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业是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有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神经系统之称，其敏锐的触觉和传导功能，使其成为聚焦变革的最佳视角。30年来，通信的发展对整个社会宏观面目的改变深刻久远，对百姓生活的浸润和记录鲜活温暖。

　　行业记忆

　　改革开放30年，中国通信业的发展有几个节点。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博士将其定义为瓶颈期、发展期、变革期。曾教授说：“改革开放以来，通信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把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作为基本服务对象，从而使整个产业呈现勃勃生机。”

　　1978—1985年 灰色记忆

　　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 ，不及世界水平的1/10。

　　每200人拥有电话不到1部，比美国整整落后75年。

　　80年代初，外国投资者到马鞍山钢铁公司谈投资项目，只愿意住在南京，因为当时该公司只有7条电话线路可用。该市一位副市长感慨地说：“当年，我们出门从来不敢掏名片，因为人家的电话都是七八位数了，我们的只有五位!为此我们失掉了多少投资啊！”

　　一叶知秋。何止马鞍山，全国各城市皆如此，广大的农村百姓更不知电话为何物。那时，北京至乌鲁木齐的长途电话，接通率不足3%，全国长途电话有50%接不通。在北京，到电报大楼打电话的人甚至带上午饭排队。国际通信更加落后，有些外国投资者甚至坐飞机到香港去进行国际联络。他们称中国是没有电话的国家 。

　　经济已驶入快车道，通信产业的瓶颈制约更加显著，成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曾剑秋教授打了个比方：电话瓶颈问题就像改革开放前的餐饮业，一方面人们没钱“下馆子”，另一方面想“下馆子”的人吃饭难。这种情况下，通信产业的市场化程度极低，电话往往同特权、奢侈性消费联系在一起，尚没有进入日常消费领域。而一方面是通信业的垄断经营，另一方面是体制上的产品经济模式和国家贫穷落后现况，因此，开放通信市场无从谈起。

　　1985—1994年　红色记忆

　　1985年以来，中国通信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从1989年至1999年，年增长达到43% 。

　　1992年，中国的电话用户已达到1000万，1998年增长到了1亿。

　　除了固定电话之外，街头公话，无线寻呼（BP机），移动通信“大哥大”、互联网通信逐渐出现。

　　1990年前后的三四年间，百姓积蓄已久的通信需求火山式爆发。谈及缘由，原北京网通新闻发言人李立涛先生说，生产力被释放出来，人们对信息渴求、对沟通渴望，最典型的是农村。当时农民根据当地特点总结出各自的生意经，诸如想致富先种树、想致富先养猪等等，后来发现，即使“种”了“养”了，运不出去也富不了，于是“要想富先修路”成为新民谣。再后来老百姓又发现，光有路还不行，因为他们要把产品介绍给需要的人，于是与外界进行信息沟通的愿望强烈，“要想富先通电话再修路”的口号叫响。

　　爆增的通信需求让电信人难以招架。装机难，难到什么程度？原北京市话局赵局长告诉记者，那时候，一张原本免费的电话装机申请表，在黑市上竟卖到80元。

　　如今30岁往上的人，对从楼上飞降下来的黑色皮线也许还有记忆，那是不得已而抢架的临时线路。它们密如织网，通信职工称之为“皮线墙”，戏言即使有人从楼上摔下来也不会丧命。通信部门已竭尽所能，怎奈设备落后，资金匮乏。

　　1990年，国家对初装费作出明确规定，即原则上按收回建设成本收取，标准暂定为3000至5000元。采访中，曾教授特别提到一些人对初装费存有误解，他说：“初装费并非中国自创，在通信网建设初期收取较高初装费，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而事实上，初装费政策作用巨大，它使我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在收入分配方面，国家对通信部门实行著名的“三个倒一九”政策。产业政策的调整使通信业改变瓶颈地位，成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发展速度创世界之最。

　　这期间，一方面固话用户数量激增，另一方面，站立街头的“黄帽子”公用电话和腰揣BP机 、手持“大哥大”的时尚男女已成城市风景。

　　90年代后期，移动电话市场一路高歌猛进，数量呈几何级数递增。到2000年达到8526万户，数量超过寻呼用户。进入21世纪，号码显示、短信功能的出现让手机击中寻呼“命门”。寻呼老矣，手机为王。

　　1994—2008年 绿色记忆

　　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10月底，中国电话用户总数超过9.78亿户。手机用户在电话用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4.1％，与固定电话用户的差距拉大到2.76亿户。

　　2007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82亿人，预计2008年将达2.44亿人，网民数量仅次于美国。

　　现在，如果被问及“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和最后一件事是什么？”许多人的答案是“开关手机或者开关电脑”。移动电话及互联网参与百姓生活程度可见一斑。

　　1994年，中国联通杀入竞争，移动电话山花烂漫。

　　1998年，信息产业部成立。电信行业政企分开。

　　1999年，中国电信业务分拆。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出现。

　　2002年，中国电信南北分拆，进一步打破垄断。

　　2008年，新一轮的电信业重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分天下。

　　李立涛先生告诉记者：“这一时期，互联网通信给通信技术、通信业务带来的变革可谓翻天覆地。而另一方面，通信行业的改革重组一轮轮展开。通信产业处在变革创新时期，企业正努力由传统运营商向综合信息宽带运营商转型。整个产业呈现生动活泼局面。”

　　消费者乐享其成。各种优惠、各式套餐花样迭出，价格产品极大丰富。

　　有学者说，产业链、产业网皆不足以概括通信产业现状，通信产业是一个产业生态系统，因为没人知道这里会生长出什么，也无法预料生长出来的“东西”又会带来什么。

　　当记者问及手机的变化趋势时，曾剑秋教授说：“现在的手机只能叫移动电话，它还只能实现人与人的通话。真正意义的手机还应实现人与物、物与物的对话。这种实现不会再用30年了。”

　　世界上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展望中国通信业前景，我们要说：奇迹还会发生。
    百姓讲述

　　王本海：过去用“摇把子”电话，现在用手机

　　61岁的老人王本海，老家在山东菏泽市辛集镇王桥村。1968年，他应征入伍到安徽，当时跟家里联系，只能通过写信、发电报。

　　1979年，王本海复员，回到镇上当了文化站站长。“当时文化站只有一台‘摇把子’电话，要抓住把手摇上半天，才能接通总机。那时没有电话号码，都是通过总机转。打个长途，要从乡总机转到县总机，再转到外地总机。信号很差，听不清楚。”直到1982年，文化站才安了拨号电话。

　　1994年，儿子到上海上大学， “我都是骑车十几里地到镇上邮局，给儿子寄信、寄钱，” 王本海的老伴田玉真说。第二年，大队装了全村第一部拨号电话，安装费3600块钱，全村的人围过去看新鲜。田玉真试着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当熟悉的声音通过黑色的话筒传到耳边，“简直跟做梦似的，太神奇了。”

　　1996年，王本海家里安了电话，花了1000多块钱。当时村里才三户人家家里有电话。“那时家里像传达室一样，晚上吃完饭，不时会有电话打进来，让帮忙叫乡里乡亲，开始几个孩子图新鲜，抢着接电话，谁接电话谁负责去叫人，住得远的要跑好几里路，后来几个孩子都不敢去接了。”2000年后，村里才开始大规模装电话，现在村里有90%的人家都装上了电话，没装电话的人家有小灵通。

　　1998年儿子毕业，买了个传呼机，“有事就给他打传呼，让他回电话，不像以前那样找不到人，方便多了。”

　　1999年，儿子送给老王一个黑色的大哥大，块头很大，像砖头一样，沉甸甸的。“当时村里信号不好，很多时候都是当个摆设。没过几年，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有的甚至一人有几个手机。个头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多……”

　　菏泽以牡丹闻名，村里很多人做花苗生意，原来卖花苗，要开车四处跑，问别人要不要，只能碰运气，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到当地园林局问问是否需要就行，获取信息更快了，节省时间、节省油钱。

　　刘青：我1995年开始上网，那时几乎没有中文网站

　　刘青可谓中国最早在家中上网的网民，1995年，20出头的她已经可以在家中上网了。“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中文网站，聊天只能去雅虎。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和外国人聊，有美国的、法国的、新加坡的，还碰到过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遇到一个台湾同胞，当他知道我是在家中和他网聊时，惊讶得不得了，直说没想到!没想到！”

　　刘青说，那时还只能拨号上网，有麦克但没有摄像头，可是她能看见对方。她还回忆道，那时，我清华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学计算机的同学，都不惧路遥骑着车子跑到我家来看新鲜。最好玩的一次经历是，我和一位中国男孩儿聊了半天，后来发现我们俩都在北京，后来我们说赶紧下线，打电话算了，多贵呀。那个时候，每个月的上网费用大约是300多元钱。没有包月呀、套餐呀一说。比现在贵多了！

　　宋仁信：以前有急事只能到邮局发电报、打长途，现在再不像从前了

　　宋仁信师傅1974年进入北京市东四邮政支局。刚进邮局时，宋师傅送了5年电报，后改收电报，直到1998年电信组并入营业组。“当时有急事只能发电报，每天来报有五六百封，去报有四五百封。”宋师傅回忆道，“那时银行之间的往来、各部委与地方联系都通过电报。”宋师傅指着旁边的何英姿说，“她以前可是电报能手，在北京市邮局比赛中得了第一名，一分钟能打150多组呢。”

　　何英姿1994年到东四邮局做执机员，发电报。“那时学习成绩好的才让学电报，电信组在邮局是最荣耀、待遇最好的，只有电信组给安了空调，别人都特羡慕。”何英姿说，“我进来时是电报最昌盛的时期，当时电报是邮局的主营业务，邮局有一半人在做电报，夜班要从下午3点一直上到晚上10点，连站起来的功夫都没有。”

　　“老百姓之间的电报一般都是接站或者婚丧嫁娶这类的急事，当天都要送达，每天都要送到晚上11点。”宋师傅说，“那时候，北京站必须凭接站的电报才能买到站台票。改革开放后，用电报联系买卖 、进货、发货的多了，电报内容有了一些变化。”

　　宋师傅介绍说，电报之外，长途电话业务也曾经非常火爆。改革开放后，外地进城务工、做买卖的多了，通讯又不发达，人们只好去邮局打长途电话。原来东四邮局有6个电话亭，人特别多，都要排队等候。晚上7点钟邮局关门，电报、长话柜台要延长到晚上10点。

　　随着电话的普及，电报业务很快萎缩。何英姿并入营业组，后来又转到大宗组。宋师傅分到营销组。“现在一个月仅有不到10封电报，都是发到特别偏远的农村。到邮局打电话的也很少。信件中商函占大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家书也很少了。”宋师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