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个万个，都是创业的故事。

    虽然面积仅有1.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80万，温州却有个体工商户24万户、民营企业13万家，民营企业的数量达到99.5%。170多万人走出温州在国内创业、创办交易市场240多个；45万人在93个国家和地区创业，有境外企业500多家……

    一个全民创业的城市。

    1978年至2007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至2157亿元，增加了162倍。

    中国不乏“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国家投入少、资源利用少、交通条件差）的地方。为什么只有温州，成为“创业第一城”？

    是偶然？

    记者走访这个城市得出的结论：是必然。

    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30年来，政府为百姓创业争取了更大更宽广的空间，造就了30年不倒的“温州奇迹”。

    从“打”到“放” 创业激情不可扼杀

    ———创业，温州人自谋出路解决温饱。民生大于天，支持群众首创，勤劳致富催生市场经济萌芽

    温州民间的自发创业，实为环境所迫。

    “七山二水一分田”，浙江超过1/3欠发达乡镇在温州。

    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民生艰难的岁月，温州人躁动了。“为了有口饭吃，几乎家家都在搞经济。”曾任温州市体改委主任、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马津龙回忆。温州人被“逼”走南闯北，“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是艰难创业的真实写照。

    当裁缝、做皮鞋、搞运输……1982年，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当地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约占全国总数的1/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成为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的“蝗虫大军”。

    1981年，乐清县柳市镇出现了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翻砂大王吴师濂八个创业能手，以及大小电器作坊300余个。“电器大王”胡金林，年营业额达到120万元，当时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大约只有60元！

    有人眼红了：“赚钱这么多，肯定是资本主义！”

    寒流骤然来袭———

    1982年初，上级发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要以“投机倒把罪”抓捕一批人。“八大王”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3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柳市镇。在被约谈的第二天清早，胡金林主动找到工作组，带去6万元，算是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以为“这样总可以过关了”。

    但两个多月后，胡金林遭到通缉，罪名是“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一时间“八大王”要么被捕入狱，要么逃离家乡。

    “八大王”被专了政，温州人都丢了魂。人人自危、工厂关门。柳市当年工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7000万元，温州市工业1980年增速为31.5%，到1982年却为-1.7%！

    此时，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却懵了———按理说，资本主义歪风被重拳刹住了，社会主义经济理应迅猛增长，但统计出来的数据为何如此出人意料？

    带着疑惑，袁芳烈到很多地方调研。看到温州几乎成为死城，袁芳烈陷入困惑：这一切真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为什么民众都不拥护？

    “八大王”抓错了！袁芳烈意识到。但应该怎么办？

    “民生大于天。百姓创业没有错，不能再把人民往穷困的道路上推！再说，中央并没有改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没有宣布所有个体经营属于非法。改革开放的主流没有变！”

    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应当给予鼓励与支持，并出台“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政策。

    关闭的作坊陆续开张，温州逐渐恢复了生气。1983年，温州形成了纽扣市场等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

    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通———民间创业行为得到肯定。

    温州人的激情再度喷发，以家庭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1985年，《解放日报》头版刊登报道———《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

    “创业是人对自身发展的渴望。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温州充分尊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把它发挥出来。”马津龙认为，“这是温州的制度创新，先于全国一步。”

    实际上，温州的创业环境不仅是被“逼”出来的，也是“放”出来的。1978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面对外界的批评，温州市政府实事求是，甚至召集了学者开会商量如何保护创业热情。于是有了“股份合作”（集体）这一新生事物。1982年，温州首家股份合作企业苍南毛纺厂成立。中小企业相继注册为股份合作制，带上了集体经济的“红帽子”。

    当时国家尚未颁布相关条例和法规，温州的举动备受关注。但务实的温州人说，“我们在外部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1989年至1991年，中南海派人三下温州，对温州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调查，认定“温州模式”不是资本主义模式。

    “如果没有当年政府正视民间的创业呼声，顶住各方巨大压力，哪有今天的繁荣！”不少温州人感叹。

    创业上先人一步，温州开始了由贫穷到温饱的历史性跨越。

　　从“严”到“松” 创业需要服务与引导

    ———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每一根发丝都有商业思维在跃动，政府的职能，就是创造环境，简化程序，效能服务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温州民众自发走上街头、燃放鞭炮，宣泄着内心的喜悦。

    人们用“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每一根发丝都有商业思维在跃动”来形容温州民间的强大创造力。少了后顾之忧，温州人前仆后继投身创业的洪流。

    同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修鞋出身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告别了租用厂房的八年“漂泊”岁月，有了“大本营”。

    温州进入全民创业的高潮。

    然而，一些“洗脚上田”的农民，没能挡住金钱的诱惑，无视产品质量。温州商品良莠不齐，被讥为全国三大制假中心之一，各地公开拒绝“温州造”。

    乐清柳市镇又一次出了名。

    13.5万人的小镇中，有7.8万人生产低压电器，每年近千万件无证劣质低压电器销往全国，黑龙江鸡西煤矿因电器漏电引发瓦斯爆炸，多人死伤；河南某钢铁公司建成剪彩，钢水正要倾倒突然卡壳，上百万元的产品报废……都是劣质电器惹的祸。七部委200多人的工作组到柳市镇打假历时半年之久。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数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歇业。

    温州的决策者此刻清醒地意识到———危机来了！这不是一般的危机，而是信任危机！如果不引以为戒，因势利导，温州人的全民创业，有可能转变为“全民待业”，“全民失业”。

    必须重塑温州形象。

    1993年10月，温州提出“第二次创业”，率先在全国喊出了“质量立市”的口号。1994年10月，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制订质量立市法规《温州质量立市实施办法》颁布，15条严厉惩罚措施出台———

    制假屡教不改终生“出局”

    不良企业上信用“黑名单”

    质量出现问题要“连坐”

    问责各级政府和企业领导……

    这是一场触及温州商人灵魂的革命。革命让人惊醒———钱不是万能的，信誉才是为商之本！

    同年，温州不惜损失上亿元投资和可观产值，治理了行将出现的区域性生产螺纹钢筋的违章行为，生产螺纹钢筋的90多家企业大部分被关停并转。1998年，瑞安场桥镇大量制售假冒“梦特娇”T恤，被“一锅端”……

    温州制造脱胎换骨，温州品牌层出不穷。2000年，温州区域性、行业性的产品质量问题全部“摘帽”。市政府重奖正泰、德力西、康奈3家“中国驰名商标”各100万元。温州拥有58个中国驰名商标、32个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服装名城”等34个国字号生产基地桂冠花落温州。

    如果问温州人，温州最大的领导是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商会总会长。

    当地政府职能简化，对微观经济及其日常经营，始终不去直接干预，而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改善宏观环境，提供公共服务。每年召开征求意见会请企业家“挑刺”，修建基础设施融入浙江“4小时交通圈”……温州出现了“政府赚发展、企业赚金钱”的良性局面。

    温州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如果没有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温州发展会受到很多约束。不少外地人觉得在温州创业比较宽松，政府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从“竞”到“合” 创业需要拓展思维

    ———市场瞬息万变，眼界决定胜负。政府引导和企业自发创业结合，新一轮传奇故事精彩上演

    2003年起，温州遭遇了“成长的困惑”。

    2003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竟然在浙江省排名倒数第二！上千家企业外迁、上千亿资金外流；出口产品遭遇各国反倾销案起诉36起；工业用地招拍挂涨至300多万元/亩……温州面临“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支撑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

    又一次的生死关头。

    再度分析温州的优势与劣势，决策者们意识到，温州的优势有几点：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多年经营的优厚资本优势、市场经济中锤炼出来的灵活民营机制、能征善战的企业家队伍、良好的市场网络渠道。

    温州的劣势也有几点：小企业铺天盖地、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产品附加值低；土地紧张、资金趋紧、电力短缺；高科技企业缺乏、高级人才偏少；缺少对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了解，难以与国际接轨……

    如何扬长避短，续写以往的辉煌？

    其一：必须整合产业链，进行制造业梯度转移，把低产值企业迁走，让高产出、高附加值的企业搬进来。

    其二：必须改变一味“进攻”的思路，内联外合，在更大范围配置资源开拓市场。

    2003年，“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展开，全市反省经济软环境的差距，“效能革命”由此拉开。市委、市政府提出，建立机关效能监察中心，打造服务高效的创业软环境；建设新的温州大学，吸引“海归”人才到温州创业；深度挖掘“温州人”资源，吸引外地的温州人回乡发展。

    2005年起，温州启动“以民引外”、“民外合璧”工程，鼓励企业根据需要与外资合作，获取技术、管理、制度和国际销售渠道，实现企业的品牌化和全球化。政府出台《关于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与海外著名企业合资合作的若干意见》等扶持措施；举办民企对话世界500强活动……

    2007年，温州提出“第三次跨越”———推进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创新发展四大战略，改变民营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总体小康走向全面小康。

    对于这个“全民创业第一城”，有人认为，温州的成功在于胆大包天、会钻空子。但温州人说，企业专注于市场，用敏锐目光捕捉市场变化。政府的引导和企业的自发创业恰当结合，起到了发展的“引航员”、“护卫员”和“服务员”作用。

    截至去年，温州吸引了300万人来此就业，年销售产值超亿元的企业500多家，超10亿元的企业33家，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正泰集团获中国质量领域最高奖———“全国质量管理奖”；德力西电器助推“神舟”飞船发射轰动全国；夏梦与著名男装品牌意大利杰尼亚合作，世界饮料业巨头“可口可乐”落户。

新华网2008年4月21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