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学院副院长 刘元春（央广网 赵娜娜 摄）

　　央广网财经北京10月15日消息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央广网财经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第二场在人民大学举行。今天的主题是《增长谈：大国增长的极限到了吗？》。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发表主题演讲《迈向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

　　文字实录：

　　非常高兴今天以我们文化院和经济之声来联合主办的增长谈，那么现在由我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对于这一轮经济增长这种发展的性质怎么来看待、怎么来理解？那么我们这里面的题目是《迈向新阶段的经济增长》，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认为，目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进入到一种新的阶段，是不是会在未来的这个时刻里面，在映照过程中出现一个偏低的这样一种增速？那么这个问题产生的由来就是大家会看到这个不行，大家明显的会看到，我们经济增速在09年的时候出现一个触底，然后在2010年一季度的时候达到一个高点，12.1，然后持续出现一个回落，到今年的第二季度7.6，那么因此很多人都会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变化，可能只是未来持续下降中的一个序幕，那么因此，围绕着这样的一种变化，很多人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这一场持续的下滑，-五横---可能与1989年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回落有些相似，那么当然，对于这种的回落，大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悲观主义的这种声音，比如说与国外的一些学者和同行机构所谈论的，比如说鲁比尼、查若斯、克魯格曼所谈论的这种中国崩溃论，还有比如说在市场领域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说金融领域里做空中国，与中国必将发生中国性的时代危机论为主题的这样一个所有的市场操作和一些活动，那么标志性的语言就是怎么样？认为特别是在2011年很多人认为，四个10万亿将压跨中国，届时中国并将产生类似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像这样的类似一种金融危机，那么今年二季度，特别是6月19号，我们所出现的这种钱荒，使这种悲观主义的浪潮到了一个极致，很多人认为，二季度的一些表现，在很多程度上是应验了很多做空中国和中国崩溃论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当然，更有甚者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学界他们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新常态，认为中国已经步入到一种新常态，也就是他的标志就在于第一个，低贸易增速，第二个不低的这样一个CPI，第三个就是较多的GDP增速。

　　那么认为这在未来可能是一个常态的一种现象，中国经济在本轮的调整里面就是直线下对以后，到了一个较低点来进行运行，那么这些观点来讲，我们会看到，在国际层面、在市场层面得到了很多人的反映，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观点里面可能有几个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从而国外的角度来看，每隔5年都会掀起一轮中国崩溃论的浪潮，那么很多学者只要一拿到中国的数据一看，40%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和平均24.5%的这样一种投资增速，那么从很多经济学家角度来看，这样的一种结构必定会带来一种产能过剩的这样一种危机，那么当然同时，如果从金融层面，很多人会看到，我们的高达数十万亿的这样一些债务，和大规模泛滥的这种表外因素，很多人就会很轻易的就想中国的泡沫很严重，中国的经济必定会出现这种在实际层面出现以产能过剩为标志的这样一种过剩型的经济危机，在金融层面里面出现以泡沫负面，债务面观点这样的一种和金融危机相叠加的一种现象，那么最重要的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2001年，当时有学者就提出了重要的一个中国风，再比如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间，也有人提出了中国必将会走上这条路，但事实上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在过去这几轮，中国崩溃的这种浪潮中间，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越走越好，那么作为理想我们就会看到，从2001年中国经济反而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高涨，那么因此我们就会发现，在数轮的中国经济崩溃论的理论基础里面，可能存在一些国际上的问题，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那么当然除了我们日常所注意的到的悲观主义者，我们还会看到一些乐观主义者，典型的或者大家认为不太靠谱的一种乐观主义就是我们林毅夫先生所谈到的，8%以上的增速还可能二十年持续，那么他的论点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均GDP，人均的资本存量依然很小，依然在一种高速发展的阶段，那么同时中国未来，在依靠宏资拉动型的这样一种驱动，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当然，第二种观念就是我们人民大学、我们宏观论坛，这一个团体的一种观点，也就是我们认为目前的状况，是一种周期性和趋势性叠加的一种产物，也就是目前是全球周期性最低点，比较低的一个低点，如果在这个时段，我们指出现在就是一个常态现象，我们认为在方法上，是一种错误。当然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未来的潜在GDP的确有一个下降的过程，但是是不是中国经济增速竞速在4%-5%的这样一个水平呢？我们认为这种论断太宏观，同时也没有依据，原因就是很多的这种潜在GDP的这种增速它是一种事后测算的一种产物，那么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上目前在GDP竞速的争论，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一种规律。 比如说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大牌专家，也在像我们这样的论坛的时候来讨论，到底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是多少？那么至少在1998年到2002年大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潜在GDP的增速只有8%-9%，也就是像现在很多人所谈的那种中国经济只要超过10%就是过热，但是真正好像大家达成了一种宏观经济增长的共识，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发现大家都错了，因为200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峰回路转，已经证明了过去十年，中国的潜在GDP增速可能在10%左右的增速，所以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在预测潜在GDP里面最失败的一次，当然在世界范围里面还有一个很失败的例子，那么这就是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很多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世界经济增长的极限，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速到底是多少呢？那么大家可能知道，当时有几个很重要的团体，比如说罗马俱乐部，当时提出的就是怎么样？零增长，世界已经到了不可能再进一步增长的状态了，但是没想到，70年代一些零增长极限的话语刚一落生，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增长怎么样？出现了新的奇迹。那个奇迹就是怎么样？全世界经济增长在4%左右的这种高速运转持续了接近20年。所以一直我们经常会谈论的就是说，目前在这样一种大危机、大调整的这样一种阶段里面，简单的就是说，中国已经步入到一种相对悲观的常态状态。我们认为，无论是方法，还是判断的依据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来讲，中国从人口结构、区域结构以及产业的众生化和改革等多种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缓解我们的结构性的这种下滑的这种趋势，能缓解。同时全球经济的增殖性的变化，也会使中国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目前的这种底部现象的环境，所以因此我们认为就是说，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改革、通过深化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缓解我们潜在GDP下降的这样一种冲击，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有耐心来等待周期酝酿的这种转变，而不能够简单消极的认为我们就是这样。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也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个超越新常态，那么这个观点在本质上是一种什么观念呢？我们认为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一种观点。但是乐观的观点还有官方所提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十八大之后，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都围绕着中国梦，认为中国梦的实践是与较高速经济发展相提并论，同时这种较高速的增长速度，来源于打造中国升级版的中国经济、来源于我们通过改革所构建的这种新增长点和新红利来一起推进的，所以这些观点我们都可以在很多途径来看到，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来认识？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认识？目前这一轮的经济的下滑，那么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视角从短期扩展到长期，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也就是从全球和一种中长期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目前的这种状态，然后才能够摸着当下，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上面，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观点，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在世界性周期力量的作用和结构力量的引领下面，本轮经济增长参数的这种变化没有特别明显，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变化与全世界的变化基本上是一步一趋的，而不像我们很多人讲的，我们这一轮的下滑有中国的原因，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二个我们认为目前是一个仍然处于过渡的时期，远远没有处于新常态因为没有常态化的这种经济增长源泉，那么同时全球力量处于一种周期性修复和结构性大调整的阶段，那么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大危机必然伴随大调整、大改革，那么大调整大改革就意味着我们的这种增长源泉的转化、资源配置方式的这种调整，那么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转换期，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过渡型，而不是一个常态性。那么三个我们还没看到的就是本轮经济下滑不仅有结构新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我们认为就是未来实现7%-8%左右的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依然是较大的，当然我们后面也会谈即使要实现7%、8%的持高速增长，也需要我们付出的艰辛的努力的。

　　那么当然从短期来看，我们认为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的观点认为，周期性力量开始反转，但是深层次结构力量依然在持续的发酵，那么因此我们认为不服输的这种状态会中期化，因此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三季度，经济的这种反弹，我们认为它在四季度虽然会有延续，但是它的这种反弹的幅度会减小，就是它的这种力量会弱化，原因就是我们三季度经济反弹的这一个基础并不扎实，那么同时我们认为，明年一季度，经济可能会出现回落，原因就是如果我们以大改革的话，就必定有大调整，大改革在短期里面所带来的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效应，那么因此我们对于目前的整个短期经济的这种判断，我们认为怎么样？我们认为并不乐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么这个基本观点我们怎么来证明？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就是本轮大危机、大调整中间，总体上中国没有体现出中国的特色，也就是说从世界范围里看，中国是跟随主要经济体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中国经济波动基本上是与世界是同步的，大家会看到，在2007-2009年的这场大危机中间，世界经济增速下滑了6个百分点，但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了4.6个百分点，那么到2010年，全世界经济反弹了5.8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反弹了1.2个点，那么从2010年之后，世界经济出现第二轮的趋缓，中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的一个就是说，很多人讲这一轮的经济放缓，从2010年到现在，很多人认为可能是中国政府自己没有看准自己的这一个经济变化的一些根本原因，出现了一些混招所导致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缺陷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好像这个结论可能也不太成立，也就是说是一个全球现象，那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大家会看贸易增速也是如此，并且它的同步性比GDP的同步性更强，那么这里面就会解释，为什么中国GDP与世界GDP的这种增速在危机期间反而同步性加强了呢？关键的原因是贸易的同步性在加强，那么这个加强，核心原因就是中国目前整个外贸占GDP的比重是60%左右，那么我们的非贸易品，就是我们的贸易品50%多是用于出口的，所以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与世界基本上一步一趋的，同时我们还会看到，CPI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就会讲中国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下降了，但是CPI却不低，还比较稳定，说这是中国的特色，但是大家如果一看世界角度，就会知道怎么样？这不是中国特色，是世界特色。

　　第二个我们会发现，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简单结论，因此中国增速的放缓不能在一个封闭体制中间来寻找，而必须从全球结构性问题、周期性问题以及本国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多角度来寻找，所以我们很多人马上就把我们从经济增速从12.1%下滑到7.6%的根源简单的找寻到我们的制度层面，我们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中国结构性的问题很大，但是中国结构性的问题根源是什么呢？根源于世界出现的总体性的结构性的问题，中国的周期性的问题来源于什么呢？一方面来源于自身，但是，也来源于世界周期性的这种变化，那么所以说我们即使要寻找结构性的问题，不能关起门来寻找自己结构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我们中国调结构，95期间就开始了，但是我们越调越缓慢在某些参数里面，比如说我们从2001年，2002年就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提出来要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要提出降低重工业的比重，但是大家一定会知道怎么样？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快速上扬，带来的是什么？重化工的开快速增长和重工业比重的快速提升，而不是下降，那么因此我们在95期间所定的这些结构调整方案，为什么错了呢？为什么我们在2001年所指出的很产能过剩的行业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间没有过剩，反而成为引领力图增长龙头的这些行业呢？核心原因我们结构调整的思路有问题，也就是我们闭起门来，从自身的角度简单的来看结构性的问题而没有用全球的结构调整来看待中国的结构性，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么全球的结构性问题，基本参数有那些问题呢？我们就没发现这第一个新技术革命依然是过去二十年全球经济增长高速发展的重力，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从90年代，我们因为美国这种专利申请大家会看到明显处于一个强劲的下滑的区间，那么这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最核心的力量。

　　同时我们如果从其他的一些看，从专业来看，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新技术行业，还是旧技术行业，它的技术增长在2000年都步入到了一个相对下降的过程，大家会看到，比如说生物技术，比如说90年代9.56%的增长速度，但是到了新世纪只有4、5点的增长状态，那么同时我们从另外一个统计也能够严重的看出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再从更重要的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2002年的经济危机宣告的是什么呢？宣告的是经济革命从快速成长期步入到一个稳定的破产期，那么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到来需要等待，那么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有关技术革命出现大爆炸，经济出现技术的大幅度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间，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过程，但是技术的快速突破，会引来我们经常所谈到的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传统的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之相互配比，从而导致这种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重构，那么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危机期间，那么危机期间表明的是什么？技术的这种大爆炸，它在社会经济的这种突破到了一种呈现，因此会出现一个制度重构型，那么未来会按照正常的一个理解，会有2-3、4年的破产期，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技术层级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现在第五次的这样一个技术革命，它构成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但是下一轮到底是谁来替代它？我们不明确，至少从目前来讲，从经济的带动性、和经济产业的冲击性这些角度来看，我们都没有看到新技术革命的迹象，那么当然如果从技术周期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像十年应当是一个技术的中度融合和扩展期，而没有全方位的这种大爆炸期，也就是我们所谈到的世界经济的第一个核心参数技术。这里面到了一个新的拐点，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看全球化是过去二十年增长的第二个引擎，新要素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带来的全球红利，但是全球不平衡的利益段可能意味着全球红利步入到一个新阶段，那么大家看到，90年代整个经济增长很快，那么美国的贸易市值是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到危机期间，出现了一个收敛的现象，那么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二个引擎的确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因此我们就会看打，第四个方面，就是2007年到现在的世界经济大衰退，是否意味着全球各分工级都面临着系统性的制度危机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大危机在本质上意味着制度的大变革、大调整，那么美国的制度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了呢？欧洲的制度又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新兴市场一些国家的一些制度又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么这需要我们怎么样？在一种全球的体系里面来反思，而不是我们简单的自我反省，我们中国人很提倡闭门自省，那么在目前这个状况，可能是有问题的了。那么为什么呢？大家可能看到，全球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几个并存的增长模式的结束，或者是的一些转型，那么比如说美国的模式、欧洲的模式、中国的模式，以及依附于中国与美国的这些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模式，都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资源型的这些国家增长模式，当然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全球贸易体系、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制也会面临着一些重构，当然这种重构到底方向是什么？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明确的一些思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全球分工模式，到底有没有变换？

　　就是分工级有没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是不是大危机就意味着分工级出现漂移，增长极出现了漂移呢？所以这里面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大危机意味着各自有结构性的大调整，但是这种大调整必须遵循一个在国际体系里面的一个收入，必须要看到国际分工体系变化的这种路径，如果没有看到这些因素的话，简单的进行调整，可能带来的问题会更啊严重。那么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不所有经济增长的回落归结到基本参数的变化，带来结构性问题上面，那么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些年里面，大危机和大萧条所带来的这种，比如说大家会看到机构所测算的发达国家的增速产出缺口，那么我们一般认为产出缺口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周期性的因素，等会儿我们会看到一个分解性的图形，那么周期性因素就是说我们在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这个状况，它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周期的底部，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弱复苏的阶段，也就是我们还没有摆脱它的这底部运行的这种状况，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思考我们的结构调整和我们后续的战略，这我们可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我们认为在世界周期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增长模式的确出现了拐点式的变化，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如说很多人就讲，说中国人本身这种增长模式就像一个老年人30岁了，传统的模式是老年人有很多问题，但是蹦蹦跳跳，还像年轻人一样，但是忽然这两年降温了，这个外部一降温，结果导致老年人的机制发生变化了，原来没有肺气肿现在有肺气肿了、原来不发烧现在也发烧了，那么就是说由外部因素诱发内生因素产生的变化，那么内生因素有哪些变化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年讨论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增长源泉的出现拐点性变化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的市场化、民营化、公式化的这些自闭的红利开始递减，最标志性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参数叫THP值，出现一个年度严重的一个区域，第二个就是国际化，也就是全球化红利出现了递减，也就是说过去中国人和印度人高达8亿的这种劳动力进入到全球市场，从而使全球劳动力出现重构，使全球分工级出现重构，从而在中国的这种开放和改革的这种氛围下出现了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这样一个奇迹，那么这是它的故事，但是目前好像这一个故事在变化，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二元转型处于一个拐点，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的刘易斯拐点。第四个我们经常会谈到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年轻的国度了，人口红利开始递减了，标志性的就是我们去年2012年，中国的劳动力4亿人口总量出现下降，那么同时很多人就说，我们可能还会一个参数就是2015年中国的市民结婚人数达到高峰出现下降，那么因此很多人说讨论丈母娘经济、丈母娘驱动房地产的这一种逻辑，导致了就是说人口所带来、结婚所带来的房地产的需求，以及储蓄能力可能会下降，那么因此，我们不再年轻，因此我们房地产需求、储蓄能力都会下降，那么因此第五个就是高储蓄和高投资的这种模式也会出现一些变化。那么这就是大家经常会讨论的就是说中国为什么出现拐点式的变化，那么都在这些基本参数里面。

　　那么同时很多还会谈到，就是我们这些年增长的因素也在大幅度上升，比如说第一个资源，大家知道，我们今年第二季度把第三季度已经成为世界石油的第一的进口国，超过美国，那么二个就是环境，最明显的大家都知道北京的雾霾，这可能是大家最垢病的一件事情，那么说的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到新的增长模式，当然更重要的个就是各种风险和扭曲，已经标志着传统增长模式所累计的这种问题到了一种极限，比如说金融风险，我们经常所谈到的金融风险里面，比如说第一个，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那么有估计是20万亿、有人估计是40万亿，那么不管怎么样，比如有学者认为我们政府的债务，可能已经接近我们现在的这一个GDP的110%多的这样一个区间，如果这个是真的，那么说明我们的债务的确很高，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房地产的问题、我们表外融资的问题、我们引资银行的问题，那么最凸现的就是6月19号我们钱荒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金融的这一个阶段的讲座，专家（夏斌），就谈到了这就是中国式的金融危机，认为这个是一个新阶段，当然更重要的我们是认为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也到了一个拐点的问题上，那么所以把几个因素一综合起来，我们的确会看到在世界层面的这种结构性大变化的环境中间，中国内生性的一种基本参数、增长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到底是一个见证性的变化，还是一种可推崇性的变化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也就是说这些主题都是全国人民怎么样？卖菜的到太太可能都知道的一些主题，地球人都知道的主题，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要对这些变化，它的路径，可能的程度、以及相对应的措施，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而不能马虎，那么所以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如果深度的审视目前的回落我们会发现，周期性因素存在的量很大，那么这个测算是阿拉学家侧的，大家可能会看到，中国1亿人里面，有着潜在增速是他测出来是8.9%，周期性增长的因素是0.4%，那么2013年潜在因素是8.0%，而周期性增长是-0.3，产出缺口是-0.6%，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周期性的因素的话，我们应当是在8.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简单来说。专家在今年的这个趋势预算中，感叹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于他们所感觉不一样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会发现新兴国家的这些经济增速的下滑，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讲的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结构都出现了问题，这些国家的制度都出现了一些停滞、这些国家都有大量的腐败所导致的，而与周期性的因素有很大的观点，能够减释30%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过度强调结构性的问题，而不重视周期性问题的角度，所以这个来讲可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

　　那么第五个就是我们最需要民间的是结构改革往往带来的是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这个风格不仅没有平息常态，同时存在着超越新常态的这种可能这是刚才讲的一种观点，为什么有这种可能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很多人认为中国未来的储蓄率可能不会太高，可能会降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测算，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的储蓄率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在这一场危机里面，它的变化是什么？是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反而有所上升，而在未来几年里面，我们所根据一些基础参数所测算的储蓄率依然维持在50%以上，而美国的储蓄率依然不会超过20%，那么也就是说，美国人是不是危机之后就好了伤疤了疼呢？中国人是不是在危机之后就知道大把大把的花钱呢？那么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已经在大把大把的花钱了，但是中国啊人大量的钱怎么样，不是在老百姓的手里面，而是在政府、在企业以及少数的有钱阶层人手里面，所以说中国储蓄率的改变不是说老百姓消费习惯的改变，而是根源于我们出台的制度、根源于我们再分配的这种制度里面，那么因此我们这种制度的改变，要想在短期里面得到改变，我们认为在未来五年里面，中国储蓄率有大的改变，很大，那么一个最简单，如果我们储蓄率还在50%以上的话，我们的增长应该是什么？

　　我们要专项消费驱动型，消费驱动型构建的是什么？是制度，而不是简单的倡导我们要进行老年消费、简单的倡导我们要进行假日消费，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全球的不平衡是不是会直线逆转呢？那么我们测算的结果我们认为并不是直线逆转，因为就是说，如果全球的货币体系依然是美国独大的话，美国还想拥有这种超级驻地权，以及世界中央银行和世界风险投资者的这样一种地位的话，美国必然会有大规模的撤资，那么外汇国家也必然要为美国的这种撤资买单，所以说这种模式不是像很多人讲的，过去不平衡导致了大危机，大危机就会扭转不平衡，好象不平衡就会直线的下来，全球就会变了一个样，那么如果如果我们看世界史的话就会发现，世界上全球相对平衡的时间占这三百年来全球史上只有5%的时间算少的，不仅是常态，平衡才是超常态。所以因此我们也会发现中国的比较一下有没有变化呢？也没有，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未来的格局中国是什么呢？是高储息伴随着高债率，比如说大家会看到中国目前的状况跟西班牙的状况有点相似，所以说我们担心的不是我们储息的下降，而是我们债务比较高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同时我们如果再看一下劳动力的布置结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目前随着有民工荒，但是我们也有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大家会看到，目前大专以上的供需比是小于1的，那么最后我们再看这个图形会发现怎么样？我们大专的失业率是最高的，本科的失业率也很高，那么当然更高的还有一个研究生的失业率，最低的是文盲，如果你只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民工荒导致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是我们低端产业的发展，当然另外一个是教育结构改变了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所以说我们有大量的收购中高等教育的劳动力，那么这个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会提供很多的空间的，当然，另外一个我们还会看到，我们的确像林毅夫所讲的，我们目前还是一个依然很落后的国家，不过我们的人均GDP跟美国比很低，那么人均资本存量也很低，我们目前基本上是怎么样？美国的13%左右、日本的也是百份之十二点多左右，但是这个空间还会在涨，当然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人均基本存量很低，但是我们的资本利用率却非常的高，所以这个是有间断性的问题、有趋势性的问题。

　　我们还有上升的这些空间，同时还有改革的空间，比如说改革的空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按照这是世界银行最近所测算的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进行服务业的这种大改革，如果进行市场的这种竞争性的改革，以及我们进行复古制度的改革，会对于我们的资源配制效率这种增长会有强烈的促进作用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按照机构的研究，如果我们改革恰当的话，我们PH值从目前的1.几的增长率，提升到我们在90年代的增长率是有可能的，那么当然这不是我们做的研究，但是我们就是说，要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是一个理想性的表现，那么需要改革的这种政治思路和时间。因此如果我们把前面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为什么？一个是我们未来储蓄率可能还很高，第二个我们在全球分工体系里面的这种地位没有变化，第三个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劳动力的结构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空间，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落后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在区域上的这种重性的空间里面，改革的空间也很大，那么因此我们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一个潜在增速就在6%，或者5%，我们认为这种断言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认为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断言是不科学的，当然我们最最后一个我们认为，就是现有的宏观经济形势也说明，未来的征程在乐观中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性。就像很多人在二季度就讲中国要硬着陆，很多人在2011人就讲中国的房地产2013年就会崩溃了，还有很多比如说讲中国经济2013年可能会爆发大危机，但是都没有，但是现在有语言说2014年会爆发，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断言都是新闻性的热卖，理性的判断就会发现，我们三、四季度经济又出现了一些缓和的绩效，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一系列的数据大家会看到，向上的这些箭头都是指的改善，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参数都出现了这种改善的迹象，但是这种改善是不是像乐观主义的人所谈到的，我们马上又会重返80年代呢？我们的经济又没问题了呢？那倒没，如果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原因就是我们明年来讲外部环境的确有所逆转，但是有强劲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都会看到，各种数据和都表明，三季度会逆转，但是怎么样，它的核心原因一个是外部环境的因素，第二个是政策的因素，第三个是一些市场信息的逆转，那么这几个地方能不能持续，我们认为是很难持续，也就是说三季度的反弹并不稳固，原因是一个是激素效应，第二个我们认为就是说，这种改善还是一个低水平的改善，第三个我们就是说政策性因素依然是近期反弹的核心，那么第四就是外部环境的改善，也很重要，但是外部环境的改善具有强烈的脆弱性。第五个我们认为怎么样？消费改善不稳定，消费的基础也不明确。特别是我们今年的收入下滑，就是收入增速回落了。那么同时我们还会看到的目前还会发现现行参数也很多是冲突比说国家统计局的现行参数是回落的，但是OECD所统计的中国现行指数却是恶化的，那么人民银行所测算的现行核心体系也是很低的，那么同时又可以看到，各类指数也出现了一系列不一致的一些变化，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一些信息的改善，实际上也不强烈的。比如说很多人现在股市不错，大家认为是三中全会有很多很多大家所想象的改革，那么我们认为，这种简单化的这种预期，可能是怎么样？过于乐观了，那么如果改革这种方式与民众的预期不一致，那么事情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调整，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同的调整，危机也开始回落，但是也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事情。

　　那么四季度，我们认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外部改善前期，稳增长政策的惯性以及库存回库等力量的作用下会出现持续回声，但是消费疲软，地方债务的经济与整顿，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下行力量也会逐步发酵，并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的因素的冲击。那外部环境的确逐步改善是大概率的事件，但是我们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最近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比较严重，同时日本的问题，虽然表现很好，但是安倍最近马上进行了结构性改革，起动结构性改革，他是进行增税，同时他的有些参数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的货币供应量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新兴市场，但是我们又看到新兴市场下一步的变化有可能会超越其他，那么同时汇率的问题以及欧洲的问题，可能外部环境我们认为是一个改善的趋势，但是短期存在着一些脆弱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认为投资在前期政策冲击下会改善，但是到底我们房地产市场怎么调、城镇化方案怎么进行我们认为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同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消费，我们认为在四季度消费可能不会看好，明年一季度消费更不看好，原因就是整顿群众路线，以及国家机关内心的作用下，消费领域在还没有完全消化8项规定的三公等政策冲击的同时，还面临更为严格的政策压力，四季度的价值消费和政治消费可能面临明显的使三季度的消费增长回升出现逆转。那么另外我们还会看到的就是说深层次比的问题是不解决了呢？没有，那么当然更重要的一个我们认为是怎么样呢？改革红利，也就是说三中全会真的推动大规模的这种改革、大范围的一些改革，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它在这里面，改革越大、越综合性的改革会在短期产生强烈的拐点行为，使宏观经济出现短期回落，中长期才会释放出改革红利，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四季度末2014年一季度，改革带来短期的创造性效益将陆续展开，宏观经济将面临短期的下行压力，也就是我们的判断说，虽然目前三季度、四季度的弱复苏，打破了很多人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将出现硬着陆的这样一个预言，使这些预言落空，但是我们明年的这种经济内生动力的寻找，还是不牢顾的，我们脆弱性依然很强烈，短期里面还面临着回落的这种风险，那么当然，我们认为就是说，价格这些因素是一样的所以因此在这些方面，一个最简单的结论，因此就是说，不能过度落款看待目前的增长，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第一个不能简单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它的极限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是可以方向性的判断不能够简单的数量性的一些预测，第二个就是我们认为中国必须要在全世界的这种结构性的视角来处理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在全世界的周期性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周期性问题，那么因此我们认为，就是说，从中长期中国考虑到世界的这种变化、考虑到内部结构性因素的这种变化，虽然我们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但是这个阶段，是一个过渡型的阶段，我们只要有一个良好、正确的改革，和适度的耐心，中国经济不会出现这种直线回落，不会呈现出A2型去不复返的这样一种变化，而是会开启中国的7%-8%的这样一个制高处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需要我们的改革、需要我们的政治政策，同时也需要我们民众的耐心和等待，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