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生，路在何方

　　1981年8月6日，身为浙江省委常委、分管农业副省长的袁芳烈抵温履新。

　　那时的温州是全省有名的“文革”重灾区，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治安状况严峻，群众生活困难。中央和省委多次收到群众来信要求解决温州问题，为此省委常委会曾多次研究温州问题，并决定从省内其他地、市选派得力领导干部赴温州任职，但谁都知道温州是个烫手的山芋，结果很长时间没人愿去。在一次研究农业工作时，省长对袁芳烈说：“有人提议你去温州。”袁芳烈干脆地说可以，省委叫我去我就去，在哪工作都一样。当时省委给他的任务是彻底解决温州地、市党组织领导问题，方案是温州地市合并，建立新的温州市委和市政府。

　　其实温州还面临严重的民生问题，“永嘉单干，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以及鹿城“坐着倒霉(煤)，站着等死(水)”、“温州死(水)路一条”这流传一时的民谣是温州民生现状与社会心态的苦涩概括。袁芳烈闻之动容，深感责任重大，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经济建设作为全党中心工作的新形势下，作为履新温州的市委第一书记，眼见民生困顿，袁芳烈在解决班子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思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问题。

　　但条件差，底子薄，温州路在何方？

　　他说，一番调查研究使他有了信心。在广泛深入的调查走访中，他看到、听到了许多以往很少看到或听到的新鲜事物，如“重点户”、“专业户”、“挂户经营”、“供销员”……

　　在瑞安马屿，他与市委副书记吴俊祥看到了路边一大群膘肥体壮的水牛。询问之下，得知这些牛大多是户有户养也有公有私养(承包)的，户主自豪地说：养一头水牛一年耕地能得500元、生一头小牛又能卖500元、挤的牛奶还能卖500元，比一个“三五牌”干部(即30年工龄，50元月工资)都强了！

　　在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顺手推开路边一农户的门，一位老太太还照看五台土织机一边织松紧带还带着孙子。问一年能赚多少？她一伸手指得意地说6000！而设备投资才500元。袁芳烈说好啊！你比我这个当副省长的还多啊，但我不眼红还要为你高兴呢，你们勤劳致富，收入越多越好。

　　在召开市“两户大会”前，他到了苍南宜山，住在军分区战士陈欣家的小楼上，半夜里但听人声鼎沸，起来一看，见远近灯火通明，男女老少，穿梭往来，健步如飞……他还听说宜山区现有几万人在搞家庭纺织，产值达8000余万元，人均收入300多元。

　　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使他高兴，这就是温州的希望所在！

　　20多天的走访调查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启示，也使他觉得有了办法：那就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坚定不移地从温州的实际出发，尊重群众创造精神。解放思想，狠抓改革，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家庭工商业——他决定将这确立为市委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

　　余悸犹在，计将安出

　　农村的新事物使人看到了希望。但这毕竟还是少数现象，尽管三中全会已开过，多年来“左”的一套所造成的影响却仍未驱除，因发财致富而遭受打击、批斗，甚至坐牢的事使干部群众普遍地心怀余悸，人们对刚刚抬头出现的新事物还有着深深的疑虑。大多数人还是想动而不敢动、想富而不敢富、富了又怕冒富，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

　　如何使三中全会精神尽快贯彻落实下去？如何使更多的人能像塘下老太太、宜山农民那样放胆地去干？这是袁芳烈日夜思考的问题。

　　1982年12月，在袁芳烈提议下，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重点户专业户)，用“两户”代表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消除干部群众思想顾虑。但会议通知发下去后，却普遍反映许多“两户”代表不敢来参加会议，甚至说市里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了，上半年把柳市“八大王”请进去了，这回是不是又要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

　　袁芳烈就亲自给各县县委书记打电话，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也挂出了大幅欢迎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经过一番工作，终于有1200来位“两户”代表前来与会。袁芳烈在会上作报告传达了十二大精神，并大力宣传劳动致富、允许经商办厂的新政策，他还特别称赞“两户”是温州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代表。会议表彰了70多位“两户”先进代表，还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接着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新措施……会后各县效仿市委也纷纷召开各县“两户会议”宣传动员、表彰先进……被左的思想冰冻的局面终于打开了，各地群众纷纷起来办厂、开店。当时瑞安塘下有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厂，在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员工中一下子有四五十人出来独立办厂。

　　但此时“八大王”事件成为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拦路虎。1982年上半年，全国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柳市被作为重点打击地区，八个经营冒尖的能人被冠以大王名号，分别以投机倒把等罪名将他们判刑并抓捕入狱。“八大王”事件在干部群众心中造成了巨大阴影，以至于在传达市“两户”会议精神时，不少干部群众就说“共产党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也有的说“小富可以，共产党不许大富，‘八大王’不是还在牢里吗？”

　　看来一个“两户会议”还不足以完全驱除“左”的阴影，于是袁芳烈把目光投向了“八大王”事件。

　　1983年春节刚过，他就亲自去了柳市，区委书记吴良志向他汇报了“八大王”案件的前后情况。吴良志还说，抓了“八大王”后柳市当年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柳市刚刚掀起的商品经济星星之火一下子被这瓢冷水给泼下去了！听了这些袁芳烈有些坐不住了，他想市委花了九牛二虎之力198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才增长百分之三点几，这“八大王”事件的影响非下决心解决不可！

　　回到市里，他当天就找了市中院院长孙沧。他向孙沧讲了在柳市了解的“八大王”情况，说现在看来对“八大王”的处理是有些问题。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改，建议对“八大王”逐一复查。

　　孙沧立即进行研究，组织力量对“八大王”案进行了复查，并依据有关法律在1983年上半年依法作出改判，宣告“八大王”无罪，发还其钱物。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在1984年春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市委公开宣布给“八大王”平反，袁芳烈还在会上作了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大胆支持发展商品经济的讲话。

　　给“八大王”平反这事的面很小，但产生的影响很大。若干年后南存辉对袁芳烈说：“‘八大王’平反后，我才敢正式申办求精电器开关厂(正泰前身)，否则我是不敢办厂的。”

　　“八大王”平反后，在市委市政府“争创富民书记活动”号召的推动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一品多营等区域块状经济很快出现，十大专业市场相继形成，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热潮在温州城乡出现。

　　姓资姓社，是进是退

　　温州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做法及成果引起全国各地的极大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参观考察者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来自各方面对温州“姓资姓社”的质疑指责也从未间断。作为参与省委最高决策的省委常委成员，袁芳烈清楚地知道班子内部有些同志对温州做法持保留甚至不赞成态度。

　　那年，安徽省委书记黄璜来温考察，黄对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模式赞不绝口，临别时黄璜对袁芳烈说：看来是学南容易学北难啊(南指温州，北指苏南)，我们要学温州经验……袁芳烈笑着对他说：学南也不容易，弄不好要付出政治代价啊！

　　袁芳烈说，1982年他出席党的十二大，亲耳聆听邓小平、胡耀邦的讲话。他们的讲话充分肯定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成就，说农村的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这些话给了他极大鼓舞，心里更豁然了，对所谓姓资姓社问题有了坚定信念，温州姓社不姓资。他也就更坚定地认为：温州底子薄，基础条件差，只有依靠群众发展商品经济，除此之外温州没有别的路可走；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阳过去30万人出去讨饭，现在经济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了，这有什么不对？温州符合这个精神，温州的发展道路体现了我们党一直提倡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所以不管上边怎么说，也明知有人反对，他还是坚定不移。他说我们要替老百姓着想啊，老百姓要吃饭啊，当干部的要有务实精神，有奉献精神。

　　当然，温州发展商品经济的做法一直得到中央高层和许多领导的赞赏和支持，如省委书记王芳同志对温州的做法就一直是肯定和支持的。

　　许多中央领导对温州的支持肯定也是袁芳烈所难以忘怀的。1984年国务委员、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同志来温，袁芳烈陪同他看了柳市，张劲夫对沿街摊、店的生产经营逐一询问，高兴得赞不绝口，说：“老袁啊，你们是怎么搞起来的，要好好总结经验……我们国家发展工业的路子不对，你们这样不是很好吗。”袁芳烈说：“我们还有不少问题，有些产品质量不好，管理也没能跟上。”张劲夫说：“质量不好可以提高，谁说街道弄堂工业的产品质量就不好，瑞士手表不就大都是弄堂工厂生产的吗，质量不是也很好么？”

　　1985年杜润生、吴象等来温考察，杜老看后极为兴奋地对袁芳烈说：“老袁啊，我向往了一辈子的东西在全国其他地方很少见到，为什么到你这个温州就到处都是啊！”他端起酒杯风趣地对袁芳烈说：“我们两个要建立地下热线联系。”

　　杜老还说万里同志很想来温州看看，但到了上海生病来不了，问怎么办。袁芳烈说“好办，我把商品市场情况拍成录像带派人送上海向万里同志汇报。”

　　他就派市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去上海，万里同志很重视，看了录像听了汇报，对温州作了重要指示。

　　1986年4月，万里亲自来温视察，又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温州发展经济所走的路子，使温州的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那时袁芳烈已调离温州，回到省城后他任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袁芳烈在温州只有短短4年多工作时间，但他所表现的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大力改革的执政作风却给温州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温州经验，重在“敢”字

　　回首改革开放30年、谈及总结温州经验，袁芳烈沉思片刻说，改革开放30年温州的成绩是巨大的，是对全国作出了贡献的。温州在改革开放中出了名，为什么？这是因为温州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带了头，温州有十万供销大军、有挂户经营等等，这些都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

　　总结温州30年发展的经验，他认为最重要的有这样几点：

　　第一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我们当年那样做，就是从温州地少人多、底子薄、条件差的本地实际出发，根据三中全会精神发展经济；

　　第二是坚持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保护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像挂户经营、浮动利率、专业市场等就是群众的创造，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创造力。我们召开“两户大会”就是树立榜样，肯定群众、依靠群众；为“八大王”平反就是为了保护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发展经济；

　　第三是当领导的一定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我们一直都在讲，每会必讲，谁都会讲，但谁都会讲不等于谁都会做。在坚持“实事求是”前面我们还要加上个“敢”字，要敢于坚持！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个根本立场问题，是敢不敢为国家利益、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的问题。当干部的任何时候都要有务实精神、奉献精神，如果你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安危仕途得失，只看上面脸色行事那就完了，坚持实事求是，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

　　讲到温州今后的发展，袁芳烈说经过30年的发展，温州现在的条件好多了，经济壮大了，基础更好了。至于具体想法，袁芳烈思路开阔，他讲到了温州人的优势、港口优势，还从区划调整角度纵谈温州发展的宏大前景。

　　他说，总结昨天是为了明天，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结合温州实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这一指导思想。现在我们都在讲第三次解放思想，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今天的思想解放与当年的思想解放有什么共同点，什么不同点？

　　他说，当年是全国学温州，现在只要我们发挥优势，在现有基础上学全国，就完全可以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