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11日,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让她想不到的是:这张用毛笔填写的,并附有相片的营业执照,竟然成为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这一年,原温州市革命委员会在松台街道正式发放了1844份个体户营业执照。这1844位领证者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代个体户。
作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的发源地,到今天,温州已经拥有了24万多位个体户,成为一座“全民创业”之城。
亲历者回忆:一旦“打办”的人来就立即收摊
一张小桌子放在自家门口,几毛钱的日用品、纽扣、纪念章、表带摆在上面——1979年,当时还只有19岁的章华妹在市区解放北路的家门口悄悄地开了家店,经营小百货生意。
今年五月底的一天,我们去采访章华妹,现在她还是干个体户,是“伟星”纽扣温州总代理。
“我会把个体户一直干下去的。现在,我的独生儿子也是做生意的。”章华妹说,她的儿子比她幸运,现在对个体户无论从政策环境、还是社会地位,都比她那个时候好多了。
章华妹说,当时解放北路就像现在的五马街,在那里开店摆摊做小生意的人特别多。每到白天,家家户户都会搬出一张小桌子摆在家门口,卖各种商品。有些货品还在国营商店买不到,而且价格也便宜,因此比较受欢迎。但是,“那时候,干个体户是被人看不起的,还要担心被抓。因此,摊子不敢铺得很大,是为了一旦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一来,好立即收摊关门。”偷着做生意的章华妹,整天都要提心吊胆。她说,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员清理他们这些摆小摊的,抓住了就要罚款,并要被没收所有的货物。
到了1980年,工商局的人来通知,让她们去领个证,并说以后可以正大光明地做生意了。个体户们将信将疑,领还是不领?领了,被登记在册,以后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一纸证书岂不成了证据?章华妹的犹豫,正是当时个体户们的真实想法。“还是我父亲有眼光,他说,‘国家都说要改革开放了,领了总不会有错’。我就跑到工商局填了表格,交了照片,回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把执照送过来了,让我们挂起来。”
从这一刻起,中国的个体户,得以正名。
此后,温州城区先后出现了三大市场——铁井栏、环城路、木杓巷。这三条被温州市民亲切地称为“马路市场”的街巷,就活跃着中国第一代个体户的身影,还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万元户”。
老工商人回忆:一下子就发了1844个证
“在1980年,我们发出了全国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现在很多人成了温州大老板。这是温州在全国走出的第一步。”现年70岁的老工商人陈寿铸是温州个体户诞生的见证人,当时他是个体经济管理科科长。他是1963年调入温州市工商局的,从办事员,一直干到了副局长。
他说,“提起营业执照什么样子的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国家没有样本,我们就参照企业执照样子,我就用毛笔画了一个温州市个体营业执照,其中有名称、地点、项目,到温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发了2万本。”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第一代个体户?陈寿铸的口述让我们还原了那段历史的基本轮廓:
“文革”时,温州成了“重灾区”,市场供应非常紧张。那是温州老百姓最好的食品,就是半斤猪肉一个月,猪肉半斤还是书记到省里争取来的。
1978年,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我们工商系统组织学习了小平同志讲话,以及改革开放一系列指示。当时,有两个事情让我非常震惊。
一个是我们同志管理市场的时候,瑞安一个卖螃蟹的人,被我们的哨子声吓死了。当时,我们管理执法人员来到市场前先吹哨子,我们的同志是好心啊,吹了哨子目的叫你们走,不要在这里。可那小贩他一害怕,当场就倒在地上,工商执法人员赶忙送往医院抢救,依然没能活过来。
还有一个是当时有个女同志卖虾皮,在松台市场被抓住了,竟跳到九山湖里自杀,后来被我们救上来。
这两件事情震惊了我们参加管理和制定政策的同志。当时就提出来了要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让农村市场上的东西拿到城里来卖。这个设想报告给了市政府,1978年,政府特批准温州在东门试点。这个试点反响非常热烈。大量的产品进了城市,城市没有工作的人就经营这些,维持了一批人的生活。这个时候,温州就开始出现个体户了。
到了1980年,城镇就业问题就十分突出,回城的知青需要工作、部队转业的需要工作。当时有个调查报告,就温州市的2000多个无证商贩,其中有80%的人是原来没有工作的。为了让这些待业人员就业,1980年7月11日,原温州革命委员会签发了《关于对个体工商户举行全面登记、整顿、发证工作的报告》。
村主任公然开价:要承包工程先给30万!
那一年,我们发出了全国第一批个体营业执照,一发就发出了1844户,印象很深刻。
首届会长回忆:副总理夸温州个体户“能干”
叶永国,在鹿城区个体劳动者协会干了24年。
7月4日,今年已经48岁的叶永国接受记者采访。经商20多年,叶永国的生意没有特别大的发展,跟他同期做生意甚至那时还没他做得好的人许多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但是叶永国觉得自己的生意一直比较平稳,生活也算富足。
1982年,20出头的叶永国高中毕业,在市区环城东路小商品市场谋到了一个摊位,开始了卖女装的个体户生活。刚开始,他怕难为情,一看到熟人,就让妈妈在店里当营业员,自己躲起来。1983年,叶永国因为经营出色,荣获了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赴京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浙江省仅两人受到表彰,一时间,叶永国成了个体户中的风云人物。
“当时,你们《浙南日报》(即《温州日报》——编者注)一版还发了《个体户里出“状元”》文章。温州人民广播电台还连续播了40天,每天中午、晚上播我的事迹。”叶永国告诉记者,他一下子感觉到个体户是有地位的,诚实劳动是光彩的。那时,温州个体户已经有八九万人了,在全国也是起步最早、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
1984年,温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时,他当选为副会长。同年,鹿城区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时,他当选为会长。两个职务,一直干到现在。
那时候,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上海和广州,那些地方的衣服比较时髦,很好卖。于是,温州个体户都会争先恐后地坐轮船去上海、广州进货。“在车站、码头,我们经常遭遇政府部门的各种盘查。不仅如此,当时买轮船票必须要出示局一级的介绍信,可那个时候哪个局肯给我们这些个体户出证明。”于是,叶永国找工商局商量对策。
市工商局同意制作了一个特别通行证:温州市工商局个体工商户采购介绍信”,再加上个体协会会员证,可以到港务局沿海客运站买票了。此后,外地也纷纷效仿这一做法。
有了个体劳动者协会后,个体户的地位也慢慢提高了。叶永国说,当时市里的很多活动,身为会长的他都是成员。温州大学筹备委员会,他是成员;连市里成立尊师重教委员会,他也是成员……
1986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温州考察,在瑞安塘下召开了一次有“七级书记”和专业户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七级”书记为中央书记处、浙江省委、温州市委、瑞安县委以及塘下区、镇、村支部书记。会上,副总理直夸温州个体户们“能干”,让他们放手干。这足见温州个体户在当时的影响力。
1986年“七一”前夕,这也是中共党史上值得记载的:叶永国和一批优秀的个体户,在党旗面前宣誓入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体户党员。
采访中,叶永国很真诚地告诉记者,作为第一代个体户,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全过程,他们最深的体会就是学会感恩,没有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就没有他们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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