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晚，常年在广东东莞打工的亲戚小王突然打来电话，称自己所在的鞋厂受国外市场的影响，经营困难，许多老乡都回家了，他想通过记者在北京找个活儿干。这已是记者连日来接到的第3个类似的电话，无一例外的都是“找活儿干”。

　　看来，在这个初冬，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已经裹挟了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正在遭遇“成长的烦恼”，限产、停产或者外迁，首当其冲的是裁员或者减薪，部分农民工失业返乡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农民工就业关系社会稳定，其集中返乡所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多管齐下转移安置返乡农民工成为当地政府的当务之急。

　　金融危机　不期而至——

　　外向型企业遭遇“成长的烦恼”

　　对于一些以国外市场为主的外向型中小企业来说，这个冬天“有点冷”，因为它们正在承受着一股“寒流”的侵袭，这股“寒流”就是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尤以外向型经济规模较大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反应明显。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国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我国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承受着外需市场萎缩的挤压，下行压力明显。从地区来看，外向型经济程度越高的地区，即沿海较发达地区，所受到的影响越大。从外部因素来看，美国次贷危机直接导致了海外市场的大幅萎缩。李国学说，去年以来，受全球经济放缓、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信贷紧缩以及生产和运输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外向型企业出口锐减，而近期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严重打击了外向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信心。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赵晋平也分析指出，外需的萎缩主要对两大产业集群产生增速回落影响，即“两高一资”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前者回落仍符合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后者严峻的形势则亟须引起各方关注。劳动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增长的回落带来的影响首先是企业亏损增多。比如，今年1—8月纺织业新增亏损企业881家，而去年同期只新增256家，亏损率达19.7%；服装鞋帽业去年增加亏损企业289家，今年这一数字则上升到632家，亏损率达24.2%。

　　企业遇困　岗位紧张

　　——金融风暴“吹”农民工返乡

　　受国外市场的影响，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早早开始“节衣缩食”，限产或停产，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岗位紧张。而限产或停产的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的建筑、纺织、服装等行业，这恰是外来工最集中的岗位。全球金融风暴下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正承受着一波侵袭。以珠三角为例，仅10月上旬，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年底时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申请破产清算。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内地的农民工。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的调查显示，与去年同期和上季度相比，该市人力资源市场今年第三季度提供的“二产”岗位分别减少6.8万个、5.6万个。其中，制造业岗位数同比、环比分别减少6.5万个和5.4万个。

　　广东东莞是中国“三来一补”贸易方式的基地，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外资企业比较集中，东莞的玩具、家具、纺织服装等特色产业的主要出口市场都是美国。外需市场萎缩使企业获得的订单急剧减少，进而带来经营困难。据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统计，截至今年8月，协会下辖的企业中，来自美国的订单数减少了15%—20%，综合利润下降20%—25%，因种种原因自然关闭的企业有800家。

　　从这种动态变化中可以看出，出口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今年的形势不容乐观，而更令人担忧的则是对于就业的影响。比如，1—8月，我国纺织业实际就业人数减少6.4万人，而去年同期是新增近20万人，“一进一出”相比，今年前8个月实际少吸收就业26万人。这种情况在服装鞋帽等领域亦有所表现，而小型企业所受到的冲击就更为明显。

　　鼓励创业　有序转移

　　——多管齐下安置返乡农民工

　　农民工数量庞大，据农业部今年8月提供的数据，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只要十分之一的农民工就业受到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200万人。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指出，由于农民工失业不纳入政府失业率统计口径，从表面上看不会形成严重的就业问题，事实却并非如此，农民工就业占据了制造业就业的几乎半壁江山。从目前情况看，随着国际金融动荡，世界宏观经济状况恶化，明年国内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沿海一些外向型中小企业经营将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农民工失业返乡所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赵树凯看来，农民工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一族，不仅仅因为失业，还因为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基本保障。赵树凯建议，作为输出地政府，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特别是尽可能将有关失业者的保障措施覆盖到农村，如对农民工进行失业救济。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利益沟通和表达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了解和平衡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把社会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缓解冲突的升级。

　　如何转移安置返乡农民工？赵树凯提出，农民工不仅是打工者也是技术工人，他们在外摸爬滚打多年，手里也积攒了一些余钱，是一股潜在的创业力量。政府部门可以积极引导和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带动就业。对于回乡创业的农民，可以给予相应的土地、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并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培养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赵树凯还同时指出，在鼓励自主创业的同时，要实施有序转移。内地外向型经济不太发达，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崛起，相对而言，企业用工需求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劳动部门可以搜集岗位就地安置返乡农民工。

　　对于输入地而言，赵树凯认为，当地政府应出台更多有利于农民工就业的政策，有实力的企业目前可以进行适当的人才储备，还可以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如果与职工达成一致，愿意降薪，就可以避免裁员，让农民工与企业共渡难关。人们欣喜地是，一些输入地的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一现象，并开始付诸行动积极寻求解决途径，使农民工稳定就业。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今年8月中旬发文，要求在全省开展企业岗位流失情况的专题调研；深圳市劳动保障局于11月4日下发《关于积极稳妥做好农民工稳定就业工作的紧急通知》，意在确保在出口下滑、大批工厂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失业农民工不被欠薪。

　　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增4万亿投资，扩内需、促就业。此举将成为根治目前农民工失业冲击波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