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为了评职称，准备写一篇有关广播剧节奏方面的论文。那时候网上查询还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在西单书店逛了一个下午，如获至宝似的发现了一本书，叫《电影的诞生》 ， 作者是美国人莱昂·慕西努克。于是，参照此书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八千字的论文：《广播剧节奏艺术论略》。当时还挺得意的，现在都不忍扫一眼，因为呕吐的感觉特别不好。不过也正是这次经历，让我打心眼佩服一样东西：电影。

    聊广播剧，不如聊聊电影。电影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关书籍在书店里琳琅满目。可那个时候，广播剧却少的可怜。

    也是多年前，远离广播圈谈广播剧，似乎是一件很不入流的事，自己会主动给自己就贴上“老古董”标签。好在现在不这么想了，倒不是因为有了啥转机，而是心态与看法成熟了。

    之所以下定决心从录音师改行为编导，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和自己所从事的广播剧。

    以前的认知是，广播剧有与生俱来的缺陷，它只有声音，没有画面。后来发现有缺陷的东西往往能长久，因为可以让你放低姿态，专注于思考并挖掘它的本质。

    广播剧很像电影，也有两个属性。一个是剧场属性，另一个是文学属性。

    曾经有一个广播剧编剧对我说，广播剧离开了文学属性，就啥也不是了。当时我也仅仅是有所感触，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个录音师。现在想想，这话对了一半，因为他把前提丢掉了。一部广播剧首先应该是它的剧场属性，然后才是文学属性。前者的目的是引人入胜，后者的目的是让人思考。两个都重要，次序是关键。

    当一种艺术形式不能像电影一样，勇于接受影院里面的每一个普通人的品头论足，它的所谓繁荣都是表面的，经受不起时间的历练。所以，电影院是个好东西。口碑和票房在前，专家点评在后。仅这一点，广播剧就应该好好向电影学习。

    广播剧又不像电影。两者体量不同，着力点也有所区别。

    几年前评技术录制奖，有一位领导问我：权胜，刚才放的广播剧，那个手榴弹到底是我方扔的呢还是敌方扔的呢？我也一头雾水，只好回答：谁扔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手榴弹炸了！ 旁边一片哄堂大笑。我们不能要求听众听剧的时候还要看剧本，何况人家还是领导。

    这个小插曲提醒了我，广播剧真的不适合搞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它是有局限的，只有认清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如果电影是一首航母，那么广播剧就是一条小舢板。一个在海上，一个在岸边，都可以体味海的魅力，切入点不同而已。

    广播剧更专注于人的内心，更专注于社会的一个小横截面。它用声音作为唯一载体来表达，这是它的局限，也惟其如此，才成为它最最独具魅力的地方。因为声音是有想象力的，它的想象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有两位好老师，一个是希区柯克，一个是李安。他们都不知道我，不过，我知道他们就足够了。他们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一个教我如何出人意料的“好听”，一个教我怎样发人深省的“耐听”。

    用声音讲故事，最终还是要聚焦于人的心理。这个心理有两个，一个是你的，一个是听众的，把两者能做到合拍，就是你的本事。广播剧的英文是Sound Drama，这个翻译比Broadcasting Drama准确。广播节目也如此，我们做的都是声音作品，把复杂的东西想的简单一点，质朴一点，以前的很多纠结与挣扎也就释然了。

    还是那句话，有缺陷的往往长久。

    前一段时间，中国之声做了一个系列新闻广播剧《生死关头》，我有幸参与其中。开始肯定是有顾虑的，毕竟有关长征的影视作品数不胜数，我们广播再做这个题材亮点在哪儿？好在共同谋划的是一批才华横溢的记者，第一次开策划会，一位同事的话提醒了大家。他说，长征从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大转折。于是我们想，能不能选择长征途中的十个小故事，用十个“小转折”来诠释一个“大转折”。结论是：当然可以。

    创作是艰苦的，尤其对于那些第一次接触广播剧写作的年轻新闻记者。创作也是快乐的，这些虚心好学的年轻人，从开始的忐忑不安到最后的出色完成，只能说明一点：新闻与文艺找好了支点，是可以相互交融的。

    这个点是什么？文化。

    做了一辈子文艺节目，有人问我：你做节目是不是有啥绝活？我心里很清楚，单从技术角度讲，自己五年前就可以算作“老古董”了。因为现在的技术发展实在是太快了，三五年的功夫，肚子里的那点东西就跟不上形势了。技术是可以被淘汰的，只有文化积淀不会淘汰，而且历久弥新。

    《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国声音中国年》、《生死关头》这些作品很多都是在一台普通的办公电脑上完成的，软件是老版本的，硬件连个像样的声卡也没有。节目好不好，技术不是关键，意识才是核心。

    这些年很多人都在争论新闻怎样、文艺怎样，其实毫无必要。做新闻和文艺，最关键的还是人的专业修为和对文化的积淀与思考。后者更重要。新闻记者搞广播剧，做文艺的踏实请教新闻同行，两者各取所长并不排斥。只是我想提醒的是，这个相融千万不能拘泥于形式，而要集中在对文化思考的本身。

    做《文化印记》最突出的感受是，那么多人、那么多团队集中做一件事情，做着做着就集中在另一件事情上了：对文化的思考，怎么能局限于新闻或者文艺上呢？

    广播的最大魅力是它有先天的缺陷，也许不止一个，但正是这些缺陷搭成了一个接一个向上的台阶，踏过去了，自然也就有了新格局。关键是，你是不是能做到心无旁骛的专注。做广播节目，认真考虑什么是我们的短版，其实比挖掘我们的长处更直接有效。

    不久前，有一个广播剧爱好者对我说：权老师，我感觉广播剧春天来了。我当时就对他讲，你的说法很鼓舞我，但不在点上，就像另外也有人告诉我广播剧就是一个迟暮的深秋。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每一种艺术的发展都要遵从其自身的属性，放长远一点看，广播剧终究是要回归它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