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月，宣州区洪林镇鸽子山村吴村村民组，舒刚强、熊传宝、刘明胜、万有才等人在“大包干承诺书”上按下手罗。
2006年1月1日起全国农业税取消。这年，宣州区朱桥乡久保村马德兵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1400亩稻田，日子越发红火。
2016年6月，安徽辉煌智慧农业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在旌德县成立，500亩绿色水稻田的情况，通过网络消费者随时可以查看。
2018年7月，章昌平从郎溪县飞鲤镇新法村的稻虾共养田里捕捉出一只只鲜活的小龙虾……
改革开放的40年是农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40年；是农业制度不断完善的40年；是农业种植模式不断优化的40年。记者用几个农民的故事，管窥40年里，皖南的红土地里是如何长出“金稻谷”来的。
现代机械化收割。
从公社制到大包干的皖南第一步
“这样下去要饿死人了！”“把田分了各干各的吧！”这是1977年宣州区洪林镇鸽子山村吴村村民念叨最多的话。当时洪林镇还是洪林公社，鸽子山村还是生产大队，公社里实行的还是工分制。
每天早上，随着生产队长一声哨音，村民们带着劳动工具奔赴田间地头，完成生产队分配的工作任务来挣工分。等待粮食丰收后，生产队的粮食先交“公粮”，剩下的粮食再按照工分来进行分配。
吴村生产队在实施工分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生产队在人员配置上不合理，人力浪费严重；只按照人员数量来算工分，一些村民出工不出力，干活磨洋工。这导致了村民们劳动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上不去，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1976、1977年皖南地区经历两年大旱，吴村生产队遭遇了两年的粮食欠收，等公社交完公粮，剩下的粮食连维持一家人的温饱都成了问题。有的家庭只有夫妻两个劳动力算工分，加上孩子多，日子过得就格外辛苦。
当时，村民万有才家就是这种情况，夫妻俩的工分要养活5个孩子，每年到了年底，都要靠生产队赊粮食、向大家借粮食度日。平日里，万有才家都是山芋叶子、山芋皮、老南瓜煮饭吃度日，大旱的两年只能饥一餐饱一顿。
温饱成了最现实的问题，村民们包产到户的呼声高涨起来。
渐渐地，呼声成了行动。
1977年年底，一些村民开始频繁在“大队部”借着“记工分”的名义商量着分田单干的事。吴村生产队队长舒刚强带着熊传宝、尹德平、刘明胜、万友义、夏利富等十几个村民多次商议后决定：将生产队集体土地按照一个人口1.3亩分配到户，为了不被怀疑，村民们自愿结成生产小组，互相帮助生产。同时在“大包干承诺书”上按了手罗，立下了“有事一起承担”的承诺。
舒刚强从记工分的本子上撕下这一纸承诺书，并嘱咐会计夏利富“哪个要都不给看”，正是这一句嘱咐，夏利富将这份大包干承诺书藏得太严实，至今都未能找出来。
“村民对大包干的原则就是，只要能多收一点粮食就行。”事件的见证者舒方义告诉记者，1978年，种早稻的时候，吴村村民们就开始各自干了。自种自收，村民干起来格外卖力，懒汉、闲人、磨洋工的现象不见了。
1978年收割完晚稻，大包干成效凸现出来，光是万有才家里收了近7000斤稻子，“万借粮”变成了“万元户”。
1982年1月1日，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全国。
在蔬菜田里搭架种植葡萄。
从石碾子脱粒到种粮食不下地
“凌晨3点多，妈妈叫醒还在熟睡的我们，拉开门，天上启明星格外明亮，田间地头到处是虫鸣蛙叫，一脚踩到田里，泥土潮湿松软，一下子陷到腿肚子，我人立刻就清醒了，大伙都弯着腰开始割稻。不知多久，天空泛起鱼肚白，等到割完所有的稻子，就已经临近中午了，头顶太阳炙热，田里热气蒸腾，再回望身后稻子齐齐的铺满稻田……”
宣州区朱桥乡久保村52岁的农民马德兵总爱在田间地头转转看看，他说从十几岁开始下田，这一辈子都在泥土里讨生活，他见证了农民侍弄田地的不易。
马德兵的记忆里，改革开放以后，种田最艰苦的时候要数上个世纪80年代。马德兵说，彼时从泡稻种到拔秧苗、插秧面、抓田草到打农药、追肥再到割稻子、脱粒都是人工。
田里旱了，村民们合力用脚踩的车水机车水，木质的车水机一片片木板带着白花花的水流进田里。等到田里的稻子晒干了，就要捆成捆挑回家。15岁的时候，马德兵第一次挑起百把斤的稻子，肩膀疼得直龇牙。稻子挑回来了，整整齐齐地铺开，用村里几户共养的老水牛，拉着石碾子慢悠悠地碾着稻穗脱粒。因为年纪小，马德兵负责用木勺接老水牛的粪便。牛的大便就扣在墙上，晒干了当燃料，小便放在木桶里存下肥田肥地。
记者从市农委了解到，受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这一时期皖南地区的农业种植都以人力为主，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辛苦异常。
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耕田机、电动脱粒机、电动抽水泵的出现，逐渐替代了人力。春耕时，耕田机的“突突突”声和催促耕牛犁田的响鞭声交相呼应；夏、秋稻收时，电动脱粒机“嗡嗡”作响，稻粒随之飞溅下来。“双抢”开始变得不那么“抢”了。
这时，优良稻种的不断培育种植，新型化肥、农药的不断使用，推动了粮食产量的逐年提高。晚稻的亩产从七八十年代的六七百斤一亩突破了一千斤一亩，农民开始增产增收。
2004年，粮食生产获得连年丰收，就在久保村村民为增产而导致粮价下跌而发愁时，国家决定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预案，一时间大家伙都像是有了靠山，积极性更高了。这一政策的推出，避免了我国千百年来，农业种植的“谷贱伤农”的老路。
2006年，是一个注定让无数农民牢记的年份。从这一年的1月1日起，我国正式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在此之前，马德兵一年要交两次“公粮”，从肩挑到雇车拉将粮食送到十几里外的朱桥乡粮站。
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也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此后大量的农民工从泥土里走向城市，土地流转速度加快。
2015年，爱种田的马德兵承包了1500亩水稻，年收入达到30万元，这一年马德兵成立了家庭农场。如今，马德兵和许许多多家庭农场依靠着播种机、联合收割机、烘干机、标准化农田建设，真正做到了“种粮食不下地”，种地变得越发轻松起来。
传统蔬菜田里搭架种植特色农产品火龙果。
从双季稻到多种种植模式
7月的炎热夏风，拂过南漪湖面，吹皱了郎溪县飞鲤镇新法村的一片水田。村民章昌平在田里忙活，他从水田里拉起“地笼”，地笼里是蹦跶的龙虾。“现在正是大家吃龙虾的时候，这些小龙虾个顶个的能卖个好价钱！”
50岁的章昌平，是2015年“全国劳动模范”，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个农民。从2000年以后，章昌平和众多的农民一起打破了皖南地区双季稻种植模式，种植模式多样化起来。
2002年之前，飞鲤镇的塘埂、新法、黄香、湖浜等沿南漪湖行政村，由于地势低洼，每年到汛期，稻田就会被涨起来的南漪湖水倒灌。2002年，34岁的章昌平按照水稻高产连片机械化种植、水塘精养标准，对农田、水面进行改造。种植方式从双季稻改为只种一季中稻。
2009年，他成立农作物家庭农场，2013年，再次投入620万元，通过近6个月的土地规模化耕作升级改造，将家庭农场扩建成一个集优质水稻规模化种植、水上家禽和高效青虾养殖、农家乐旅游为一体的立体式综合生态农业开发示范基地。
2014年，昌平农作物家庭农场迎来了大丰收：承包改造的1020亩农田粮食总产1170吨，产值达270万元；660亩水塘养殖青虾50吨，产值达260万元，全年实现纯利润210万元。
也是这一年，他引进了“稻虾养殖”的新模式，即一季龙虾一季晚稻，种植、养殖相结合。他的田里，不仅有长得喜人的稻秧，还有一只只红色的大龙虾。
算下来，亩产增收近3000元。
随后，章昌平成立了郎溪县幸飞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到2017年底，合作社服务的龙虾养殖面积达2万多亩，占全县总量的一半，还辐射到了广德县和宣州区。加入幸飞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已有60多户。有20户贫困户，目前靠着稻虾共养，这些贫困户都脱了贫。
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新法、黄香、塘埂、湖浜附近几个村的种养大户已发展到210余户，带动生态种植养殖面积3万余亩，真的带着大家从荒田里种出了“真金白银”。
就在章昌平稻田里龙虾活蹦乱跳时，旌德县三溪镇辉煌粮油有限责任公司种植的500亩绿色水稻田里，一群鸭子欢快地钻来钻去。
该公司种植的绿色无公害有机水稻，不但采用稻鸭共养，减少病虫害。同时采用绿色防控，打造“旌玉屏”大米。并且，将农业和物联网相结合，在有机稻生产基地5个不同区域，各安装了一套土壤温湿度、土壤PH值、空气温湿度、CO2浓度等各类传感器和自动气象站、视频服务器、云台摄像机等设备，并建立了管理机房和农业物联网云平台，将水温、病虫害、稻田实时录像等相关数据及时传至物联网。
公司负责人陈曌告诉记者，有了这样一套管理平台，自己根本不用去田里，只要通过手机和网络就能了解到稻田的详细情况，并且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物联网平台，实时查看自己购买的大米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农业在这里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
宁国市方塘乡，也有一片500亩的农业示范田，以其先进的绿色防控技术获得了“2016年全国水稻病虫害绿色技术示范区”的称号。
“农作物生长的过程中，会发生多种病虫害，也正是有了这些病虫害种植户们才会使用农药，农药不但会在农作物上残留，同时也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市植保植检站站长钱国华告诉记者，“绿色防控”就是通过生态控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环境友好型措施尽量避免使用有害、有毒、有残留的农药和肥料，从而使消费者吃到安全放心的农产品。
谈到农业发展，老农业人钱国华说，改革开放以来，皖南大地上的农业发展迅猛，从双季稻加油菜、小麦的单一种植模式发展到今天的“百花齐放”，这种变化也不仅仅局限于稻田，太子参、水果玉米、蘑菇、油茶等等经济作物品种越来越多，农民也越来越富裕。农民不但逐渐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农业的前景也越来越广阔。
《军人一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