意味着要有决心对政府权力进行“自我剥夺”。哪些审批要保留、哪些审批该削减，也直接引发了政府对自身定位的思索，使政府逐步从大量繁琐的审批事务中解脱出来，真正回归到促进经济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城市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位”上来。

    “就在各地政府苦于寻找政府职能转型的突破口时，深圳的审批制度改革让大家找到了抓手”，一位内地的政府领导在深圳考察行政服务大厅时这样评价说。事实上，深圳在首次改革后就有１７个省、市、自治区派人到深圳学习。２００１年，在总结深圳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召开会议就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作出部署，从中央到地方，削减审批之风迅速刮起。

    甘当“空气”：政府服务成最大竞争优势

    这些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内地党政考察团来到深圳，走企业、访政府，他们迫切想得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即使在经济优惠政策渐渐失去的今天，深圳依然是外商投资的首选之地？为什么华为、大族激光这样白手起家的黑马企业只能诞生在深圳？

    对此，企业的答案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一家外资企业的老板在与深圳市领导会见时透露了一个“秘密”：在选择把自己企业的总部设在哪个城市的时候，这个老板让人分别发了一批货物到几个候选城市，同时又指派属下到几个城市的政府去办理一些颇为繁琐的手续，结果这批货物最先到达、通关效率最高的城市是深圳，办理手续最快服务态度最好的也是深圳。这就是他最终选择深圳的原因。

    而深圳政府的答案则颇富哲理：企业不需要的时候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企业需要时发现政府随时都在身边。这就是深圳政府在探索“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最佳结合点的过程中形成的共识。

    ２００８年，面临国内国际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企业也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从年初开始，深圳政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信号，一连召开了十几个专项会议，准备帮助企业一揽子解决电力供应、融资、人才吸引等诸多最紧迫的问题，从营造更优良的环境、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入手，最大可能帮企业“减负”。

    一位受邀与市政府座谈的企业家这样告诉记者：“好的政府的服务对于企业而言就像空气对于人，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是你生存、健康的必需。深圳政府就是这样，对企业经营看似‘无为而治’，但它时时处处在监测、调控着企业发展土壤最合适的温度、湿度！”

    今天，当优惠政策不再，政府优质高效的服务已经成为深圳最佳的“营商环境”和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

    回归本位：城市管理是现代政府最大的“基本功”

    如果说从市场经济一路走来的深圳，对于如何服务企业颇有心得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在社会管理上的“缺位”，始终是政府职能的一块短板。

    幸好，从深圳诞生伊始，就有一位近在咫尺的老师——香港。在深圳探索政府“本位”，渴望学习先进、求新图变的过程中，香港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深圳。这种影响的不断累积，随着深圳“城市管理年”口号的提出发生了“质变”，不少人称赞，这是深圳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明显信号。

    此后深圳展开的“净畅宁”工程、“梳理行动”，全力构建现代化交通路网体系、全面启动和推进食品安全“五大工程”和“四大体系”建设等一系列举措，每一项都与人民群众的福祉密切相关，都是现代服务型政府最应该做好的题中之义。

    城市管理才是现代政府的“基本功”！

    ２００７年，深圳政府首度分批派出十多个专项小组赴新加坡分门别类、深入细致地进行“对口”学习，求取的“真经”只有一部——如何科学、精细、严格、长效地管理城市。

    深圳从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国家和地区学来的经验，经过吸收、消化、再创新，成为了深圳特有的经验又被兄弟省市纷纷借鉴。来深圳考察“数字城管”的内地党政代表团来了一拨又一拨；深圳的很多关于城市管理的法规，拿到其他地方只需要改个名称就可以颁行；一些在深圳萌生的改革“苗头”被很多内地城市学习后甚至抢先推出了，许多全国“第一”并不只是产生在深圳，而是遍地开花……一个内地党政代表团在深圳考察后感叹说，以前到深圳主要是冲着深圳在经济领域的创新举措，现在和以后，他们更关注深圳的城市建设、包括政府自身的改革举措，深圳，始终有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深圳特区存在的意义。它不仅创造了无数个全国“第一”，还是一个对世界先进制度、模式进行输入、消化，并最终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可以进行操作的“中国特色”制度模式的“试验场”、转化器，更是一条搅动、萌发、激活整个中国政府职能转型理念的“鲶鱼”。

    就在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这条“鲶鱼”再次发力——市委四届十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用三年的时间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和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行政成本零增长 民生投入翻几番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２日，深圳正式挂牌成立了行业服务发展署，近２００家行业协会民间化，过去兼任协会职务的２０１名政府干部全部退出，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清理出的２３项行政许可项目，授权移交相关行业协会管理。

    随着深圳政府对“越位”、“错位”思考、理解的不断深化，２００６年开始的事业单位改革更受注目。这场被称为“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改革，有专家评论，政府无疑是“第一赢家”。不仅规范了事业单位的管理和运作，卸掉了一些单纯养人的历史包袱，更深层次，则“赢”在政府又向职能的本位回归迈进了一大步。

    该管的认真管好，不该管的坚决退出。

    在很多地方，“吃饭”财政的现象还颇为严重，政府越来越庞大、行政成本越来越高，直接影响着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方面的投入，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政府管的事情太多了。

    深圳政府则通过自觉“退出”，连续几年实现了行政成本“零增长”，使得财政用于创造优良的投资环境、用于保障民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提供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服务产品的投入一翻再翻，２００８年用于民生领域的投入更是占到财政支出的７４．４％、达到２２３亿元，财政资金真正用在了“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