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40年是农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40年；是农业制度不断完善的40年；更是农业种植模式不断优化的40年。
作为一个农业大区的安徽宣州，管窥40年里，结集几个农民的故事，瞧瞧这片红土地里是如何长出“金稻谷”来的。
1978年1月，宣州区洪林镇鸽子山村吴村村民组，舒刚强、熊传宝、刘明胜、万有才等人在“大包干承诺书”上按下手罗。
2006年1月1日起全国农业税取消。这年，宣州区朱桥乡久保村马德兵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1400亩稻田，日子越发红火。
2017年7月，何忠国从宣州区洪林镇东华山村的稻虾轮作田里捕捉出一只只鲜活的小龙虾……
从公社制到大包干的皖南第一步
“这样下去要饿死人了！”“把田分了各干各的吧！”这是1977年洪林镇鸽子山村吴村村民念叨最多的话。当时洪林镇还是洪林公社，鸽子山村还是生产大队，公社里实行的还是工分制。
每天早上，随着生产队长一声哨音，村民们带着劳动工具奔赴田间地头，完成生产队分配的工作任务来挣工分。等待粮食丰收后，生产队的粮食先交“公粮”，剩下的粮食再按照工分来进行分配。
吴村生产队在实施工分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生产队在人员配置上不合理，人力浪费严重；只按照人员数量来算工分，一些村民出工不出力，干活磨洋工。这导致了村民们劳动积极性不高，粮食产量上不去，大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1976、1977年皖南地区经历两年大旱，吴村生产队遭遇了两年的粮食欠收，等公社交完公粮，剩下的粮食连维持一家人的温饱都成了问题。有的家庭只有夫妻两个劳动力算工分，加上孩子多，每年青黄不接时，日子过得就格外辛苦，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当时，村民万有才家就是这种情况，夫妻俩的工分要养活5个孩子，每年都要靠生产队赊粮食、向大家借粮食度日。平日里，万有才家都是山芋叶子、山芋皮、老南瓜煮饭吃度日，大旱的两年只能饥一餐饱一顿。
温饱成了最现实的问题，村民们包产到户的呼声高涨起来。
渐渐地，呼声成了行动。1977年年底，一些村民开始频繁在“大队部”借着“记工分”的名义商量着分田到户单干的事。吴村生产队队长舒刚强带着熊传宝、尹德平、刘明胜、万友义、夏利富等十几个村民多次商议后决定：将生产队集体土地按照一个人口1.3亩分配到户，为了不被怀疑，村民们自愿结成生产小组，互相帮助生产。同时在“大包干承诺书”上按了手罗，立下了“有事一起承担”的承诺。
舒刚强从记工分的本子上撕下这一纸承诺书，并嘱咐会计夏利富“哪个要都不给看”，正是这一句嘱咐，夏利富将这份大包干承诺书藏得太严实，至今都未能找出来。
“村民对大包干的原则就是，只要能多收一点粮食就行。”事件的见证者舒方义说道。1978年，种早稻的时候，吴村村民们就开始各自干了。自种自收，村民干起来格外卖力，懒汉、闲人、磨洋工的现象不见了。
1978年收割完晚稻，大包干成效凸现出来，光是万有才家里收了近7000斤稻子，“万借粮”变成了“万元户”。
1982年1月1日，中央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全国。
从石碾子脱粒到种粮食不下地
“凌晨3点多，妈妈叫醒还在熟睡的我们，拉开门，天上启明星格外明亮，田间地头到处是虫鸣蛙叫，一脚踩到田里，泥土潮湿松软，一下子陷到腿肚子，我人立刻就清醒了，大伙都弯着腰开始割稻。不知多久，天空泛起鱼肚白，等到割完所有的稻子，就已经临近中午了，头顶太阳炙热，田里热气蒸腾，再回望身后稻子齐齐的铺满稻田……”
朱桥乡久保村52岁的农民马德兵总爱在田间地头转转看看，他说从十几岁开始下田，这一辈子都在泥土里讨生活，他见证了农民侍弄田地的不易。
马德兵的记忆里，改革开放以后，种田最艰苦的时候要数上个世纪80年代。马德兵说，彼时从泡稻种到拔秧苗、插秧苗、抓田草到打农药、追肥再到割稻子、脱粒都是人工。
田里旱了，村民们合力用脚踩的车水机车水，木质的车水机一片片木板带着白花花的水流进田里。等到田里的稻子晒干了，就要捆成捆挑回家。15岁的时候，马德兵第一次挑起百把斤的稻子，肩膀疼得直龇牙。稻子挑回来了，整整齐齐地铺开，用村里几户共养的老水牛，拉着石碾子慢悠悠地碾着稻穗脱粒。因为年纪小，马德兵负责用木勺接老水牛的粪便。牛的大便就扣在墙上，晒干了当燃料，小便放在木桶里存下肥田肥地。
受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这一时期宣州大地的农业种植都以人力为主，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农民生活过的十分辛苦。
到了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耕田机、电动脱粒机、电动抽水泵的出现，逐渐替代了人力。春耕时，耕田机的“突突突”声和催促耕牛犁田的响鞭声交相呼应；夏、秋稻收时，电动脱粒机“嗡嗡”作响，稻粒随之飞溅下来。“双抢”开始变得不那么“忙”了。
这时，优良稻种的不断培育种植，新型化肥、农药的不断使用，推动了粮食产量的逐年提高。晚稻的亩产从七八十年代的六七百斤一亩突破了一千斤一亩，农业开始增产，农民开始增收，农村开始变化。
2004年，粮食生产获得连年丰收，就在久保村村民为增产而导致粮价下跌而发愁时，国家决定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预案，一时间大家伙都像是有了靠山，积极性更高了。这一政策的推出，避免了我国千百年来，农业种植的“谷贱伤农”的老路。
2006年，是一个注定让无数农民牢记的年份。从这一年的1月1日起，我国正式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农业税”的终结。在此之前，马德兵一年要交两次“公粮”，从肩挑到雇车拉将粮食送到十几里外的朱桥乡粮站。
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也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此后大量的农民工从农村走向城市，土地流转速度加快。
2015年，爱种田的马德兵承包了1500亩水稻，年收入达到30万元，这一年马德兵成立了家庭农场。如今，马德兵和许许多家庭农场依靠着播种机、联合收割机、烘干机、标准化农田建设，真正做到了“种粮食不下地”，种地变得越发轻松起来。
从双季稻到多种种植模式
盛夏的风，拂过树梢，吹皱了洪林镇东华山村的一片水田。村民何忠国在田里忙活，他从水田里拉起“地笼”，地笼里是蹦跶的龙虾。“现在小龙虾特别受欢迎，这些小龙虾个顶个的能卖个好价钱！”
47岁的何忠国和农业打了十几年交道，从传统水稻到烟稻轮作，再到虾稻轮作，不变的是土地，变化的是越来越高效的生产方式和越来越强的获得感。
2000年以前，何忠国一家有5亩地，一家人就靠着几亩地维持生活，日子很是艰苦。无奈之下，夫妻二人便外出务工去了。
200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同时，在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安徽、天津等地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开始了局部或区域试验。至此，也给何忠国提供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路。
2010年何忠国回到家乡，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流转了100多亩田地，进行烟稻轮作。
2015年又在洪林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会的指导下，探索“虾稻轮作”新模式，即一季龙虾一季晚稻，种植、养殖相结合。他的田里，不仅有长得喜人的稻秧，还有一只只红色的龙虾。算下来，一年亩产增收近3000元。
“虾稻轮作从10亩到30亩，再到今年的100亩，现在我们一家人一年100亩纯收入能有30万元。国家号召我们全面实现小康，我感觉我们自己现在已经奔上小康路了。”何忠国乐呵地说道。
现如今，在洪林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稻渔综合种养基地，有将近两万亩的农田都采用的是这种新型的种养方式。就在何忠国稻田里龙虾活蹦乱跳时，养贤乡宝圩村河口家庭农场种植的200多亩绿色水稻田里，一群鸭子欢快地钻来钻去。
河口家庭农场围绕鸭子做文章，实行鸭—稻共生模式和鸭—草—鱼混养模式。鸭的粪便通过发酵可以改善鱼塘的水质，充实鱼的饵料，同时用发酵鸭粪在鱼塘及周边种草，以草养鱼。水稻秸秆做饲料由山羊消纳，羊粪、鸭粪做有机肥肥沃土地，稻田养鸭耘田除虫，树林放鹅代替人工除草……一切都靠着“生态循环开关”调节着每一寸土地的生长，环环相扣。这一生态循环发展模式奠定了农场长期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树立了农村发展的新模式。
从过去填饱肚子到现在充实腰包、奔向小康。随着国家对做好三农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辛勤劳作不得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农业一改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开始朝着生态型、循环型、特色型发展。一缕缕新农耕文明的曙光，在宣州田野上冉冉升起。(宋本金 瞿佳龙 陈莉)
编辑：
赵家慧
《军人一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