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财经北京10月15日消息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今天在经济之声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上做出精彩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全球变局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专业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国家计委重点课题、国家社会科学“七五”、“八五”、“十五”规划重点课题等。

　　文字实录：

　　刚才刘元春教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演讲，他的基本观点还是可能与关于中国进入到一个刺高速增长的阶段，那么在我的演讲中间，我可能会谈一下全球的变局和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局，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全球的变局，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我们的外部环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知道，从我们的外部环境来讲呢，实际上来讲也就是说，我们是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那么从国际发展大势来讲，一个方面，我们正处于刚才刘元春教授也讲到，说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的科技革命这么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它有三个驱动，一个是开放驱动，一个是市场化驱动，一个就是创新驱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国际环境正处于全球规则、全球秩序、全球格局这么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自由放任全球化时代、正处于一个金融自由化，但是呢，缺少有效监管的时代，我们也存在着新能源革命、新通讯革命和新运输革命，为全球下一步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风险的时代。

　　在这个地方，一个方面我们会发现，危机发生后，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TPP）和（TPIP）也就是推动两个人类社会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第二个我们会发现，这场危机发生以后，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BIT）也就是开始推动高标准的投资自由化，开始推动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会发现，危机后法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竞争中信，也就是针对国有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角色，正在用新规则来现出国有经济部门在全球经济中的表现。第三个呢，我们发现危机后大国开始推动全球的再平衡的张率，也就是鼓吹中国消费、美国储蓄、中国进口、美国出口、人民币生殖、美元贬值、中国服务、美国制造、中国开放、美国撤资这么一个以再平衡名义来推动欧美为期十年的结构调整。那么第五个我们会发现，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全球的能源资源的格局、将改变全球的贸易投资格局，将改变全球智能格局，因此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和危机前恐怕有很大不同的一个大格局的变化，那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1990年以来的全球化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那么我们就列了一张表，我们会发现，从1990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是26.1%，那么我们会发现，200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了一个峰值，也就是达到了32%，但是我们会发现，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正在直线下降，那么下降到201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21.6%。

　　为什么2001年美国的GDP达到峰值，然后会直线下降呢？那么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2001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说2001发生的911，2001年发生了IT泡沫的破灭，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危机后美国要推动，刚才我所讲的五个方面的变局，也就是包括美国为什么要推动TPP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发言，欧洲的贸易专员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也就是要为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的秩序、国际经济的规则，要重新建章立制。那么也就是这个月，10月10号在美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文章，但是这篇不长的文章中，作者说的美国从担当具有广泛意义的多变规则的担保国，开始转向更趋向于与盟国成立小近门，华盛顿正慢慢的退出，二战后建立的自由秩序，作者认为，这将危及中国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变化，那么文章讲，美国正将战后多边主义置换为与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社会贸易和投资协定，让多边贸易协定靠边站，那么作者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多边秩序将进一步陷入损失修的状况，而全球化将分崩离席，那么作者认为，作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寿终正寝的最大输家，为什么我把这几段话在这读出来呢？因为我认为，这一段话很好的点出了全球经济变局的实质，也就是全球化正在发生，本质的全球化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对中国来讲，确确实实会涉及到我们下一步的国际环境，如何趋利避害。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想讲一讲，当前的新一轮的改革。当前的新一轮的改革也就是引大家格外关注的，是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那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克强总理问，上海领导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要政策的优惠，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是问了我自己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前三十五年上一轮的改革开放，在区域开放方面，我们是沿着三个方向往前发展，一个方向是沿着特区，一个方向是沿着高新区，另外一个方向是沿着保税区。那么这样以来的话，就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改革模式是继续沿着过去三十五年区域差距、产业差异和财权实权下沉的模式往前走一小步，还是为探索未来三十五面的新模式往前走一大步？那么往前走一大步也就意味着下一步我们将把前三十五年走的这方面，也解决沿着特区、沿着高新区、沿着保税区先行先试的方向，应当合并，应当考虑全域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那么就意味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一个全域的方向，来探索更高标准的改革、更高标准的开放和更高标准发展的新模式。那么这个新模式从前三十五年的经验看，他一定不是预先设计出来的，它一定是在未来三十五年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这是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我问自己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讲的自由贸易区，它实际上是由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我们叫（FTA），也就是在主权国家或者是单独关税区内全域推动贸易投资，开放这么一种形式，大家一定记住，它是全域美国推动TPP美国推动TPIP它是在跨大西洋、跨太平洋所推动的全域的新一轮的FTA、新一轮的BIT、新一轮的（TISA）。

　　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我们是在实验新一轮的高标准的FTA的模式，我们还是试验，我们叫FPZ那么FTZ，我们前三十五年我们经历了保税区、经历了区港联动、我们经历了出口加工区，我们经历了报税港区、综合保税区，我们总是问自己，这些海关特处监管区往前走一步，应该走向哪？我们说走向自由贸易园区，也就是走向一线放开、二线光柱、区内自由的方向，那么我们要问自己究竟上海下一步试点我们是从哪个方向试这样的话就使我回想起深圳，前三十多年深圳作为特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它是怎么做的呢？深圳人第一步做的就是一线房买、二线管住，因为深圳特区第一件事做的是一道关、二道关，我们北京人到深圳要到边防阵，那么这个开放的格局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通过一线关的放开，让深圳跟香港一体化、让深圳像香港一样的自由，然后二道关管住也就是把内地和香港隔开，那么我们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前30多年，深圳的改革开放模式成功么？一道关、二道关的改革模式不成功，但是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的模式很成功，为什么？是因为前三十多年深圳履行了国家使命、国家战略，把中国推向了世界，把世界引入了中国，深圳起到了窗口强梁的作用。因此，我们说新一轮的开放，那么我们上海人是试哪一个呢？或者是不是两条腿走路，两个东西都可以试？如果两个东西都试，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区分两个不同的事物。那么我问我自己第三个的问题也就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沿着前三十多年不断的扩大区域、城乡和老百姓收入差距的方向往前试着还是向相反的方向试？也就是带动整个中国向西开放，带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快速的发展和开放。

　　第四个问题也就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继续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去探索上海特色的，我们叫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呢？还是尝试一个能够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接轨，又符合我们当前据理国情和发展阶段，又能够在全域推动的新一轮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新模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广州要试、前海要试、天津要试、厦门要试、舟山要试、重庆要试，那么我们下一步我们究竟是走哪一种开放的模式？那么从当前的中国的发展来讲，也就是我们下一步有五大城市群，也就是上海为轴的长三角城市群、广深港为轴的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武汉、长沙、南昌、合肥为龙头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都重庆为龙头的西南城市群，也就是目前发展的比较快的五大城市群，在下一步的发展，很可能出现，也就是我们讲的世界的新增长级，和世界级的领袖城市，那么我们突然会发现，也就是中国经济正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五大城市群谁最可能发展成纽约、伦敦级别的，有能力引领世界发展和中国发展的世界领袖城市，谁最可能成为吸引全球人才、全球资源、全球企业云集中国，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新的发动机，谁最可能成为在中国具备全球价格的决定权、规则的制定权、责任的担当权和内中期的调整能力，那么这个就决定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个新三十五年的开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回答一个问题，也就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如何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那么这样以来的话，我就提出来，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和宁夏内部开放型经济实验区如何能够开展合作，共同打造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划境的贸易和生产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和基础设施供应链，来带动整个西部的开发、开放，来带动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在能源、金融、在产业方面的全面合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绝不仅仅是上海未来的故事，应当成为整个中国未来的故事，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就想谈一下，中国新一轮的发展前景，那么确确实实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中国将经历5-8年的痛苦的转型期，那么这个转型期如果我们能够立志转型，那么中国将迎来三十年的黄金发展期，如果未来的5-8年我们不能够把握住转型调整和改革，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中国将会上释长期增长潜力，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要过5_8年痛苦的转型期，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产能过剩状况，使我们不得不进入到痛苦的经济结构转型期，那么从结构来讲呢，我们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产能过剩，一个方面呢，也就是过去十年，我们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球泡沫经济所带动的非理性繁荣，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使中国从过去十年在中方领域、在重大装备制造领域形成了巨大的过剩产能，那么这个过剩产能导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主要行业产能利用率普遍不到80%，那么第二个我们产能过剩，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带动下，工序分工的竞争模式的带动下我们形成了巨大的外贸产能，那么这个外贸产能呢，也就是当全球需求萎缩，中国成本上升，和贸易摩擦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我们出现了我们传统贸易竞争优势的改变，包括产业的对外转移，也包括TPP所带动的我们产生优势产业不得不从现在开始，布局在TPP的国家内，那么这些问题呢也包括新竞争对手，对我们传统优势所产生的竞争、威信，因此也就是我们外贸产能条件的压力明显增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过去五年，我们战略型新兴产业在风能、光伏这些领域所形成的巨大产能，也就是技术不在我们手里、市场不在我们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光伏无论是风能，那么越来越多的产业在国际漩入摩擦和冲突加剧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也就是中国确确实实我们到了一个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时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成本上升的因素。

　　这种情况下，我们确确实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也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究竟是要增长速度还是要增长的质量和效果，去年中国的GDP是7.7%，中国GDP的增长7.7%究竟是好的很还是糟的很，那么这些问题呢，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悔改。那么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自己始终困惑的问题，就是去年的GDP我们的增速是7.7%，但是去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66万人，明显高于过去10年，GDP平均增长10.7%所带来的竞争，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十五每年城镇新增就业是930万人，“十一五”城镇每年新增就业1140万人，而“十一五”我们的年均GDP的增速是11.2%，因此我们就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速度下滑了，就业却上升了？今年上半年，我们的GDP的增速下降到7.6%，今年上半年我们城镇新增就业是725万人，如果×2，1450万人是过去三十年城镇新增就业最多的，那么答案只能够讲速度下滑了，服务业的就业上去了、中西部的就业上去了，像我们的电商、电子商务一些新产业、新业态的就业上去了，也只能够回答说，速度下滑了、结构转变了、就业增加了，那么大学生就业难，我觉得难首先是难在劳动力的需求观，前三十年我们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主要是农民工，因此要不我们的大学生、孩子们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平均工资比农民还低，因此要想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首先要解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真正能够吸纳大学生的白领精力工作的创造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确实有更直观的问题，现在我们大学生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也包括高中生、也包括大专生，也包括大本生，也就是正规教育的学生找不到工作。

　　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学生他的工作是百分之百的就业，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也就是目前企业、产业和整个国家的转型需要技能、需要经验、需要职业教育，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也是我非常同意刘元春教授刚才讲的，它是个结构改革调整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速度下来了，研发强度上去了，也就是去年我们速度下降了7.7%，但是宏观的研发和试验支出占GDP的比例却上升到1.97%，其中的贡献74%是企业的贡献，也就是速度下来了，日子难过了、竞争加剧了、企业要想活下来，它开始进行新的概念、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的创新。我们说速度下来了，服务上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速度下来以后，企业要想生产，要想降低生产成本，比登天都难，那么企业就开始向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开始用服务化的方式来降低他的成本，用外包的方式来降低他的成本，因此我们会发现，现在服务增加只占GDP的比例的开始事显著上升，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会发现，速度下来了，民生改善了，也就是我们会发现，过去十年，GDP是10.7%，人均是9.4%，城市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是8.6%，农村是7%，那么去年我们会发现，速度降到7.7%，城镇人均收入上升到9.6%，农村上升到10.7%，也就是我们会发现，而今年上半年，我们会发现，城镇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又重新降到6.5%，那么怎么才能够巩固速度下来了，民生改善这么一个新的趋势呢？也就是我同意刘教授讲的我们要深化改革。

　　从目前我们的转型之痛也就是不管是国家还是地方，不管是企业还是大学，还是我们每一个学子，我们都面临着脱胎换骨的转型之痛。那么从企业来讲，我们会发现，缺订单、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规范的转型困境，是我们下一步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发现，中国确确实实到了一个新一轮改革开放新三十年这么一个转折区，那么在我们的调研中间，我们会发现，中国正在慢慢的区分出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和旧经济、旧产业、旧模式，这么一个新旧经济、新旧产业、新旧模式的分割。因此呢，也就是不管是大学还是个人，我们都得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旧模式的延续还是新模式的开始？确确实实也就是我们遇到很深的感觉就是中国到了一个转折，那么这个转折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新需求结构正在形成，也就是前三十多年，我们是在温饱都没解决的情况下开始起步，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仅解决温饱，而且我们正在全面建成小康，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会发现，我们的消费转型正在从前二十年，重点是解决吃穿。过去十年，重点是解决住行。和未来的三十年，我们重点的开始步入也就是我们讲的消费的多元化和更加的讲究生活品质，这么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中产阶收入人群，按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话来讲，也就是我们的中等收入人群将出现快速的倍增，按照他的研究，我们的中等收入人群将倍增到6.3亿人，也就是有6.3亿人都要渴望购买好的产品、好的服务按、好的创意，而不像我们过去三多年，我们只买便宜，那么我们说，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生产者、什么样的需求结构就什么样的供给，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不转变，我们国家将出现的新需求结构将会为全球跨国公司带来新机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国家要转变核心问题还是如何实施供给管理政策，加快推动供给转型升级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中间，我们需要改革，改变我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构，我们需要规范我们的市场秩序、我们需要推动我们结构性的减税、我们需要我们规范取消和降低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我们要促进产学研的联合研发、我们要推动金融为实体经济转型服务，并且我们要加快推动绿色的转型，那么在这情况下，中国才能够真正进入一个高收入大国、一个全球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法制大国、和一个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大国，也就是我们突然会发现，我们在座的年轻学子，很像我当年我们再次站在了1978年一个新的起点上，所以说我们也祝福大家，能够看到这么一个时期的到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