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方向、原则和重点，是未来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标。”

　　“农村改革发展的风向标”

    针对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6项基本目标，钱克明表示，这要联系之前的连续5个中央一号文件来看，“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了农村和农业的新目标，但年年提的重点并不一致。这次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具体、更加细化”。

    针对2020年目标任务前三项：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

    钱克明分析说，这还是和原来的运行原理一致，“农村”、“农业”、“农民”的思路顺延而下。其中“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建立”指出了“农村的发展方向”；而第二点明确指向“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第三点指向“解决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低的问题”。

    紧接着的后三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自治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等，更是从“新农村建设”、“如何破除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机制建设”以及“农村发展的未来思路”提出了系统性构想。

    对于目标任务中的第四项和第六项，前者为钱克明所着重阐述；后者被他认为“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性”。

    对于后者，钱克明认为，这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体现。他说，农业也遭遇农药化肥大量使用、生态环境的脆弱等问题，把这个考虑进去，实现农业的生态功能，无疑是前瞻性的表现，也突出了“到2020年的目标任务的特性”。

    总之，“与国务院的具体经济工作会议、农业部颁发相关条例不同。本次会议为未来农村发展的重大命题指明了目标和方向”。钱克明向本报记者表示。

    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农村社区发展能力

    “如何认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从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的发展来看，基层组织社区的发展能力培养得不够。”钱克明以自己的调研经验向记者介绍。

    一个背景是，在农村日益改革开放的当下，一些农村或者地方政府的发展农村思路，是将大资本引入农村。

    钱克明表示，农村改革的实践并不是简单的把大资本弄进来，农村改革也不是简单的城市化，基层的管理、服务、协调能力，更是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区要适合居住和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将农村虚拟化、空洞化”。

    钱曾在一些地方考察，当地有的农村将土地租出去以后，村委会主任没事干，而把地承包出去的农民基本上也处于自我放逐状态，连来往的都少了。“中国的传统村社以及关系纽带趋于瓦解状态。这种情况下，基层组织建设如何持续和发展？基层组织如何在农民与市场的博弈中提供支持和保护？”

    而让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发挥作用，首先是村委会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是基层自治的治理形式。

    从改革经验来看，钱克明认为，基于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心，在于对农村首创精神的培育，而不是以知识精英心态来安排农村的改革实践。

    “改革积累了很多经验，在农村也是，‘因地制宜’和‘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这两点要加以坚持。”钱克明进一步阐述。

　　两种角色：专业合作社和工商龙头企业

    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这几年农村农业确实得到了发展，但与城市化的进程相比，远远落后。

    钱克明分析，这与农业经济的特性当然密不可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形态，这决定了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相对滞后。”

    从日本的经验，包括我国台湾的农村改革经验，还有很多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来看，在发展农业的早期，很多国家和政府采取了防止大的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的做法，而主要是组织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包括建立行业协会等等的发展。

    日本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禁止工商资本、金融等进入农业，而是通过农民协会内部来发展农村金融。尽管发展到后期由于过度保护出现了效率低下等问题。“但初期起到了很好的保护农民的作用。”

    但“中国的情况又不一样，中国太大太复杂”。钱克明认为：我国出现把龙头工商企业引入农村经济，再由工商龙头企业和农户签定购销合同，“这在某些地区某个发展阶段起到了作用”——他认可其作用，但又进一步解释：“但这并不是简单将龙头工商企业引入农村就算完事。”

    改革的实际经验是：“公司+农户”模式的利益分配机制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司携款潜逃的案例。

    从长远看，“把农民的自我组织化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依赖于外来的工商资本，但现在，不能否定工商资本的作用”。钱克明说，“农民作为个体而言，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在与大资本博弈的过程中，农民的不对称形势而导致交易中的弱势地位，这种情况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以解决。”（记者 刘中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