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张仁寿（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教授，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采访人：特约记者金辉

　　读书报：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对于温州、温州经济和温州人来说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你是温州籍经济学家，从1985年以来就一直在跟踪研
究温州模式，你认为温州模式成功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它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

　　张仁寿：温州模式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民间市场主体最早发育成长的摇篮，也是在实践中大胆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积极探索创新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者。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启示。2003年10月11日，我在温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上，曾从以下八个方面总结“温州的贡献”：一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民间的力量；二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市场的力量；三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社会分工的力量；四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观念变革的重要性；五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的有限边界；六是在于创造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模式；七是在于把市场经济的种子撒向全国各地；八是在于昭示了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和希望。我的这些认识，今天依然没有变化。

　　如果再进一步加以抽象概括温州模式的成功经验和精髓，我想可以用以下六个字来加以抽象概括，这就是“民营化、市场化”。但是，这六个字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民营化，关系到社会所有制结构、企业产权制度、利益分配关系、经济决策和动力结构等；市场化，涉及到市场主体培育、经济决策信息结构改变、经济运行调节机制乃至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等。从温州30年的改革发展实践看，它通过不断深化民营化改革，大力发展了以私营为主的各种民营经济，有效地调整了社会所有制结构、企业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结构，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活力；通过不断深化市场化程度，促进了经济运行方式和调节机制的转变，从而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当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民营化与市场化两者之间不是可以相互分割和孤立的，而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温州正是由于率先不断推进民营化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改革，在微观经济领域实现了民营企业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从而既推动了传统计划体制的深刻转型，也带来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现实中的温州模式既是一种经济体制模式，又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并且这二者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民营化、市场化”，只有六个字，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要达成对这六个字的共识极为不易！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因为在改革前藐视民间力量和市场力量，排斥民营企业和市场机制而走过经济建设弯路，付出过沉重代价；而且在改革后由于指导思想上受到“左”倾教条的束缚，在经济改革的方向、目标和途径等问题的认识和选择上长期举棋不定，争论不休。即使在今天，我们对民营化、市场化对中国经济改革所具有的根本意义，对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和市场力量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必然性的认识，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达成一致。

　　读书报：有人说温州在争论中出名，在不争论中发展。你能否谈谈理论界与温州模式发展的关系，或者说理论界对温州模式发展完善所作出的贡献？

　　张仁寿：邓小平说过，改革是一场革命。既然是革命，改革的道路就不可能是平坦的。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有关温州模式姓“资”与姓“社”、姓“公”与姓“私”争论一直不断。

　　虽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所形成的“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和“温州模式”这三种区域经济模式都曾经历过风风雨雨，但没有哪一种模式，没有哪一个地方像温州那样要面对如此激烈的唇枪舌战，像温州模式那样一度如此无奈地时而作为香花时而成为毒草。特别是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之前，对温州模式的批评、责难、猜疑和非议之声总是不绝于耳。其原因正如原温州市乡镇企业局局长李仁续所说：“珠江模式有卖国和爱国之争，但它有邓小平作背景，争论不是很激烈；苏南模式，它是冲击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原料，但它同属公有制，争论也不是很激烈；只有温州模式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它的启动，实现个体发展，私人合作，从属于私有制范畴，所以姓‘资’姓‘社’争论非常激烈。”

　　温州模式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首先要归功于“敢于天下先”温州当地老百姓和干部的大胆开拓、创新和创造性实践。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许许多多专家学者就为温州经济改革发展奔走呼号、倾注心血的功劳。他们当中有北京的费孝通、杜润生、胡绳、马洪、董辅礽、林子力、吴象、赵人伟、戴园晨、马家驹、王小强、白南生、王贵宸、孙越生等，有上海的袁恩桢、杨建文、陶友之、顾存伟等，有省城杭州的方民生、李云河、陆立军、顾益康、郑志耿、刘吉瑞、李红、林坚、陈湘舸和我本人等，也有温州本土的学者型官员郑达炯、李仁续、马津龙、洪振宁等。他们在对温州进行实地调查都曾发表过有影响的论著或讲话，以真知灼见和理论勇气肯定、支持温州模式的发展，也为温州模式的逐步完善和不断提升献计献策。如费孝通教授早在1986年就初访温州，回到杭州市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给上千人作了“温州行”学术报告，并在《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发表了《小商品大市场》这篇影响极大的经典性论文，为温州改革鼓与呼。碰巧的是，当1986年3月我陪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教授、副所长赵人伟教授率领的十多位研究人员考察组到温州调研时，董辅礽教授一行和费孝通教授都住宿在雪山宾馆。董辅礽教授一行回京后，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温州农村调查组名义在《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发表了很有分量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长篇考察报告，而董辅礽教授本人还以英文出版了研究温州经济改革的专著——《市场的力量》。

　　理论界有关温州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大量研讨活动也给温州改革以极大支持。就影响而言，我认为首数上个世纪80年代先后召开的以下两次理论研讨活动：一次是1986年6月14日至19日由浙江社科院经济所、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和温州市农委联合召开的“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理论研讨会”。参加人员有130多人，会后全国有几十家报刊进行了报道。另一次是1987年6月27日至7月2日由《农民日报》编辑部、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温州市农委联合主办，组织理论界专家学者同温州农民企业家、专业大户、基层干部就农村改革问题在温州开展的理论研讨活动。这次研讨活动，后来以《温州对话录》在《农民日报》2007年8月4日至8日上连载，反响巨大。大家知道，新闻界与理论界是密切联系的，或者说广义的理论界包括了新闻界。那么，新闻界对温州的正面报道，那就更是多得无法胜数了。

　　今天，当我们回眸温州走过的坎坷之路时，可以肯定地说，我国专家学者在支持、推动温州模式形成、发展和完善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如果没有理论上的支持，当时处在激烈争议和批评指责中的温州模式很可能会遭到被彻底打击和扼杀的命运。当然，这些肯定、支持温州模式发展的专家学者也从温州改革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有助于理论创新的“活水源头”，这可以说是温州以另一种方式对他们的“馈赠”了。

　　读书报：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前别人还没有开始行动时，温州人已经起步，从市场经济的富矿中挖到了“第一桶黄金”。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各地的普遍取向，各地都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温州体制上的先发优势也在逐渐失去。你认为温州模式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张仁寿：我认为，温州模式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私人产品”生产、技术创新等问题，而是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换言之，是制度创新陷于式微。温州是靠改革起家的，温州模式是作为经济改革先锋和区域典型而存在的。但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后，由于温州模式符合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被认为是最有活力、有效率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各方面对温州经验好评如潮。但从此以后，温州与其他地区相比在制度上的先发优势也在逐步缩小。同时，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由民间推动的层出不穷的改革创新相比，温州在1992年以后除了民间商会、行业协会的创新发展外，几乎没有再发生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改革突破和体制创新。到现在为止，温州改革主要发生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转变与全国一样仍然明显滞后，而民营企业众多，从而加剧了寻租行为和权钱交易的发生，造成企业的“社会交易成本”增大。为什么后来温州经济改革徘徊不前、制度创新陷于式微？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问题。

　　由于温州地方政府经济体制的创新不足，加上土地供给严重短缺，能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大幅度上升，使得温州投资环境反而相对大大恶化了。这就产生另一个突出问题，即温州大量民间资本外流而少有外来资本流入。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资本跟着效益流动是正常现象。但从区域竞争角度看，当地资本过多流出而外来资本流入少，无疑会影响当地企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

　　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温州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功能特别是城市的创新功能发育严重滞后。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与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由于温州城市化进程滞后，特别是中心城市缺乏创新功能，也就难以留住和集聚温州稀缺而宝贵的人才、企业家、资本等生产要素，从而影响企业技术进步，不能有效解决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的共享，不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等问题。

　　金融机构改革滞后、资本市场发育不足也是温州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温州民资殷实，但为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民间中小型金融机构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前几年温州对股份合作基金会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清理，致使温州民营中小企业重新依赖民间私人借贷。特别是在当前面对银根紧缩的宏观环境，温州大量中小企业的日子更不好过。而温州资本市场发育的落后，也严重制约民营企业扩大规模和增强竞争力。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其结果必然制约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成为温州的支柱产业，难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读书报：现在,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经商办企业。你是如何看待温州商人与徽商的差异？你对温州经济的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张仁寿：温州人的重要特点是四海为家。外出温州人的经商活动与当年散落各地的徽商表面上有相似性。但是，这些外出的温州人仍与本土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据称，在外的温州人去年创造的产值差不多相当于温州当地的GDP总量了。这是市场在配置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流进流出都是正常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温州企业家对市场和商机的把握。而且，温州资本流动部分还是双向的，有些资本也会回流的。现在，温州人经济总量（相当于GNP）越来越高于温州经济总量（相当于GDP），说明温州人越来越富了。

　　在我看来，尽管徽商一度十分厉害，但毕竟是封建社会时期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条件下的商业活动，商人们有了钱，或置地或买官，因此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而现在温州商人的活动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商业利润的积累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工商业等经济部门。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完全不同了，再担心温州商人会成为当年的徽商，也就没有根据了。

　　面对新的发展阶段、发展形势和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向，我认为，温州应加快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功能，以推进城市化为重点，带动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充分开发、利用港口资源，适度发展重化工业，培育经济发展后劲；应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温州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应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外延）型向集约（内涵）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内源力量向依靠内源和外部力量并重转变，从主要依靠工业发展向依靠三大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转变。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温州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新的制度机制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