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温铁军 （央广网 于琦/摄）

　　央广网财经北京10月22日消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今天在经济之声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之七“农村谈：农民与土地是历史性地说再见了吗？”上做出精彩演讲。

　　文字实录:

　　温铁军：每当人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得先解释一下，我称不上是中国9亿农民的代言人，这是一个误解，尤其是容易引起社会误解。有老师在讲，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得说中国执政党是9亿农民的代表，大家得搞清楚。因此，党的政策，特别是党的农民政策、农村政策、农业政策就必须代表三农的利益，那不是我个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研究，为出台正确的政策，提出了一些必要的支撑，尤其现在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在媒体已经普遍的成为媒体工具的时候，更不可自我膨胀，还是得搞清楚，我们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调查研究工作者，那我现在向大家汇报的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调查研究人员对国内、国外做大量比较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即使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历史性的研究，我仍然认为我在这儿能够向各位汇报的还是非常片面的，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先得说当这个节目把土地和农民放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等于充实了我们关于一般经济学讨论的土地的概念。因为一直以来，人民一说土地首先是把它脱节于社会，变成经济学理论要讨论的三要素，长期以来，当土地脱离于农民，脱离于社会，脱节的时候，它原有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属性，哪去了呢？难道这些属性都没有价值？那样它只有作为要素的价值，就像开场的短片一样，说的是它从资源转化成资产，再由资产转化成资本，难道每一个转化不都意味着一次惊险的跳跃吗？而每一次惊险的跳跃难道意味着这一次更为纯粹的脱节吗？

　　而今天的社会，当人们开始注意到人类社会的很多发展是过于激进的发展主义，人们开始注意到要回迁，要把社会回迁于人类，回迁于文化，乃至于回迁于自然，老老实实承认我们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尽管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的生存权利大于其他一种，但是当你把其他的物种，其他的生物物种它的生存环境破坏的时候，难道你活的好吗？我们今天不是正在遭受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发生灾难性后果的那个代价对人类自身的惩罚吗？所以我劝劝各位，我们有几百年的产业资本时代，或者叫做产业文明时代。在产业文明时代，因人们追求产业的扩张，靠产业的扩张带来的收益，满足人们的需求，但人类确实相对比较贪婪，他很难被满足，那这个产业文明时代终于走到快走不下去了，产业文明时代又生发、或者说转化出一个金融文明，那这个矛盾就尖锐了。

　　但也就在同时，这种走向极端的激进发展主义的人类文明，不得不引发出更为深刻的反思，构造生态文明。于是乎，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大国，率先开始提出我们要转向生态文明的发展战略，它从2007年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到2008年提出农业的量型，就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农业的环境发展目标。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很多概念，产业文明时代，大家约定几乎没有人置疑的概念，难道也不是应该多少有点讨论吗？我们的主持人是年轻人，他说他上火是因为物价指数3.1%，太年轻了。你可曾知道，就在你说十年前，我们再稍微往前推，1994年，就是接近20年前，我们有过24.1的CPI，那时候如果你就上火的话，恐怕你满嘴都是泡。在此之前，1988年，因物价闯关失败，出现了18.6的指数。

　　我们在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有百份之三十几的物价指数。如果因为3.1%，你就上火，你生活在1950年，你不知道火什么样了。我们只是讲今天很多概念仍然停留在产业文明，或者是产业的资本时代，还是没有来得及清理自己这些思想，然后进一步的考虑我们如何能够向生态文明这个新的时代进步。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说中国在21世纪将会从产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进步，或者说我们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进步，我们就会意识到其实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恰恰是经济回迁于社会，社会回迁于自然的农业文明。中华民族5000年，请问是不是95%以上是农业文明？它延续了没有中断的历史，使得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几千年，没有断过的文明，靠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农业，而以前的农业文明为什么能长期延续呢？因为它是创造正外部性的，并且创造双重正外部性呢？什么叫做双重正外部性呢？以前我们农业难道制造严重的环境破坏了吗？像我们现在这样，大家都知道，国务院公布了全球污染普查的数据，我们的农业污染是中国最大污染源，我们创造的总量高达65%，高于城市污染，高于生活污染，我们从一个过去跟生态环境和谐的生产方式，转变成一个过度破坏资源环境的生产方式，这难道是可持续吗？

　　但是在今天的媒体，有几个媒体认真反思过这种发展方式，他过于激进。第二重外部性，过去我们农业听说过制造的食品不安全事件吗？而今天，请问各位，你们吃什么的时候，不都有一分隐忧吗？担心这个食品不安全，所以我们说食品不安全，是严重的，第二重外部性，第一重就是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而我们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是因为它和自然高度结合，它是个自然过程和经济过程合一的，所以它不创造今天这种双重负外部性，它是创造双重正外部性的，它早就被海外的学者给出了积极评价。我的两个博士生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四千年的农夫》，讲的是美国的学者一百年前来中国考察，发现中国的这种农业，四千年来都不破坏环境，而美国农业才搞了一百多年就破坏了自然环境，那个时候他们对我们的传统农业是持积极评价态度的，而无论你讲什么样土地制度，你都得回归到人类文明的阶段性的特征上来看。而如果我们一定要强调经济脱节于社会，我们只把土地作为一个生产力要素看待，那你就落入了唯生产力论，某种程度甚至叫做唯要素论，那不是要换的思维吗？一旦你的思维单一化，那难道不就是思想很难再创新了吗？

　　所以今天我可能多用了一点时间给大家解释，我现在得说清楚。让我讨论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我们先得把当前和正发生的向生态文明转变这样的一个重大战略转换过程结合起来看，我们才能说的清楚，土地到底怎么回事？土地是具有极强的自然属性的，一种被人们说成是生产要素的课题，农民是具有极强的社会文化属性的，又被简单化的窄化为生产力中的劳动力要素的那个课题。因此当我们今天讨论土地和农民的时候，当我们说难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要历史性的终结吗？你们以为这是在中国今天讨论的话题吗？我在国际会议上好多次都参加过这种话题的讨论，这在人家那早早就是老话题了，如果我们今天重复人家嚼过的馒头有味吗？你OUT了，所以我说给大家说点不同的内容，也许各位愿意参考。

　　我先得说清楚，这个世界上完成了人均占有土地的制度的国家有哪些？告诉各位，只在东亚，以中国为首，上世纪40年代我们完成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是独立战争，是一个民族独立的战争过程，它以什么作为诉求呢？这个民族最多的人口，为战争动员，因此它实现的是什么呢？无论何党何派都要实现农民几千年的诉求，它被西方在冷战意识的形态上，给定了一个议题叫共产革命。

　　但实际上请问中国几千年来，历朝历代不都是给农民均田吗？如果你们把这都叫做共产革命，那中国几千年前就共产主义了，所以不要受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遗毒的影响。我们客观的看，中国发生平均分配土地的革命，而导致西方的那个冷战，二战之后的冷战，东方强加给中国一个共产革命的名义，于是为了防共，于是乎整个东亚社会，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实现了中国式的人均分配土地的制度，当然他叫做合法土改，但是实际上如果没有美军占领军的刺刀逼着，是不会这样的。大家都说，台湾也是合法土改等等，但是请问，如果没有150万大陆过去的军政人员，其中100万，至少80万是军人，拿着80万把刺刀逼着台湾，不到几万个土地主，台湾地主会交吗？为什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搞土地改革都减少了，而到台湾能彻底平分土地？那你们说那叫科学土改、合法土改，其实都是因中国大陆发生了土地革命，而迫使冷战条件下地缘战略建构的需求而形成了整个东亚社会的平均分配土地。但是，无论好坏，却由此构建了东亚的稳态社会结构，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能力做到平均分配土地的国家，至今仍然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地权，要求平均地权的斗争。

　　农村34%无地农民，无地农民就叫做赤贫，而在整个东亚社会，因全面平分了土地，所以东亚社会没有赤贫，东亚社会这种模式，扩展到了东南亚，所以你们看中国，中国台湾、日本、越南，在东亚这一片上形成了一个稳态社会结构，因为社会的底层都是拥有小额财产的，他们不仅有自己家的房产，还有自己家的小额地产，这就是社会稳态的由来。请问你想破坏还是想保持，那其实等于在你想稳定还是想不稳定，你想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造成一个持平吗？容易，到现在为止，比如说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都有提《土地法》，比如说印度，严格限制拥有过多的土地，只要你土地超过这个上线，你必须拿出来，或者说政府以低价购买平分给农民，做的到吗？所以我说先告诉大家土地是什么？土地是具有极强的资源属性、自然属性，并且是维持几千年农业文明，作为一种社会文明长期存在的基础，它甚至是历史。

　　可把它简单的窄化为经济学讨论的某个要素，我先得说清楚，他构建了整个东亚的稳态势。到目前为止，尽管东亚社会多次遭遇经济危机，但东亚社会不会出现西方那种，一旦出现了危机，那就满大街的失业工人，东亚社会大多数不发生这种事。比如日本，1990年泡沫崩溃，长达20多年零增长，日本闹罢工、闹街头政治出事了吗？为什么不出事？日本高度农业化、高度现代化，农村户均规模多少？按照你们一般的经济学的想象，日本应该早就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等等，那对不起，现在仍然只有不到1.7公顷的户均规模，当然比我们大，我们现在0.6公顷左右。日本大概接近3倍于我们的规模，但是户均规模并没有大到哪去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社会形态，我们知道，日本在20多年的长期衰退中，年轻的主持人也不用担心，它不发生矛盾，因为它是东方制度，那好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大陆，当我们说到农村改革的时候，你们知道，中央说农村改革是很重要的，我不是批评媒体，我只是说你们缺知识，后两项是什么？

　　第二大创造是乡镇企业，第三大创造是城镇化。这早在1998年，我们总结农村改革20年的经验的时候已经明确过了。那巧了，为什么中国会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从无到有，食品业的发展就占了全国工业一半，而且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既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也不像我们国有企业一样，靠占有农村剩余，保持农村贫困。我们乡镇企业的十几年的发展，竟然是原始积累静悄悄，连个上访告状的都没有，哪像现在啊？当你们加快发展的时候，到处是社会治安问题，这是由于过于激进的追求发展主义，尤其是照搬，不回头看看本土的经验，导致我们很多问题都找不到答案，在座的各位年轻的朋友们，请问你们谁关注过中国的乡镇企业是如何完成原始积累的？

　　他的竞争力如此之强，有谁想过来于何处？告诉大家源于土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土地管理法》，是既无法又无天，自己把自己本村的土地转变成工商用地，不用经过什么征战，土地从第一产业，咱们还回到经济学上说了，从第一产业的资源形资产，一步跃升为第二产业的工商业的资产，它其实应该是固定资产，但是价格不显化，没有谁支付这个土地转变为工商运用地的价格，他一般占工商业企业多大比重呢？至少30-50%，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节省了30%，50%的投资，又因为他不借贷，这个土地收益就转变为了乡镇企业的收益，也因此乡镇企业可以超承受高负债。

　　而我们任何在正常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大家都把市场经济当成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了，我们也不是说它有问题，我们只是说当你把要素放在不同产业层次的市场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的产业会对要素做重新定价。那如果我们说农村的土地被工业定价，那他可能不可能形成乡镇企业原始积累的来源吗？不可能，所以这就是乡镇企业短期内完成原始积累的重要自内因，很少被人研究，所以我说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这个。

　　当我们把这个研究清楚了就会知道，土地很大程度上不只是用于这个，接着我们看，从那以后，我们注意，同步发生的是城镇化，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时候，也就是城镇化的异军突起，这个年代，农民通过城镇化和乡镇企业所提高的收入，大大的高于从农业所获得的收入，所以今天，我们还是非常传统地，落后地把农村一定要说成是农业的生产者的话，那你更是OUT了，比如说你两三千人以上的大村，只说明你冥顽不灵，他早城镇化了，你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你去看，几千人口的聚集地是镇还是市？有叫市的，有叫镇的，就没有叫村的。

　　这是利益集团在这左右着我们的话语，什么叫做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分离？不觉得好怪吗？我们是整个80年代、90年代上半，我们曾经有过乡镇企业和城镇化肩并肩的共同发展的黄金时期，并且没有造成社会冲突，只有到后来，当某种政策导向，强制剥夺农民自我发展的权利的时候，才出现了土地被资本化，跟农民分离的政策趋势，它只是某种利益集团的政策导向，而并不是国家整体上形式公共利益的政策导向，所以从90年代以来，我一直持强烈批评态度，我一直强调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权益问题，农民的权益不仅包括他生存的权利，还有包括他参与的权利。

　　我们说三农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农村问题是什么呢？是农村的可持续问题，是农村的治理问题、稳定问题、是农村包容性增长问题。第三才是农业。但农业仅仅是增长吗？农业是安全问题。我们当90年代以来，我们强调三农，最终是教训多多，足以影响到城市产业自身发展的时候，影响到主导利益集团发展的时候，它变成了党和国家的政府追求，但是并没有改变现在利益集团左右话语权的局面。我们现在的主流话语仍然试图割裂开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地方的操作也试图割裂开这种本来紧密相连的关系。因此，当我们今天说城镇化的时候，我们得强调，各位注意，城镇化就已经被中央明确纳入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之中，并且作为支撑现有经济的两大支柱之一，主要考虑的是城镇化曾经跟乡镇企业有机结合，有效的推地方，特别是限于经济发展。

　　那今天中央文件讲的是什么呢？是城镇化加中小企业是两大支柱，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以城镇化作为承载中小企业的载体，同时，政府把他的投资投向城镇的基本建设，使中小企业的创办门槛低，那我们就会使得农民就近得到就业机会，而不会只有城市户口才是城镇化。中国人下一步的生态文明是什么样？应该是多样并举的，城镇化本身是有利于保留多样性的，特别是打工回来的农民，大量的企业开始对外漂移，因为沿海很多投资叫无根投资，它不形成本地的产业结构，它只是赤足的，无资可吃，就跑了，但是沿海正在去工业化，去工业化的结果是什么呢？挣了点余钱，剩下的农民返乡，回流，回哪呢？回城镇。

　　如果我们能够提供真正的调整，降低城镇注册的门槛，就像上海自贸区一样，你把对外的政策给返乡打工农民，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让他回乡创业，那小企业带动就业的能力，是大企业的六倍，何愁农民的非农收入不提高，何愁农民的就业不增加，并且他根本不用你给他搞这套高待遇体系。完全可以打碎了，回来你可以跟家里过正常生活。那我们农村社会不会像如今这样，所以我们说转变一个政策思路，真的从生态文明战略的高度，我们会发现，不必离开土地，土地仍然是农民可以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保障。换个思路，我们的眼前会天高地阔，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