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财经北京10月14日消息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财经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10月14日在北京大学启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出席报告会并发表演讲。厉以宁称中国农业和城镇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的身份和权力存在不平等。厉以宁还表示，中国目前处于双重转型的时期。国企要改革，民企要转型。要企业升级，国资委首先应该改变，不直接管企业，而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国企改革，要依法办事，遵循《公司法》等，把国有企业推到一线去。民企转型，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以下为厉以宁演讲实录：

　　当前的中国问题处在双重转型的阶段，什么叫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第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是交叠在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研究了。因为当时有大批的亚洲、非洲，它的一些附属国、殖民地都会独立。他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呢主要的，很少涉及体制转型的问题，他主要研究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体制转型他们也提到，提到的是传统经济体制，就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转入资本主义体制，他们主要是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但中国现在所面临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双重转型，不但要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而且需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将继续存在。这个全世界没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集体介入了这场大讨论。所以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全参加了。你能说谁没参加吗？都在参加讨论，参加探索，人数之多，全世界没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是两重转型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工业社会，怎么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摆脱传统体制，我们研究的不是传统体制，我们研究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经济是处在非均衡的状态，非均衡的状态是很明显的，中国属于第二类非均衡。第一类非均衡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存在的非均衡状态。中国的非均衡不一样，中国的非均衡是在市场不完善而又缺乏市场主体情况下的非均衡，这是第二类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是市场不完善，中国还包含要重新构造微观经济基础的问题，要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所以中国的改革一定要从产权改革着手。放价格虽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因为没有市场主体，就谈不到非均衡状态的消失。所以中国的改革从哪里开始？正是从产权改革开始。其中国有企业首先要变产权，成为产权清晰的主体。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下面提问的时候可以问的。但是，中国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改了国有企业，但是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起来呢？所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在中国要完善、建立家庭农产制。有家庭农产制，就有家庭农场主，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农民的走向。要土地确权，然后在农村中进行大规模的新农村的建设，然后中国就推出了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跟一般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城镇化要新型城镇化，而不是过去的传统城镇化。传统城镇化带来了城市病，带来了在城市中又出现了反城市化倾向，因为城市污染了，社会资源不好，失业众多，所以有钱人从城里转向郊区，转向农村，而穷人纷纷进城，造成今天西方国家也看到，这个问题需要重新探讨。这个新型城镇化遇到一个大问题。

　　中国到现在为止，中国农村是农村户口，城市是城镇户口，这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权利跟城市是不平等的。农民有身份的限制，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怎么样来建设中国这个新型社会呢？这就需要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又发生一个问题，城市容纳的下吗？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51%或者52%左右，但这是常住半年在城市的人都算上，包括农民工在内，而农民甚至长达20多年，他的身份还是农民工，这就是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真正按照城镇户口，农村户口来说，中国现在的城镇化率是多少呢？把农村户口的踢掉提后，大概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几。假定再过几年，中国的人口到了14亿多了，那就是说要达到80%西欧国家的标准，还不要谈美国了，那就是12亿人住城里了。现在6亿，再挤进6亿，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新问题啊，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

　　中国人城镇化道路怎么走？这是说中国必须走老城区加新城区加新社区，新社区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新农村。新农村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很多东西正在修建，最后会形成新社区，公共服务到位了，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用社区管理方法来管理这些新社区，这就是中国城镇化的一部分。中国要实行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农民不仅要进入老城区，新城区，还在新社区，这里也是城镇化的一部分。这样12亿人口作为城镇人口，或者全国的户口都一元化了，那这样才能够容纳的下，这就是我们大家遇到的大问题。我当年遇到的大问题还有，必须给农民以产权，土地确权，正是在农村所兴起的这次大的改革，就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

　　我去年11月底带了政协经济委调研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进行土地确权后的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搞的比较早，结果发现，放鞭炮啊，农民认为自己有了宅基地的经营权证，有宅基地的使用权证，有了房产证，兴高采烈，老人回忆，跟当年土地改完的情况一样，而且比当时还热烈，鞭炮到处都是，我们去的时候地下还有鞭炮。农民心里踏实，扩大养殖业，扩大种植业，愿意进城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而且城乡收入大幅度缩小。

　　嘉兴市给我们讲，他的县级市叫平湖，我们在那里做调研，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收入之比变为1.9：1。这个变化之大，主要是农民收入提高了。我们就问了，农民收入怎么会提高呢？我有了产权就有了财产性收入了，我土地转包出去，我城去打工，多一分收入，宅基地我们在平湖市看到了，房子都拆掉了，都盖成四层楼高的房子，盖那么高干吗？出租啊，很多人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一层楼租给外来人开店，开作坊，二、三、四层楼自己住，自己人口没那么多，其中任何一层都可以出租，租给谁住？租给外地人来做生意的住，租给嘉兴市在城里上班的大毕业生住，骑摩托车就到了，公共汽车也通了，收入就增加了，多种收入。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土地确权之前要重新丈量土地，丈量土地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结果发现，丈量的结果耕地多了20%，我们当时问了，农民他也不隐瞒，干嘛会多了？第一，当初承包开始的时候，地的好坏差别很大，所以呢，坏地两亩算一亩，好地一亩算一亩，经过30年的承包，土地都改良，土地改良以后，所以这次丈量土地好坏全是一亩，没有坏地，所以这个土地就多了。

　　第二个原因过去的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田埂，田埂不算，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遮荫了，也不算，都刨掉。三十年以来，土地已经变大了，要用拖拉机了，拖拉机耕地田埂碍事儿啊，田埂算入土地了，两边遮荫的部分没有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当初有农业税，所以最后报地的时候，都是普遍的少报，我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家家如此，少交税了。现在土地刚丈量完，大家都公布了有多少地，你想报少也不行，他没有必要少报，他要实报，因为土地入股了，要分红了，你土地少了自己吃亏，农业税也没了，什么不一样，所以有这个情况变化。农民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还要进一步改革，我下面讲。

　　另外一条中国当前要做的就是收入分配制度要重新搞。收入分配制度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在厦门调查，重点应该在第一次分配，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的基础进行的。中国为什么土地进行第一次分配呢？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农民没产权，不确定他的财产，没财产收入，农民当然穷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受雇方和雇佣方双方地位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情况下，出来打工的农民，他处在弱势地位，而雇他们的大企业，大企业是强势的。这种情况要改变他双方的地位，在西方国家，走在前面的国家，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有工会组织。工会起作用的，它能够保障低收入者的利益。中国到现在为止，你见过工会替农民工去要工资的吗？没有，还得写信给总理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改，真正让工会发挥作用，农民工这个是必要的，让他们也参加工会，他干了那么多年，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个体农民、牧民，卖奶制品，卖蔬菜水果等等，他是弱势，他在农贸市场摆摊位他也是弱势，上门收购他也是弱势，因为采购商、大超市他是强势，他定的价要么就不要，所以说，这就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在西方国家或在荷兰搞的，他们有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有联社，这个一组织起来力量大，他用自己的车队，自己的船队、自己的仓库再加上自己的码头，这个直接运到国外卖去，或者哪个大城市价钱高卖去。中国农民合作才刚刚建立，还都处在很弱的阶段，但一定要走联社的道路，这样的话，谈判力就加强了。

　　还有第四个原因，中国的教育资源配置是不均衡的。人均教育支出，农村低，城市高，所以义务教育现在城市的学校房子好、师资力量强、设备齐全，农村呢？学校都差，这就造成了一个职业世袭的这种体制。农民工的孩子初中毕业以后，考高中的录取率很低的，农村很少，进大学就更少，所以大部分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孙子将来也可能就是农民工。这种情况下去，不符合社会的原则，都需要改。这都是初次分配的问题，二次分配也重要，也需要调，二次分配怎么调？二次分配的调整主要是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在西方国家，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他有一条，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二次分配就把这个差距缩小了，通过税收，通过补贴，通过福利待遇。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城乡两种户口，农民工很多城市工人有的的福利享受不到的。比如医疗，城市的职工可以公费医疗，农民工合作医疗，合作医疗还是要交钱的，所以说，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距，全世界没有的，真的要改。所以我们说一次分配重要，二次分配也重要，但二次分配的重点应该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城镇化过程现在正在进行中，人的城镇化是当前主要的，这就是我们怎么来升级的问题。人的城镇化以生活质量提高为主，人要进城，就应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对城市也有好处，现在国内普遍施行的大城市是积分制，你在城里住了，什么条件可以加多少分，你自己学历提高了，上了业余大学有加分等等等等，这都是有用的，但这问题很迫切。

　　上海调查还有几个相近的大城镇，现在跟过去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熟练技工，骨干工人都是农民工，进城20年了，熟练技工，留不住了，上海的竞争对手是苏南、浙江的一些城市。它的工业在发展，急需技术工人，到上海去挖呀，我这里给你户口，来吧，把孩子业带来，他都去了。这就上海着急了，技术工人跑了还有什么效率可言，所以推出积分制，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光积分制是不够的，积分还要城区的要改，一个区一个区改，条件成熟就改，可以让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融入城市，但这种配套的资金是一个问题，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地方调查，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一个农民工的农村户口要转为城市户口，公共成本是10万块钱，全国平均的数，比这个多。人民日报今年8月份登出来的，全国平均的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开支是13万块钱，哪来筹这么多钱？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为了提高人的质量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所有的双重改革的经验，体制的转型加上发展的转型，为全世界做出了贡献。因为很多国家也正在走城镇化道路，不能只考虑到发展的转型，要考虑到体制的转型。尽管他们体制不是计划体制，但是有很多过去传统的收入也应该考虑在内，这个将是一个重大的研究步骤，中国经济学家关于这一方面问题，在国外发表的很早，大量的是在国内的调查报告，国内的论文、国内的著作当中，中国为世界的经济学做贡献，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能够双重转型成功，其中有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