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发展,总是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断的承继和更新中得以丰富和提升,文化传统更是其间不可或缺且十分重要的一个层面。义乌奇迹或义乌现象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即根基于其文化传统。而义乌传统文化的演进和更新,则根柢于如下三大文化支柱:“尚文好学”的学术传衍、“尚武勇为”的义乌兵精神、“尚利进取”的商业文化传统。正是在此三大文化支柱的孕育下,义乌社会的发展遂展现出颇具地域特征的个性文化,且深深影响到当下文化建设的蕴涵。
义乌“尚文好学”的学术传衍,主要体现在地域学术的承传上。学术作为文化结晶的集中体现,不唯在人文精神的孕育、知识的传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社会思潮的走向、文化氛围的塑造等亦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凝聚社会的核心文化力。义乌学术,历有渊源,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在朱子道学,吕祖谦婺学,陈亮、叶适事功之学,唐仲友经制之学等的浸润下,义乌人才蔚起,学术趋盛,大有成为理学重镇之势。经此酝酿,元明清时期遂呈全面繁兴之局面,理学、儒术、艺文交相辉映,成就颇著。就朱子学而言,义乌学人承其学者,一系出于亲炙朱子之教的徐桥、傅定,而徐氏之传,更得叶由庚、康植、王世杰、龚应之、石一鳌、王炎泽等义乌诸门人而光大;一系出于朱子门人、女婿黄幹,遂有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北山四先生”之递相传授,被世人推为理学正宗,而许谦之授徒八华山,义乌学人遂得延其教泽。元代以降,义乌学人赓续、推阐二系之学,或师弟授受,或家学相继,或不专一师,皆于理学能深造自得,且能躬行践履,亦不乏体之政事者。在著述方面,无论经史专著,抑或诗文集等,都相当可观。义乌学术不仅得朱子学之正传,且能发挥婺学博采兼收的优良学风,元代大儒黄溍即其典型代表。流风所披,宋濂、王袆、朱廉、傅藻、金涓、屠性诸黄门弟子,皆能光大师门,有名于世。在此风气浸润之下,以斯道自任者有之,著述立说者有之,致力于文教者有之,端风正俗者有之,如此种种,遂孕育出义乌富有个性的学术文化传统。更可注意的是,义乌学人不唯致力于学,更能学以致其用,立朝而不苟、临难而持守、犯颜而直谏、伏处而坚贞者的所作所为,就是义乌学术宗尚的一种体现。
“尚武勇为”的义乌兵精神,指的是义乌子弟为保家卫国而敢于赴难的大无畏气概。义乌兵之崛起,乃缘于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之侵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抗击倭寇的诸多战斗中,义乌子弟兵在戚继光的率领下,英勇作战,屡建伟功。其后,一些人又随戚继光北调镇守蓟辽,以抵御鞑靼人的进攻,对巩固北疆长城一带的防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功绩卓著。经此锤炼,义乌子弟以其鲜血铸就的大无畏的勇为精神,像其作为“兵样”一样,成为世人的楷模。正是在义乌兵的感召下,义乌人不仅继承了前此尚武的传统,使尚武风气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扬,而且更为此一传统注入新的内涵,即直接促发了义乌鸡毛换糖经商行为的萌生,从而为义乌“拨浪鼓文化”商业传统奠定了重要根基。江征帆先生在《重返义乌抗日根据地》一诗中称:“宾王草檄气冲天,宗泽兴师靖寇烟。乌伤子女多奇志,杀敌前哨贼胆寒。”义乌人之“尚武勇为”,即此可见一斑。
“尚利进取”的商业文化传统,主要体现的是植根于民间以鸡毛换糖为特色的经商行为,或称之为行担经济,以及由此而孕育出的“拨浪鼓文化”传统。“敲糖帮”的兴起、发展和壮大,就是此一商业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与市镇经济不同,鸡毛换糖的交易对象,主要定位于广大乡村百姓的日用需求。或者说,义乌货郎担的出现,是适应广大乡村百姓的日用需求应运而生的。义乌货郎担的发展,渊源甚早。早在宋代,王柏就曾指出:“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七,《社仓利害书》)这表明,百姓为解生活之困,从事小本买卖者已有相当的数量。到了明中后期,随着“义乌兵”的崛起,其返乡者更推进了这一行当的兴起,操此业者越来越多,甚至影响了周边县的人也加入这一行列。经此酝酿,至清顺治、康熙之际,随着种蔗制糖技术的引进,义乌以鸡毛换糖的“敲糖”生意更迅速崛起,到乾隆年间达到极盛,约有“糖担”万副,而以廿三里、苏溪两镇最为集中,从而形成规模浩大的“敲糖帮”,并孕育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拨浪鼓文化”。此一商业文化传统,经由民国间的继续发展,至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壮大,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代环境的促动下,更以新的面貌获得了新生。敲糖帮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壮大,在客观上产生了如下一些影响:一是培育出浓郁的经商社会风气,改变了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扭转了“贱商”传统观念;二是敲糖者的收入大大增加,不仅能应付各种支出,而且还有不少的盈余,有的人甚至因此而致富,从而在整体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三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敲糖者以换回的鸡鸭鹅毛等用作田地的填充肥料,大大增加了水稻的产量;四是扩大了当地特色产品的流通和销售,糖担不仅在本省做生意,而且远及安徽、江西、上海等地,从而提高了义乌南蜜枣、火腿的知名度,带动了这些特色产品的经济效益,等等。更可注意的是,从事敲糖生意者,其在善进取、急图利的同时,尤为注重以义取利、义利并举;而且非常讲究诚信。正是在义利并举和讲究诚信理念的孕育下,义乌的商业文化在整体上遂呈现出迥异于唯利是图者的精神风貌。这一既具特色又具活力的经商传统,无疑为义乌小商品经济的兴盛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义乌“尚文好学”、“尚武勇为”、“尚利进取”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其传统文化不断发展、兴盛的三大支柱;而三者的彼此良性互动,更成为义乌文化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特别是在植根于事功学派、浙东学派、理学观念、宗族文化之上颇富包容性的商业文化传统的陶铸下,义乌的“草根文化”遂得以焕发出历久而不衰的生命力和活力。
在人类历史上,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不管它看起来是多么的偶然,或者被称为所谓的“奇迹”或“巧合”,但实际上,它从来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渊源,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象,人们总能发现它萌生与变迁的内在轨迹。义乌奇迹或义乌现象的呈现,也应作如是观。义乌市领导同志曾指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是义乌精神,‘崇文、尚武、善贾’是义乌民俗,义乌的民风则是‘博纳兼容,义利并重’。义乌精神及民风、民俗遂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之泓泓一脉,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页码。千百年来,义乌始终在传承着文明,演绎着辉煌,从而使义乌这座小城艳光四射,魅力无限。”这一宏观勾勒,可谓把握住了义乌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根蒂,揭示了义乌发展的生命力和增长点之“密码”。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07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