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陕北民歌吗？

　　文/赵乐

　　春雨在窗外潇潇洒落,拧开尘封在心灵的收音机,往日回忆的声音自窗棂间响起：1971年12月25日晚，《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工农齐武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陕甘五首民歌联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些久违的旋律一经电波传送，很快就在听众中引起了红色情感的震动。

　　一曲耳熟能详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使山丹丹在陕北妇孺皆知。可山丹丹究竟是什么样的花呢？很多人却未必知其然。

绽放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君子兰”

　　山丹丹属于百合科，有“红百合”的别称，又名细叶百合，是多年生的球根花卉，花期为6月上旬到9月中旬，多在黄土高原的阴坡上与杂草伴生。《本草纲目》里说：“其叶狭长而尖，颇似柳叶，与百合迥别。四月开红花，六瓣不四垂，亦结小子。”

　　《安塞县志》诠释：“色赤，蕊若胭脂，五月间山陬水湄最蕃艳。”

　　相传，山丹丹本是仙女眼泪变成的。关于山丹丹，在陕北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古代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先民们，在干旱贫瘠的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辛苦劳作，到头来仍一无所获。天上的仙女为他们的辛劳感动得落泪，眼泪落在贫瘠的山野上，就变成了水灵漂亮的山丹丹花。在每年的夏天，花儿便展露出她美丽的容颜，繁衍出无数鲜活且充满生机的生命。

　　在陕北民间，不但有美丽的传说，还有“山旦旦花背洼洼里开”的歌谣。山丹丹喜欢开在山的背阴处，因其生命力极强，以前在陕北的沟沟坎坎都很常见。她土生土长在陕北干旱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命，挺莛抽叶，臌蕾萌花，充满生机。然而，随着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山丹丹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隐匿了她的芳踪。

　　年老一辈的陕北人，几乎都有着关于山丹丹花的记忆。“42年前，我在陕北插队，那时节虽贫穷，但生态环境还算好，山丹丹漫山遍野，能看到无数的山丹丹花。再苦的日子，看见山丹丹花，就像一根火烛点在心里，往后的日子里，心里总是亮堂堂的，连胸膛都挺得高高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网友在微信上深情地谈起了他当年在陕北插队时，见到漫山遍野的山丹丹花时的感受。

　　山丹丹生命力极强，花色鲜红，美如“君子兰”，既可独秀，也可群生。因此在连绵起伏的陕北高原，红艳艳的山丹丹使得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变幻出具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花朵，呈现出一种神奇的美。

　　“好歌印记”采风组在陕北高原采风的日子里，山丹丹已绽放在大家心坎上。在这个初春的季节虽然没看到山丹丹花开，固然有些遗憾，可所到之处看到的听到的红色革命故事不正是一朵朵盛开在华夏大地上的火红火红的山丹丹吗？“延安的宝塔再高，没有延安精神高；陕北的辣椒再红，没有盛开的山丹丹火红。”

　　“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咱们中央那个红军到陕北……”站在清凉山上，远处传来熟悉的旋律。陕北人爱山丹丹，唱山丹丹，因为火红的山丹丹象征着陕北人共同的情感和性格。

　　谁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背后推手？

　　回溯到“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和思潮”的禁锢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仅剩几个“样板戏”、几首“革命歌曲”在播放。流行音乐、抒情歌曲、民歌小调……就如同寒风中的荒草生机全无。

　　可以想象，当时文艺作品如此稀少，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多么贫乏，对新作品、新歌曲的渴望有多么强烈。

　　一直到1971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某场合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革命老根据地的歌曲很好嘛，陕北民歌也很好嘛！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们极其锐敏，有人就提出建议应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的时候组织艺术家改编几首陕北民歌在全国播放，理由是，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陕北民歌自然具有革命的属性。

　　“五首陕甘革命民歌”的出现并非易事。“经多次呼吁，再加上编播人员的提议，最终获得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会的批准（还有一说是周总理批准的），到延安征集和改编革命民歌。”当年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采录组组长的王敬之在《人民日报》(2006年8月5日第8版)上发表的《改编<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记事》一文中，详细记录了歌曲创作、录制、播放的前前后后。

　　整理和改编这些歌曲也非一帆风顺。1971年3月中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派人到陕西，准备委托陕西省委宣传部、文化局出面组织人员整理、改编出几首红色革命民歌。然而，此时陕西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基本都被打成“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在“牛棚”里关押或在农场中“劳改”,协商创作歌曲的事宜没有获得预期结果。“他们不得不空手而归，据说二人是含着眼泪离开西安返京的。”原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高级记者、《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创作参与者冯福宽回忆说。

　　随后，王敬之(当年一野文工团演员)和音乐编辑王惊涛两人又带着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会的公函重赴陕西，于1971年5月22日到达西安。他们再次找到省委宣传部，协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接委托有关人员整理、改编民歌。“在陕西省广播局领导和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帮助下，陕西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点名要作曲家、前陕西省的音协（时称中国音协西安分会）主席关鹤岩和刘烽，词作家徐锁、陕西省电台的冯福宽组成征集和改编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的小组。由陕西省广播局副局长边春光任组长。”当提到这“五首革命歌曲”时，70多岁的冯福宽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显得很激动，“接着，在边春光组长的带领下，大家来到延安住进了‘一招交际处’（延安交际宾馆）进行改编创作，作曲家关鹤岩作为小组的业务组长，负责歌曲改编创作的具体工作。”

　　此前，关鹤岩正在陕西省泾阳县永乐店杨梧“五七”干校劳动，得到消息后，欣然接受这次特别的创作任务。

　　在延安，作家李若冰、曲作家梁文达也加入了创作组，组成了10个人的创作班子。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冯福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王惊涛两人负责组织协商事宜。

　　到延安的第一天，创作组的成员们就去访问了为毛主席代耕的劳模——杨步浩；参观了延安革命博物馆，并得到了延安文化馆的全力帮助，提供了各种曾经流行于陕甘宁边区的民歌资料，供小组选择。

　　“借歌写歌”编词过程极富戏剧性

　　当时推行的是“领导出题目，群众出生活，专家出技巧”的创作方法。创作组在原流传于陕甘宁边区的几首歌颂毛泽东的民歌基础上，改词或填词形成《咱们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和《工农齐武装》等4首歌曲。

　　在改编4首民歌的同时，业务组长关鹤岩根据大家建议提出，应增加一首反映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到达陕北这一伟大革命转折时期的民歌。经反复商讨后，确定选用由剧作家安全作词、作曲家航海编曲的《跟上共产党把革命闹》和由魏风根据陇东民歌《女儿担水》填词的《永远跟着毛主席》两首作品为素材，编写第5首歌曲。

　　当年在延安工作的贺义、航海、党音之等音乐界人士，曾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民歌素材。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编词过程极富戏剧性。在延安交际宾馆，歌词执笔人徐锁在院子里找到“灵感”后，飞快地跑进窑洞说：“这样开始！这样开始。”接着便哼出一句：“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大家异口同声得说：“好！”这个头确实开得好，既符合陕北“信天游”的结构特点，又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中央工农红军经过千山万水到达陕北根据地的生活现实。随后，大家你一言我一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等歌词顺利应接下去。然而，就在歌词要收尾时，创作组的才子们却卡了壳。据编曲刘烽回忆：“大家都主张虚一点，也就是浪漫一点”，但想了不少歌词都不是很满意。最后大家还是从陕北民歌中的“山旦旦花开背洼里红”中受到了启发，“山丹丹在陕北很多，也很好看，只是开在阴坡，所以陕北人民用它来表现藏在心底的爱情，我们要用就要让它开得更红火、更张扬”。

　　创作组的人先后试过了“红似火”“火样红”“满山红”等，“但都觉得一般，不满意。这时，关鹤岩开了口：“就用‘红艳艳’吧！”“红艳艳”一出，大家都拍手叫好，它不仅和前两句押韵，而且“比前面所有的词都生动，都新鲜”。

　　歌词最后一段是“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亮了天。”虽然在陕北民歌中有“白天盼来黑夜里盼，中央来啦亮了天”的句子，创作组成员仍觉得“亮了天”不够确切，因为这儿早已解放，已经是人民的天下，只是遇到了严重危机。所以，改成了“晴了天”。

　　1994年8月，关鹤岩在参与创作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出版座谈会上曾回忆说，《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歌名来自故事片《苗家女儿》（1958年江南电影制片厂摄制）中的插曲《满山葡萄红艳艳》。当时国内有一个英文杂志在向国外第一次介绍《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时候，刘烽曾写过一篇介绍歌曲背景的文章，直译的名字就叫《野百合开得像火焰一样》。

　　歌词完成之后，刘烽等人使用陕北民歌和甘肃民歌的素材开始编曲。一首是陕北信天游《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而中间那一段则是甘肃的一首民歌——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十八姐担水》，曲调基本没有改动。《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配器为屠冶九，伴奏用的引子和间奏曲是刘烽创作的。

　　其后，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提供的一间办公室里，创作组成员对所选每首民歌的曲子一个乐句一个乐句地共同编就，对歌词则一字一词地共同反复推敲，斟酌填改，充分发挥集体创作智慧，经过10个日日夜夜的创作，这首凝结着大家心血和汗水的结晶——《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终于改编完成。

　　大家有所不知的是，歌词中的“山丹丹”在陕北话里是“山旦旦”。最初的歌词是“山旦旦开花红艳艳”，第二次录制这首歌时候，创作组依据这花的学名改成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好歌印记采风组在延安了解到，当年演唱队员拿到歌词后，发现“旦”变成了“丹”字，还斥责编词的把字写错了，闹出了不少笑话。

　　榆林绥德女娃杨巧结缘“山丹丹”

　　《陕甘宁边区五首革命民歌》创作完成后，排练、演唱、录制等工作也跟着开始，陕西省歌舞剧院接受了演唱、录制任务。

　　陕西省歌舞剧院，前身为1940年成立于延安的西北文艺工作团。杨巧是陕西省歌舞剧院的演员，1943年10月生于陕西绥德县，在延安生活了16年。1960年，17岁的她走进了陕西歌舞剧院，开始演唱民歌。

　　谁来领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起初拟定由一个男高音领唱，大家普遍认为男高音可以唱出这首歌的气势，而杨巧和几十名演员则是给这位男高音伴唱。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聂中明听了那个男高音的演唱后不是很满意，他提议大家现场推荐两名女演员试一下。大家异口同声地推荐杨巧和另外一名女演员。杨巧试唱后，聂中明连连点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她了。”

　　“担任指挥的聂中明先生，却提出要让女高音来试一试，就选中了我。”2015年3月14日，杨巧在西安的家中向《广播歌选》编辑讲述起这首歌的来历和她领唱的故事，思维尤其敏捷。“这首歌对于我，从内心来说”杨巧呵呵笑了一下，“挺幸福，也挺感动的，没想到它能红火40多年。”当年领唱这首歌时，杨巧29岁。

　　领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之前，杨巧从没见过山丹丹花。她老家陕西绥德县一带并没有山丹丹花。直到有一次在延安演出后，当地人告诉她“你身后那个红艳艳的花就是山丹丹”，她才第一次见到。

　　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录音棚里杨巧完成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的演唱录制工作。“听当年录音组组长王惊涛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收发室每天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是用大麻袋装的。”杨巧回忆说：“好多在延安有过革命工作经历的老同志听了歌曲之后，都流着眼泪把信寄到广播电台，那信纸上都是泪痕斑斑，这样的信件，每天都有几麻袋，这首歌成了那个时代传唱最多的经典歌曲。”

　　据杨巧老师回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一共录制了三次，如今传唱的是第二次录音版本。“首次在中央台播出后，广泛征求了听众意见，又在西安重新配器进行了第二次录音。”

　　中国广播艺术团著名指挥家聂中明亲临西安排练、指挥，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第三次录音。杨巧说，这次录音主要是教唱版本，不是整体录制。

　　1972年2月，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在全国各影院放映，甚是火爆。杨巧的母亲当时还在老家陕北绥德县，有一天，邻居急匆匆地跑来告诉她：“不得了，你赶快去电影院看看吧，你女子上了电影啦！”她母亲正在做饭，赶紧熄灭炉火，抱上杨巧3岁的儿子直奔电影院。当杨巧在银幕上一出现，“我妈就对她孙子说：‘快看，你妈出来了，赶快叫妈呀！’我儿子就大声叫了一声妈。旁边一位老头说：‘你们在这胡说啥呢，咱们这个穷地方，还能出来这样一个女娃娃？这人肯定不在北京就在上海。’”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颂扬中共红色政权的歌曲，以陕甘民歌作为表现形式，其中心思想既体现了陕甘红火的苏区和英勇善战的红军精神，又歌颂了毛泽东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

　　自杨巧1972年首唱版本问世以来，有众多歌唱演员演唱过这首歌，贠恩凤、郭兰英、王向荣、朱逢博、冯健雪、万山红等演员都有过比较知名的版本，眼下“原生态”歌手阿宝、王二妮依然将此作为自己经典演出曲目。现如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不光有独唱、合唱，更有多种乐器的演奏，如古筝、二胡、钢琴等。

本文作者赵乐在杨巧家采访   郑继红/摄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播出过程一波三折

　　1971年12月25日晚，《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陕甘五首民歌联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看似寻常的歌曲播放，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却并不那么简单，真可谓一波三折。《<战地新歌>诞生记》一书，详细记录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播出审批的艰难过程。

　　据了解，5首陕甘根据地革命民歌完成录制后，本应在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期间向全国推广的，可是作品报审后，“七一”却未能播出，竟被搁置下来。

　　把日历翻到1971年2月,那时国务院刚成立文化组，吴德（时任北京市市长）兼任组长,刘贤权担任副组长，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王曼恬等人为组员,实际由江青掌管。国务院文化组下属的音乐组由于会泳分管。于会泳感到缺少得力干部,于是就想到了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过的熟人吕韧敏。吕韧敏不但是作曲的内行,行政能力也很强,当时供职于北京军区。于会泳给吴德打报告,调吕韧敏过来协助主管音乐工作。

　　1971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王敬之想在新年时播一点其他音乐，便找到了吕韧敏。经过讨论，吕韧敏让他打报告到文化组审议。几天后，王敬之送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5首新编民歌和一个报告。吕韧敏找不到于会泳就直接找了吴德。吴德看了报告说：“这件事再斟酌一下好不好?上个月江青刚在一次讲话中讲到民歌尽是情郎妹子，靡靡之音。”吕韧敏据理力争。吴德说：“我看先征求一下老于的意见好不好？他不在就稍缓几天。我没什么意见，但还是慎重一点好。老于同意了，再上报给总理和江青同志审阅。”吕韧敏又找到于会泳。于会泳问吴德同志是什么意见，吕韧敏灵机一动说：“他让你先批个意见，老同志尊重你。你不是主管音乐的吗？吴德同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于会泳匆匆地在报告上批了同意，然后又征得了周恩来总理和江青的同意，这5首歌曲才终于在1972年春节前播出。

　　这5首歌曲的旋律都出自陕北和甘肃民歌曲调，质朴豪放，播出后反响强烈。1972年2月15日（大年初一）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恩来总理表扬国务院文化组为全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江青以为是于会泳的功劳，很自豪。同时，《陕甘宁地区革命民歌选》单行本也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2月出版发行。中国唱片公司录制了密纹唱片，歌曲还被编入了中小学音乐课本。

　　为配合在全国群众中普及和传唱这几首歌曲，1972年2月7日,《人民日报》还以《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选》为标题，全文整版发表了这5首民歌，并加了按语：“这五首革命民歌，产生并流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全国解放后更加广泛流传。现由陕西省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并重新发表。——《人民日报》编者”。

　　如此看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是一首三段体领唱合唱的歌曲，不是纯粹的原生态陕北民歌。八百里秦川向西延伸，吸收融合了陕西、甘肃、宁夏民歌的特点而成就了这首经典作品。应当说，它是“文革”中创作的当代歌曲，而不是当年红色根据地老百姓流传的“革命历史歌曲”。这就像歌曲《十送红军》是解放后根据众多当年中央红色根据地流传的红色歌曲新创作的一样，都不属于“革命历史歌曲”的范畴。

　　多年以来，有关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著作权、归属地等各种呼吁、理论探讨文章频见报端、杂志、网络和文献资料，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编曲刘烽在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认为，这首歌虽然是他编的曲，但“歌曲的问世是十几位同志心血的集体结晶。”

　　一个和谐的社会，群众享受音乐生活是基本的文化权利。然而，40年前的中国，几首新歌的传播竟然如此周折。从1971年至今，40多年过去了，这首凝聚着老一代艺术家集体创作结晶的音乐作品，犹如“延安精神”一样依然红艳，它仍然是传唱不息的经典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