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农民叫“社员”，生活在“人民公社化”的“体制”下。在这种体制下，社员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种出来卖多少钱一斤……这一切，都有“上面”说了算，“社员”唯一的“权利”就是在“生产队”里“出力流汗”，去挣那点保命的“工分”。而“生产队”对“上面”要绝对服从。多劳也不多得。于是，“出工不出力”，干活“磨洋工”，糊弄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然而，人糊弄“土地”，“土地”自然也就要糊弄“人”，结果收成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关于发展农业的文件，对于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仍作出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基于这一原因，加上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一些社队实行包产到户，后来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因此，使人谈“包”色变，心有余悸，不易把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这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形式与资本主义道路区别开来。

　　1980年5月31日。这一天，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中，着重谈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1981年5月16日, 中共山东省委批转《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座谈会纪要》，强调加强完善生产责任制要分类指导，在生产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单位，积极推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在生产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处于中间状态的单位，要积极推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在长期贫困的“三靠” 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责任制。 1982年1月， 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的指出：“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推行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也有人不高兴，甚至抵制反对。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怕失去特权，反对分地，拖着不办。一个生产队再穷，几十户人，二三百亩地，养肥两个队长、一个会计，都还是养得起的。如果把地分了，这些干部的特权就没有了，他们就得和普通社员一样下地干活了。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决不会愿意放弃这种特权的。社员们了解上级精神，加上受邻村影响，组织起来坚持分地。果然是“地里多了个老黄牛，台上少了个瞎指挥”。大小队干部也放下架子，下地干活了。

　　分地以后，任务更明确，生产更灵活，方法更简单，利益更直接，优越性更大，效益就更高，几十年没解决的吃饭问题，终于解决了，农民绽开了笑脸。张大伯说：大呼隆干了20年，越干越穷，什么“绝招”都用过了，就是治不好我们队的“穷病”，承包到户一年就治好了，真是千条计，万条策，不如“到户”一剂药。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拥护，我们赞成！　

　　那些“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谬论不攻自破。农民打心眼里感谢邓小平，终于圆了吃饱饭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