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珺

戈弘，国家一级作曲家。先后参加过扬州扬剧团、江苏省扬剧团、江都扬剧团、无锡市锡剧院、江苏省扬剧团、常州市锡剧团、金坛锡剧团等单位的戏曲创作。此外，还参加了扬州曲艺团、扬州弹词和扬州清曲的音乐改革。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先后担任了《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江苏卷》的编辑和扬剧分支部主编，以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编委。

创作过各类歌曲500余首，其中有10多首在省以上调演或比赛中获奖。音乐电视片《奶水·酒水·生命录》获广电部星光奖大型作品三等奖。有四件器乐作品、四个舞蹈音乐作品获省以上奖励。

戏曲方面的作品，扬剧《新婚礼葬》《皮九辣子》《史可法》等获省级优秀音乐创作奖，锡剧《瞎子阿炳》获省音乐创作奖和文化部现代戏调演（北方片）音乐奖。曲艺、弹词开篇《香影廊畔》获三州书荟优秀创作奖。

记者：您接触扬州音乐多久了呢？最早是怎样开始有兴趣的？

戈弘：少说一点是60年，一个甲子，多说一点的话就差不多70年，儿时五六岁就接触了。小时候是听周围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唱，老一辈人就像哼小调一样唱。那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像《花好月圆》，我父亲会唱，我儿时跟着就会了。

记者：当时您最先接触的是哪一类扬州音乐？它们对于您来说是怎样一种情怀？

戈弘：如果从分类讲，因为我生活在小镇上，不是生活在农村，刚开始主要接触小调，像《杨柳青》《虞美人》等等，这些小调已经是溶化进我的血液里面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乡歌如水清悠悠》，扬州民歌如水一样，已经溶化在我的血液中了。扬州民歌对我来讲，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我还在襁褓里面的时候，妈妈哼的就是扬州民歌。她把非常流行的《孟姜女》当成我的摇篮曲。作为一个民歌工作者，我对扬州民歌情有独钟。我虽然已经过了70岁，你让我背一两百首扬州民歌，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记者：您印象当中最深刻或者对您来说意义最为重大的民歌有哪些？

戈弘：毫无疑问是扬州的《拔根芦柴花》，还有《撒趟子撩在外》、我们市歌《茉莉花》等。《茉莉花》确实是好，它从曲子到词的气质，非常吻合扬州市，扬州的气质就是茉莉花。扬州市拿它作为市歌，是经过音乐专家论证的。当时扬州人大召开专家论证会，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主席陈鹏年、现在的省音协副主席崔新、还有当时省音协的秘书长朱新华、已故市音协主席王汉华等，我们一致认为《茉莉花》它很符合扬州市的气质。民歌作市歌，不知道世界上是怎么个情况，但在中国是开了先河的。

记者：我也是从小就很喜欢《茉莉花》，所以这次非常荣幸能来到茉莉花之乡来做采访。那您是从什么时候正式进入音乐学习的呢？

戈弘：我学音乐的过程很特别。我中学就辍学，学历很浅，你不要看我后来是一级作曲。但我的学历只有初中毕业。1957年初中毕业后，曾经有机会考江苏省南京师范学院，学五年音乐专修课。我是背着一把二胡从台州走到扬州参加考试的。当时我会拉《良宵》，虽然刚刚起步，但至少音准还可以，同时还能唱一两首歌吧。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考取。初中毕业就在我家乡的溱潼文化站工作。1958年我遇到江苏省文化厅一位很有思想的文化局长，叫周邨，他请来优秀的国家一级人才，比如说歌唱家李光曦、作曲家谷建芬，电影界的我记不得名字了，还有作曲家牛志等一大批的专家，他们在扬州艺校、兴化艺校、宝应艺校、六合艺校等联办了一个大文艺训练班。我有幸从文化站去参加学习班。学习中又碰到中央乐团的男高音韦玉佩老师，他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专门做外文编译。韦玉佩是中央乐团合唱团的男高音，他夫人叫章珍芳，也做编译。我第一次听女生二重唱就是罗天婵和章珍芳唱的《含苞欲放的花》，那时候我十七八岁，是一个乡下孩子，觉得她们唱得非常好听。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真正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到了年底，扬州艺校的学习快结束时，扬州歌舞团成立了。

记者：您到歌舞团做哪一方面的工作呢？

戈弘：我组建了扬州歌舞团的乐队，开始叫“器乐组”，我是组长。我们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实践，把音乐的四大件学下来了。最大的收获是我从那些成功的乐队作品里学习了作曲配器，后来我自己写的总谱摞起来大概有半人高。我在评职称作曲的时候却非常难，因为我没有学历，我必须比别人的获奖数量多；别人只要发表省级刊物以上的论文就可以，而我的作品不仅要求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数量还要比别人多。所以我评副高、正高的时候，都相当困难。

记者：扬州歌舞团乐队有什么有趣的演出经历？

戈弘：我们歌舞团曾经演《江姐》的时候，观众的反响十分热烈。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三化，民族化、革命化、群众化，很多歌剧乐队和洋乐队都被去掉了，只留民族乐队。我们乐队17个人，演职人员的水平都蛮高的，而且我们那些演员的演唱也都对路子，所以《江姐》的戏本一出来，我们就排了。我们团演了一年的《江姐》。去徐州演出，他们说有两个团已经演过《江姐》了，你们演得下去就演，演不下去就别演了。我们去了，结果是一个月连演40场。4毛钱一张票，票房收入约一万二千块，当时的市值是很大一笔钱。其中还有个真事，徐州市商业局长自己排队买票，由于人太多太挤，无意间他的头都被蹭破了。

还有一次在镇江，上海青年话剧团正在那里演出，结果我们一开演，观众全部过来看我们的戏了。

记者：您对扬州音乐的现状有什么看法，如何继续发展扬州音乐？

戈弘：民国著名曲学家王骥德说过，“四字腔调，三十年一变”。那时候是封建社会，三十年都要一变，如今时代飞快发展，民歌的传承是一定要变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那么扬州民歌传承到今天，最严峻的问题在于：音乐的生存环境变了。比如扬州有很多好听的号子都来自于田野，现在田野的耕作方式都变了，机器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这些号子也渐渐没人唱了。那么现今一直唱原始民歌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改编，让它适应于当代人的欣赏跟抒情的需要。这些民歌的音乐内容、演唱方式、伴奏形式等，都必须做一些适当的改变。

但是有一点不能变，我觉得民歌还是民歌，这并不代表我反对通俗歌曲和民歌的融合，只是民歌的改编还是尽量沿着原来的形态向前推进，不要一变就变得大家都不认识了。民歌也可以通过将它的旋律融到现代器乐里面去传播。比如说关迺忠的民族管弦乐合奏版《茉莉花》，就非常新颖，而且不失原本的韵味。

我们现在都在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一定让它活起来，千万不要认为录了个音就保护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让它脱离现代人的生活，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

记者：您自己有得意门生吗？您对于扬州音乐的学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戈弘：我是搞作曲和理论研究的，所以没有传人一说。有的学生找我学习，我说不如去看书，去坐冷板凳。因为做研究就是这样，要不断去翻资料，不断去思考。另外作为民歌研究的人，田野音乐也永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音乐是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人们生活方式在变，民歌当然也在变。

记者：那您最近在做什么课题呢？

戈弘：我最近正在做古琴方面的研究，争取这两年把它弄出来。实际上就是给《广陵散》乐谱做批注。因为当今很多人都看不懂古谱和古文，要把它翻译出来，就得查很多资料，我想为后人多做点事。

采访后记 ：

戈老作为国家一级作曲家、扬州音乐的泰斗级人物，没有任何的架子。在与之交谈的过程中，给人如沐春风般的轻松感。时而爽朗大笑，时而情绪低沉，总是无比生动细致地回答着记者的每一个问题，时时刻刻牵动着听者的心。戈老对于扬州地方音乐的贡献，是无法忽视的；他的很多见解和研究，都是独树一帜；他为了扬州音乐能走出去做了很多事，影响也是很深远的；他同时在古典文学、戏剧曲艺上取得的成绩在扬州更是旁人难以企及。

年轻时曲折的求学之路并没有折断他对音乐的热爱与执著，工作岗位上遇到的种种挫折只会使他更加努力和坚强。他平易近人、低调谦和，对于所有向他请教的人，都会不求回报地倾囊相授。“字如其人”，戈老的音乐与人格让人感到无比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