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 （央广网 于琦/摄）

　　央广网财经北京10月23日消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今天在经济之声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之八“社会谈：改革需多少个配套窗口？”上做出精彩演讲。

　　文字实录：

　　宋晓梧：非常荣幸，参加这样一个论坛，大国大时代，那么中国正在迅速的崛起和复兴，在经济上，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经济本身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更突出的是社会方面的一些问题。有的学者，对于社会方面的结构，做了专门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15年。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参加今天会议的学者们，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结论。社会结构就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要想进一步的可持续全面协调发展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社会方面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有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等等问题。那么，从中央文件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这又可以具体归纳为像就业、收入、保障、医疗、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管理这么几个方面，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就不可能把社会问题都展开，从哪个地方找到突破口，或者我们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在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个人研究和一些学者交流，我们认为，从建立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收入分配问题，和社会组织问题，是配套改革与经济的两个非常突出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这么几个方面应该突出强调一下。第一个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既然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比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在公平、正义和共享经济发展收入方面做的更好一些，要不然怎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但是，改革的过程，我们都看到了，我们有一个收入分配，从平均主义、打破平均主义转向市场配制劳动力资源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产生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历史阶段。原来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要打破。实际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系数总体来看，城乡统一算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初期的0.3左右，现在扩大到0.5左右。当然这方面的数据，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现在0.47左右，还有世界银行的数据和一些专家学者的数据，最高的是0.6。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就说我们现在一般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这个数据也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0.4的这样一个警戒线，那么这里面，有他合理的一方面。

　　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是我们的政策上，各方面可能有一些失误。所以，我认为呢，要想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振兴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日益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从经济上看，由于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一部分富人，富豪集团有消费能力，但是消费意愿不足，或者有消费能力，到国外去消费。广大的中低收入者，消费是比较低的，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就是我们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扭曲的相当厉害，投资占的比重过多，有的年份甚至于占到50%，现在在40%-50%之间。而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接近于35%，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一些发达国家消费的百分之五、六十以上这样一个水平，这个呢，已经制约到经济的发展。从社会方面来看，我们收入分配问题，由于一些贫富差距扩大，造成了一些不满的情绪，特别是有一些收入分配方面，还有一些阶层固化的现象，就更对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会引起很多矛盾。

　　现在大家都仇富，实际很大程度上是仇为富不仁，是仇暴富，是仇权利和金钱的结合，这样一种富，真正是靠自己辛勤劳动，靠自己的技术创新，靠自己专利富的，老百姓没什么意见。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需要认真的加以解决。所以，我认为呢，如果在改革开始的阶段，我们以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平均主义为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当时的主旨，那么，进入到新的阶段，就是我们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向更高的收入迈过的阶段，收入分配就应该重视的是共同富裕。怎么做到共同富裕呢？在一次分配方面，首先要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包括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增加农民的收入，再有农民的土地流转的时候，如何保证农民的土地收入，那么这是一个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第二个是行业差距要认真加以解决。我们现在的一些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远高于一般竞争性行业。我们的行业差距，从90年代初的不到两倍，现在扩展到4倍-5倍左右，有的年份到6倍。现在的统计数据是4倍多，不到5倍。这个差距在国际上来看也是很高的。我们看到，世界银行、国际劳动组织对于各国行业差距的统计数据，一般来说，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多数是在2倍左右，北欧一些国家两倍都不到，美国可能2倍多一点，大多数国家是2-3倍，那么，我们也超过了。所以呢，如何解决行政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这个也有很多需要深入改革的地方，包括对于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工资、收入分配、福利的改革，这还包括高管的工资的职务消费等等的控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三就是广大的普通劳动者收入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比劳动收入占的比重下降的更快。这个统计数据现在还很难有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逻辑推导得出这个结论。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完善工会和符合市场经济的这种集体谈判，来维护工人的利益。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试行集体谈判，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是说机制还不健全，主要是我们这些工会组织的行政性，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带有这样的行政性特点和色彩，怎么样更好的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这样一种集体谈判关系的职能要求，这个转变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另外，就是我们各地地方政府的一种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像富士康就是一个典型。最近。就发生了强令大学生到富士康的企业实习，不实习就不给发毕业证书。当然，这些也都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过分的偏向了资本，忽视了劳动者的权益，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

　　在二次分配方面，国家需要做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包括社会保障方面，我们这些年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基本上从制度涵盖的角度来说，已经实现了全覆盖，而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全覆盖，但是，制度设计上都覆盖了，尽管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记录。在本世纪初，我们的覆盖面很窄，农村基本没有被覆盖。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合也就是新型合作医疗的推广，和我们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和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的建立，这样我们制度基本全覆盖。现在，存在的问题呢，是在不同群体之间、在城乡之间、在不同区域之间，我们的二次分配还存在着逆向转移的趋势。这个呢，应该在下一步改革中，按照共同富裕这样一个目标，去努力的话，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而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办到的，比如城乡之间的差距，我们一次分配的差距，现在是3.1左右，城市比农民高大概3.1，过去是3.3，这两年稍微缩小了一点，这么个情况，但是，经过城市的社会保障福利转移和各种公共服务的转移，城乡差距扩大到5倍-6倍。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经过二次分配，城乡差距扩大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是，我们要力争二次分配不再进一步去扩大一次分配的差距，在地区间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社会保障项目，是由地方统筹，中央出一个大的原则框架，由地方自己具体来确定标准和实施方案。大家可以想象，越富的地方，标准可以越高，福利就越高，本来一次分配就高，二次分配更高，这是一个区域差别。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在社会保障方面、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不可能一步达到。如果说现在要一下把上海的社会保障跟青海的拉平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应该明确这样一个方向，就是第二次分配不应该扩大一次分配的差距。

　　在二次分配方面，就是不同人群之间的逆向转移，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养老保险的双轨制。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从报刊、杂志上看到了。多年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呼吁到现在16年了，我1996年写这个文章，说这个双轨制有问题的，应该并轨，到现在已经是16年多了，一直没有解决。最近明确了，要并轨。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由于这两种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不同轨，造成了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了社会许多不满。由于时间原因，这些问题不能展开谈，我只是说，按照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配合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二个想说的问题关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为什么把它作为社会配套，哪些配套应该作为一些重点来提出来。因为我们认为，市场配制资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构架，从这两个概念出发的。一个是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一个是说市场配制资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那么，市场配制资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架和社会组织有什么关系呢？市场配制资源是交给市场，在市场里，就要培育市场主体。在计划经济下，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产供销既是供给方又是需求方，供给大学生，自己作为国有企业，需要大学生，作为政府公务员需要大学生，这是计划分配，双方都是政府在做的。包括钢材、水泥啊、金融、资金全都是政府作为计划来分配，要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我就不去谈复杂的过程，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了商品经济等等这些都不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这个资源配置的主体，就要转为企业，企业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地位，而确定它的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主体地位。

　　另外，从劳动的角度来说，企业是需求方，劳动力者是供给方，作为劳动力供给的主体，我们每个人可以作为自己消费的主体，就不再是政府分配了。这些主体就分化了，就由政府一个主体分化成众多的主体，这些众多的主体有利益相同的地方，钢铁企业在钢铁企业上相同，煤炭企业在煤炭利益上相同的，纺织企业有上下游左右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中，应该有一种什么协调机制呢？应该有一种相同利益主体组织起来，自己协调、维权自律的机制。这种机制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它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作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政府统一配制资源转向市场配制资源，它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政府既负责不断地发育市场主体，同时又在不断地革自己的命，把自己手里的权限减少了，很多的应该交给社会上了。

　　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组织应该考虑得比较迟缓，我们很长时间研究企业，都是研究如何搞活单个的企业，至于相同利益的企业是不是可以组织起来，就是钢铁企业，作为钢铁协会和煤炭企业是不是可以谈价格，工人是不是要和雇主作为组织行为来谈劳动力的福利、工资价格。当你是在国家法律范围之内，我说这些都在国家法律范围之内，要给他一样的自主权。我们对这方面考虑的不够，考虑不够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政府一旦向社会放权，上千万的这种企业就有点各行其是。那么，政府对这种情况，不得不又去重新加强审批和加强宏观调控，因为企业缺少行业自律和行业的自协调。

　　在很多情况下，本来可以通过行业自律自行协调解决的问题，现在都变成政府来解决，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政府在简政放权方面进展非常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机构改革进展非常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组织不发达，行业协会不发达。有人说了，过去计划经济下没有行业协会，没有社会组织，现在中国有40多万了，将近50万个的各种协会，怎么不发达啊？从数量上来看，我们确实是有很大的增长。但是，要按人均行业组织来说，我们在世界上还是很少的。具体数字，时间原因不重复了，我想强调的是质量不高，我们这些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主要是官办、官管、官运作的，就是把政府的职能放给它，它就是你办的，它就是你管的，它就是你自己直接运作，等于还是政府自己背的，出于这样一种原因，我们的简政放权长期处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之间的权利的变化，处在中央政府机构、各个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利的变化。

我们长期说的政府应该把自己做不了的事、管不好的事、不该管的事交给社会、交给市场、交给企业，交给社会组织，交给中介机构。这个目标长期没有达到，但是，今年通过的一个文件叫《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到2017年，基本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这不仅对于政府的简政放权是至关重要，对于我们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对这个问题，社会组织的发展，由于过去权利长期在中央和地方和部门之间来回的分割，可能由于社会组织的发展、由于行业协会、商会和一些民间组织的发展，这样呢，可以在本届政府内有一个新的起步。按照这个精神来办的话，是非常好的。我想突出强调一个问题，过去没有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基本是中央放权向地方放，地方的权利在改革的初期，我认为这也是正确的，方向也对的。因为过去是中央高度集权，给地方放权，地方活跃起来了，地方有了很大权限，自己搞试点，自己搞投资，自己搞自己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等。要地方相互竞争，使我们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促进GDP的增长方面，应该说地方政府竞争作出了很大的功绩。同样，和收入分配刚才讲的问题一样，也有一个发展阶段。进入到新的阶段，我们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竞争已经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由于无序竞争，造成产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过低的压低劳动力成本等等，这些问题也必须解决了。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简单的中央再向地方放权了，而是健全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也要向社会组织放权，这样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应该说呢，我们改革进展到今天，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的改革方向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面临着非常尖锐的问题。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两个问题，真正解决起来都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搞自由市场经济，或者搞其他方式的，有比较长的经验。我们仅仅只有三十年，实际只有二十多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比较明确了，文件规定到现在实际不过2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是很短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市场配制资源的基本构架，可以把各种主体培育起来，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财富，同时，坚持共同富裕这样一个方向，做好创造出来的财富，得到公平分配。我想，我们能不能作为一个大国，为人类文明探索这样一个社会的模式和经济模式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