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央广网于琦/摄）

　　央广网财经北京10月23日消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今天在经济之声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十月谈》系列时事报告会之八“社会谈：改革需多少个配套窗口？”上做出精彩演讲。

　　文字实录：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就《改革如何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做一个交流讨论。刚刚宋会长谈到了一些，我有一些就不重复了。主办者希望我就改革如何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这样一个主题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大家知道，处理好改革和多数人的利益，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起点，或者是一个基本经验。问题在于，改革到今年年底12月份就35周年了，那么35年前和35年的今天，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35年前，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利益的藩篱，才赢得了广大的老百姓的支持，形成了改革的社会活力，35年以后，我们变成另一个矛盾：改革面临着利益失衡，利益关系、利益固化，那么，这个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矛盾在于能不能解决利益失衡，这成为下一步全面改革成败的关键之所在，我想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一个、改革面临利益失衡的突出矛盾。

　　我们都说今天改革其实是利益失衡、利益固化，有两个事情需要讨论。第一个，我们怎么看固有利益格局，刚刚宋晓梧会长讲的利益固化怎么看，我这里简要概括了4条，不一定准确，但是大家可以讨论。

　　第一，固化的利益格局基本形成，有记者问，能不能形象地说一下？我说形象地说，20年前、30年前，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大家看不清，今天是穷人，但是有机会可能很快就致富。今天的情况变了，今天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界限比较清楚，相对稳定。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年开始出现所谓的富二代，贫二代，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总的趋势是，贫富差距，代际传承的特点比较突出，穷人通过社会流动变为富人，要比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困难的多，这是第一、叫利益固化。

　　第二点概括呢，就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刚刚宋晓梧讲了数字，我们这些年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城乡差距的扩大有所缓和，三年前是3.3倍，到去年是3.13倍，应该说城乡差距的扩大有所缓和，甚至有所缩小，这是最近两三年出现的一个情况。但是，总体来说，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年到去年是10年期间，我们的经济系数始终保持在4以上，刚才说4.7也好，5也好，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第二个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总体上说还没有流转、缓和的。尽管某些方面有所缓和，但总体还是呈现一个扩大的趋势。

　　第三，我想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利益失衡的焦点在哪里.利益失衡的焦点是灰色收入，有调研报告提出来：2012年我们的灰色收入高达6.2万亿元，约占当年GDP总量的12%。不管这个数字怎么样，总体上说，由于分配不公，权力寻租，资源占有，垄断地位等产生的灰色收入，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也成为今天改革、尤其社会改革不能不直面的一个重大挑战。

　　第四点是利益固化格局形成。做了第四点概括，宋晓梧会长可以讨论，我认为尚未形成组织化的利益格局。一说利益固化，为什么又说没有组织化的格局呢？我总的看法是这样的：既得利益是一个客观实际，利益固化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总的看，尚未形成一个集团化的状态。灰色收入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自己觉得收入所得不合理，很多事悄悄地隐藏起来，觉得拿不上台面，所以这是尚未组织化的利益格局，为改革解决利益失衡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这是我怎么看固化利益格局，提出的这么4条我们可以来讨论。

　　第二，各个方面有很多的原因，像行政审批制度就和权力寻租连在一起。我们的很多改革不到位，垄断行业不到位，某些灰色收入连在一起。但是，我总的看法：形成利益失衡，还是说改革不到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哪些改革不到位呢？我想可以概括这三条，第一条收入分配改革不到位，这项改革我们说的多少年，有一些方面有调整，但总体上说，这项改革到今天为止没有什么突破。那么，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我想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恐怕有个重要的内容，也成为下一步改革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个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比如公共资源配制的公开化、市场化不够。现在很多公共资源配制不合理，形成的贫富差距是比较普遍的。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公开化不到位，也难以避免其中权利寻租的一些问题的出现。

　　第三个，政府改革不到位，就为行政审批、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等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一个普遍化的倾向，就为权利寻租留下了一定的空间，甚至在有一些方面空间相当大，有些官员敢于前赴后继。大家会讨论，我们的贫富差距很多时候就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市场化改革不完善，不完善的体制容易形成利益固化和利益失衡。当然，市场化改革本身也不可避免的导致利益分化、利益主题多元化，也会在一定程度带着利益固化和利益失衡。但是，我们追求的市场经济，应该说它能够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形成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使更多的人能够凭借辛勤的劳动、技能的提高，向上流动变成中等收入群体、变成富人，而不是凭借着不平等的地位，来获取资源，占用公共资源。所以一定把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完善、发展的不完善，和不到位所形成的问题区别来看待。这是第一，改革面临的利益失衡的矛盾。

　　第二个大问题简要的和大家讨论，解决利益失衡的重大任务有哪些？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很多，尤其现在社会关注的寻租腐败的问题、行业的问题等等。但从社会层面来看，我们讨论社会层面、老百姓关心的层面来看，我觉得有三件事十分重要，也就是说，到2020年，还有不到八年的时间，能不能在解决这三件事情上有突破。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从去年开始，经济下行，所以不少人怀疑，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能否实现？打了个问号。我的看法是，如果收入分配等相关改革能够到位的话，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是有条件的，为什么有条件？我简要的说三句话，第一句话：城乡居民收入的整增速与GDP的增速同步是有可能的，去年已经跑赢了GDP，今年头三个季度城镇居民是实际6.8%，农民人均纯收入是9.6%，平均还是超过了城镇，低了一点，但是还是超过了GDP增速，到2020年，我们经济增速保持在7%，或者略高于7%，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保持在7.2%左右，我想，还是有可能的。第二句话，经济下行伴随着低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因此，经济下行与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这是一个趋势。第三句话，我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会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良好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所以这三句话我认为，到2020年，我们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是有可能的，那么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对于我们调整利益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件事又是一个倍增，能不能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我们现在社会问题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以为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结构研究不合理。不合理在哪里？按照相关方面的分析，我们现在中等收入的群体大概只有占25%左右。改革开放35年了，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5%左右。我们13亿人，只有3亿左右是中等收入群体。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包括我们讲治理转型都是很困难，都会面临着相当多的挑战。我们讲经济转型、扩大消费主体，这个消费主体是谁啊？是以中档收入群体为主的消费群体。所以，未来中等收入群体如果还是这样一个水平，我们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是很困难的。社会转型，要形成橄榄型社会，社会稳定才有基础，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0%-30%，那么我们社会的稳定，再维稳都是很难以做到的。

　　我们的治理转型，同样，要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社会监督。如果不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参与监督机制，我们说，要推进治理转型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这几年一再呼吁，国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能不能尽快研究的研究制订中等收入群体国家规划，也就是说，到2020年能不能从现在的25%左右提高到40%左右，接近倍增，也就是说，一年提高两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能够达到40%，也就是6亿人能够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利好。一方面，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有了一个最重要的坚实基础。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能不能够适应于社会、消费结构、消费释放的重要阶段，来能够实现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最重要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问题。那么，对于世界来说，如果到2020年，中国能形成6亿以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带动世界经济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第三，能不能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我五年以前在一个国际论坛提出来的，但是，有观点说：这个口号不现实的。我认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我原来建议争取“十二五”，最晚到2020年农民工应当成为历史，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为什么？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到2020年，还有四十五年，将近四十年以后，我们还保留农民工这样一个两元的制度，无论如何是不公平的，是不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另外，我们推行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是什么呢？中国的城镇化，现在的人口城镇化只有35%，规模城镇化52.7%，这什么概念呢？到2011年，全世界平均人口城镇化率是52%，也就是说中国在用10年，或者不到10年，到2020年，7年，能不能够赶上2011年世界人口城镇化的平均水平。我想是完全有可能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我想是能不能把现在2.6亿农民工的问题解决，然后同时每年还有大概1000多万农民工进入，也就是说，到2020年，我们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规模大概是将近4个亿。如果我们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由于农民工市民化达到52%，我们2030年拥有城镇化率达到65%左右，这就会形成一个中国城镇化良好的发展前景，也使得城镇化成为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之所在，因为我们的规模城镇化也向人口城镇化转型，而且，人口城镇化本身是拉动消费，拉动投资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人口城镇化再向人的城镇化的转型，这是一个发展的大过程。所以，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两件事，我想一件事就要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时间表，总体建议到2020年，我们要从城乡两元户籍制度过渡到城乡一元的户籍制度，或者人口登记制度，我想这套制度到到2020年应当结束了。

　　第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15年前我们提出来，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个使用权不是债权而是物权，应该受到物权法的保护。农民在严格土地使用管制的前提下，农民有权处置自己的土地。入股也好，抵押也好，转让也好，所以现在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承认不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物权，而不是一种债权。

　　最后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打破利益藩篱的关键何在？我想：这里需要有三件事提出来，我们领导人一再讲要打破利益藩篱，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现在具体来看，我想有三件事很重要。第一，今天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谁来承担改革成本，毫无疑问，我们全社会都有一个承担改革成本的，但是今天有一个谁来承担改革成本的问题。我想是不是有这么四句话，第一句话，初次分配应当坚持民富优先，初次分配应当在调节国家企业居民大分配格局上有作为，需要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要对中小企业减税，把就业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劳资关系，创造收入上升的空间。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以出租车为例，如果砍掉权利公司的分子钱，出租车司机的劳动收入就会明显提升，我想出租车司机要要参加讨论，会非常赞成，就是这个权利公司的分子钱。

　　第二句话，在再分配领域，政府需要通过压缩行政开支，确保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实现。现在经常听到有官员提到：到2020年公共服务有人说是高福利，但是，我们中国是个高福利呢、还是负福利？我说应当问问：政府的行政支出是高还是低？行政支出有没有压缩，或者很大的压缩空间？我想，这个十八大以来，中央是出台八项规定，能不能够以此为契机，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将过高的三公经费降下来，压缩减少行政成本。所以，这个我想这里面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在这个压缩空间的同时，我们才能够有条件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具体的我不说了。

　　第三句话，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制，这是我连续呼吁了多少年的。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临的是吃饭穿衣，私人产品短缺。今天，尤其这十年以来，我们面临什么呢？就是全社会日益全面上升的公共需求，和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成为一个突出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之间，主要矛盾没变。什么变了呢？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你现在到三甲医院看看，哪一个都比菜市场热闹，为什么呢？人们对自己的身体健比康，以往二十年、三十年关心的多，就在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下，所以国有资本应当提高普遍福利的目标，或者把普遍福利作为国有资本，调整优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建议出台新的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优化方案，把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里。另外，部分国有股可以化为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划归到社保体系，这个很多人有建议。

　　第四句话，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增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我想到2020年，现在不到25%，增长40%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规划对我们的经济、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甚至有绝对性的影响。着眼于这样一个大局，我们现在想进行的物业税也好、物产税也好、遗产税也好，其他各种税收也好，不能够也不应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加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这样一些负担，应当着眼于未来十年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趋势，统筹考虑财政支出结构转移支付等大问题。这是第一，谁来来承担改革成本，有这样四句话。

　　第二、关键敢不敢于对既得利益动刀子。那么，哪些既得利益动刀子呢？我想，是不是也可以讲这样一个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区域利益，包括某些官员寻租这样谋求利益。具体来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但它受制于部门利益，所以本届政府承诺讲，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三分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在突破部门利益上有重大的进展，这个目标实现很困难。在我看来，恐怕得减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就是政府的管理模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负面清单管理，这就重新考虑政府的职能安排，如果以负面清单管理为主体的政府职能转变，那么我们政府的行政审批恐怕就不仅仅是三分之一的问题。

　　第二、我们来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背景布局。那么，如果不克服，就是不打破垄断问题，不解决行业利益、垄断利益问题，这项改革同样无法进行下去。所以，我想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铁路、电力、石油等重要的基础领域应该加快向社会资本开发的改革进程，由此来破除行业利益，由此来调整优化国有资本的配制。

　　第三、赋予农民物权化的土地使用权，有望使部分农民和农民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但这项改革受制于地方利益，因为土地作为地方的第二财政的局面不改变，这项改革就缺乏条件。刚刚我看到，我们应该说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到今天走到尽头，但是土地制度不改，以低价甚至无价来吸引大项目的这样一种方式不改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只有把使用权作为物权还给农民，我们才能找到一条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基础的制度保障。

　　最后，第三个：能不能实现政府自己改自己？我想，从我们的现实经济社会生活来看，重要的是改变以行政主导资源配置的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我这里也说这样三句话，一个，行政主导资源配置导致财富向政府、国有企业集中，不可能不导致财政分配格局的失衡。

　　第二句话，行政主导资源配置使得整个公共资源配制向中心城市集中，由此导致大中小城镇资源配置严重失衡，进而导致人口城镇化的严重滞后。我们北大周围的房子，十万块钱一平米，不在于北大这块土地下面多少金子，而在于周围有其他许多地方难以获得的公共资源。公共资源配制的严重不合理已经成为大小城市失衡、我们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公共资源配制的均等化，中国中小城镇的发展是极其困难的。

　　第三句话，行政主导资源配置，模糊了政商关系，造成权力寻租和体制性腐败。所以，我们真正要解决好利益关系，有赖于政府的转型和政府的改革。

　　我最后说一句话，35年以后，解决利益失衡，打破利益固化，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成为今天改革面临的重大任务。我想，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处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要取得历史突破的话，第一份任务就是打破利益格局，形成合理的，或者逐步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我对此还是有信心的，尽管这件事情极其复杂，但是这件事情如果再拖下去，现在有的经济学家讲，再拖十年、二十年，我想我们的改革就很难推动。由此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将打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会贯穿于我们讲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改革的一个全过程，对此，我会寄予极大的期待，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