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广播剧，这个曾经辉煌一时、作品煌煌大观的广播艺术种类面临着重重危机，艰难地在夹缝中生存，已是人所共睹的残酷现实。对于广大听众来说，广播剧似乎早已成了一个美好的回忆，在现实中已难觅踪迹。因此，近年来涌现出的纪实题材广播剧就格外显得引人注目。在广播剧创作中占据了大半壁江山的纪实广播剧不但在国家各类评比中屡屡斩获大奖，甚至在广播市场上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如上海广播电台制作的大型连续广播剧《刑警803》即是个中翘楚。虽然这一成果并不能算是丰硕，但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广播剧创作者长久的隐忍与坚持，而这一成功更可以给广播人信心和希望。所以本文提出了“广播剧纪实美学”这个概念，并对其必要性、可能性和基本观点做一粗浅的探讨，以企为广播剧的创作实践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论基础。任何一个实践的强大并不一定背后都有理论的强大作用，但理论的薄弱最终必然导致实践的衰落。广播剧在辉煌鼎盛之日需要有强大的理论作后盾，而当它暗淡无光之时更需要强大的理论以作为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崛起的力量。

　　一、 广播剧纪实美学研究的必要性

　　研究广播剧纪实美学首先是广播剧几十年来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同时，当前广播剧创作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层面上去破解。而广播剧如何在广电媒体的市场化大潮中走出低谷、寻求突破，也需要理论上的支撑和动力。

　　1、纪实广播剧的兴起和创作实践对广播剧美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虽然表现真实事件的纪实广播剧自1924年广播剧诞生之后就一直存在，但取材于文学、戏剧故事、民间故事等文艺作品的虚构广播剧一直是广播剧题材的主流，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来看也大抵如此。如日本广播剧通常的取材都是小说和漫画，并且不仅仅限于本国作品。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广播剧的辉煌时代，也创作了大量取材于文学、戏剧作品的广播剧，如《孔雀胆》、《蔡文姬》、《第二次握手》、《珊瑚岛上的死光》等等。然而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大陆广播剧创作题材急转直下，创作了大量取材于新闻作品、表现生活中真实事件（人物）的纪实广播剧。前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以森先生在评价2009年广播剧专家奖评选作品时指出：“反映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的剧目比较集中，数量比较多，写先进人物的戏也比较多”[1]，这一选题在参评的69部中占到了大半。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许多纪实广播剧创作越来越重“实”而轻“剧”，变成了“广播报道剧”。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我的青春谁做主》只是运用了广播剧的制作手段，运用对话的形式来演绎故事。其编导也自称为“小说剧”，“介乎于小说和广播剧之间的那么一种艺术形式”[2]。

　　广播剧创作题材的这种嬗变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正如部分专家指出的，中国大陆正在进入一个新闻时代。“受众对自己生存环境安危的关注上升到了首位，对广播文艺、音乐、娱乐、广播剧等情感性节目的需求降为次位”[3]，因此广播剧取材于新闻，甚至于在创作手法上也向新闻靠拢也是必然。其次是市场的压力。实事求是地讲，广播剧市场机制极不成熟，基本上是自产自销，这直接导致广播剧创作的萎缩。许多电台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都砍掉了广播剧的创作生产。即使仍保留的也是创作人员匮乏、经费紧张，极少有播出时段和栏目，苟延残喘。因此选择“纪实”题材既是为了节约成本、增加成功保障系数的无奈之举，也是期待“杀出一条血路”的明智之举。其三，广播剧评奖的政治导向作用也促使了大量纪实广播剧的产生。这只要看一看近些年来“五个一工程”奖、广播剧专家奖等全国性奖项的评比结果就不难得出结论。其四、广播剧具有灵巧简便，善于迅速、及时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特点。与其他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剧相比，广播剧在做纪实类题材上就更有优势。因此，纪实广播剧迅速成为广播剧创作实践的主流，也是适应自身艺术特性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纪实题材也并非都是广播剧创作的无奈和投机之举，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纪实广播剧仍将是广播剧创作的主流，并且大有发展前景。

　　但是，在纪实广播剧“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一方面是市场前景黯淡。已生产的广播剧大部分都是停留于仅仅播出的阶段，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经济效益，既无广告收入，也无相关产品开发带来的增值收入。像《刑警803》有较好的市场价值的广播剧如凤毛麟角，是极少的成功个例。即使是获得各种大奖，取得了较好社会效益的广播剧在市场上也不被普遍看好，受众寥寥，并没起到应有的传播效果，大有“为评奖而创作”之嫌，长此以往恐难有后劲。另一方面深刻的危机是广播剧艺术本性的失落。大量的广播报道剧、广播特写剧、“小说剧”的出现，使我们不得不反思：广播剧的艺术本性到底是什么？如果失去了“艺术性”，广播剧还能叫“广播剧”吗？因为广播剧是广播这个媒介中最具有、也是唯一具有艺术性的形式。而这又进一步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广播剧是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如果是的话，它必须具有的本体论特征又是什么？当我们回溯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本来以为很清晰的许多答案几乎都变成了非常模糊的问题。广播剧的美学基础在哪里？如果广播剧创作，特别是方兴未艾的纪实广播剧创作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它又能走多远？

　　2、广播剧创作要想适应广电改革的大趋势，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寻求突破、走出低谷，必须要有理论上的突破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大陆广播电视改革创新、不断突破自身限制、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仅就广播而言，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从录播到直播，从综合广播到专业广播、类型广播，从事业到产业的数次大变革。从节目形态到语态的改变，从采编到播出的创新，今日之广播已非三十年前之可同日而语。而在这改革大潮中最重要、最艰难、也是最必然的就是广播的市场化改革。正在全国逐渐推进的制播分离作为市场化的重要举措和前导，必将对广播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广播剧如何适应市场化需要、走出低谷？最根本的是要对我们一直坚持的理论观念进行反思。观念的更新将决定着未来广播剧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能走多远，是顺利还是坎坷。本文认为至少应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其一、广播剧艺术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解决。题材单一、形式老套、手法陈旧是当前广播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来虽然广播剧在题材上已经发生了纪实性的逆转，但由于大家都一窝蜂地去表现重大事件、社会热点，结果不但没有使广播剧题材更加丰富，反而出现了题材雷同的恶劣局面。几个台甚至几十个台都在做同一个题材的现象并不少见。而从主题上讲更是表现出一边倒的颂歌式的主旋律风格，鲜有直面现实、揭露社会生活本质真实的作品出现。题材单一、主题浅薄、浮躁，对事件的深刻意义普遍挖掘不够，因此也就难以达到震撼人心、感动心灵的审美效果。在题材接近于新闻的同时，艺术性上也更加接近于宣传，直白、生硬的说教冲淡了艺术应有的含蓄、潜移默化的感染。即使是纪实广播剧在艺术手法上亦凝滞保守，形式鲜有突破，制作手法老套，出现了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相脱节、相游离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当形式严重落后于内容之后，那么落后的形式将会反过来伤害和阻碍已发展了的内容。在当前，国内广播剧制作艺术还是沿袭着传统的“戏剧化”的制作观念，无论是语言表演，还是剧情结构，以至于制作技术，都还是按照戏剧美学的原则去营造一种“戏剧性的真实”。演播室式的审美效果与纪实性的题材之间存在着游离和反叛，严重影响着受众对纪实广播剧的审美。因此，如何对纪实广播剧的创作手段进行革新，建构一种包含内容和形式及其二者有机统一的纪实美学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其二，广播剧的产品属性问题。面对市场，我们要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急功近利，以牺牲广播剧的艺术特性为代价生产出粗制滥造的伪广播剧，还是回归广播剧的艺术本质和特点，生产出质量精良的艺术精品？本文认为后者才是广播剧在市场大潮中立稳脚跟、搏击风浪的必由之路和唯一选择。新闻报道剧、小说剧作为一种新的广播文艺形式有其出现的必然性，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一种“新形态”当然要大力尝试、全力支持、用心保护，但不要将之视为广播剧发展的方向，更不能取而代之。这就像曾经有人用流行歌曲改造京剧一样，结果是既伤害了流行歌曲，也没有拯救衰落的京剧。市场需要的是定位准确的商品，是质量上乘的精品。所以广播剧为长远计，还是要回归于广播剧的艺术特性，而不是媒介特性。广播既可以做传播艺术的媒介，而其本身也更可以成为艺术。如果说新闻、广播文艺等是传播艺术的媒介，而并未完全体现广播本身的独特的艺术特性；那么，广播剧——作为唯一的用声音来表现世界的艺术种类，则更应成为艺术本身供人欣赏。用新闻的方式去做艺术（广播剧），只会使广播剧越来越远离艺术，越来越远离其唯一性，也就越来越具有了被取代性。只有用艺术的方式去做新闻（纪实广播剧），才是广播剧的生存之道。保守住自己的独特性，精益求精地制作，才是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

　　其三，广播剧必须适应时代的审美要求和习惯。在传统的观念中，广播剧曾经和其它文化艺术品种一样被定义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工具，并由此而形成了一套特定的审美趣味和创作规范。今天，这种审美趣味虽然已经不再占据主流地位，甚至部分地被“娱乐至上”的娱乐精神所取代，但已经根深蒂固的创作规范并没有受到致命的创伤和攻击，从而导致许多广播剧作品与大众的审美要求产生了严重的脱节。了解市场就是要了解用户，广播剧要想进入市场，必须掌握用户的要求和喜好。互联网时代的受众已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所以“受众”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作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也许用户这个概念要更恰当一些），而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者。他有着积极的独立的个人意识，虽然他经常被广告所迷惑和说服，但他会一眼分辨出哪些是低劣的宣传，因此广告也不得不做得越来越“艺术”；他愿意被说服，却不愿意被教导；他愿意被蛊惑，但不愿意被蒙蔽；他愿意被驯化，但不愿意被剥夺；他可能会从众但不愿意被泯灭个性；他愿意被感动，但不愿意被低估了智力。自由、平等、互动、参与，这就是今天的广播剧，甚至一切艺术形式都要面对的新接受者的特点。主题单一，结构明快、线索清晰，曾是广播剧艺术的特点和要求，然而在新的听众面前，这些规范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受众不喜欢单一的结论，因为它变成了被动的接收者；他不喜欢简单的结构，因为他的智力被低估；他不喜欢明晰的线索，因为他无法调动自己的参与热情。今天的听众已经越来越要求具有艺术创作中与作者一样的地位。用“阅读”来和作者的“创作”一起完成作品。他需要一个开放的艺术空间，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以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在思考中不断提升自己作为社会公民的意识和能力。我们亟需适应这种变化，建立一种新型的、与时代相一致的审美规范，因为我们只有尊重了受众的选择，受众才会选择我们。

　　其四，是广播剧为谁而做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应该也只能是为消费者而做，不能消费的东西只能叫产品，不能叫商品。所以市场化的广播剧还有个更重要的属性——商品属性，广播剧应当为商品的消费者所做。而商品的消费者是多样化的，因此广播剧的生产也应当是多样化的。所以，广播剧既可以为大众而做，变成一种大众文化；也可以为少数精英——专家学者而做，变成一种精英文化；当然也可以为某些集团服务，为评奖而做，只要有人消费它就行。所以，现在许多广播剧为评奖而做并没有错，错在只为评奖而做，并且不计成本、不计产出；错在因此而排斥了为其他人而做，只为评委满意，甚至忽略了听众是否爱听、是否想听。这样的广播剧只能叫产品，是严重脱离了市场的、计划经济下的产品。而不为市场所接纳的产品又凭何指望它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呢？而失去了传播效果的作品又何谈社会效益呢？我们现在许多作品不正是这种孤芳自赏、自欺欺人的东西吗？因此，广播剧要想走出低谷，必须研究他的商品属性和价值。

　　但是，研究市场并非迎合市场，适应市场并非媚俗，否则也就不需要去研究什么广播剧美学了。我们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一强调什么责任，似乎作品就只能是叫好不叫座（其实不叫座的东西怎么能叫好）？一强调市场，似乎只要能抓到钱就是真理。广播剧必须回归到自身，从自身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市场价值和与市场的契合点，而不是为外部力量所左右，不能迷失了自己的本性。

　　3、广播剧的理论研究薄弱的局面亟需改变。当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拉回到或者说重新聚焦到广播剧本身的时候，我们才惊讶地发现，广播剧研究竟然如此薄弱。在中国最权威的学术论文查询网站CNKI上，以“广播剧”作为关键词搜索，竟然只能找到133篇相关论文，其中有些论文竟然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刊发的，而“广播剧美学”更是个空白。是没有必要研究吗？结论是否定的。是缺少研究的基础吗？有可能。因为本文正是在论述广播剧纪实美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在研究过程中，搜索资料之难似乎也在为这个结论做了注释。但肯定不存在不可能，这一点是肯定的。

　　广播实践在近些年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迅速，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实际操作层面上，广播节目、栏目、频率建设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与电视的节目语言、形态都产生了巨大的差别。二者共同的地方越来越少，差异越来越大，广播已经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自己不同于电视的独特的语言。但这些成果却鲜有理论上的总结，更遑论对广播进行一种本体论上的哲学思考。共性研究多，个性研究少；以电视理论代替广播理论多，单独研究广播特性的少。广播研究尚且如此，广播剧又怎能避免覆卵之难？因为广播剧是广播中发展变化最慢的，生存危机最严重的。广播剧创作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广播剧研究也被边缘化了。广播剧研究绝不能只是停留于“经验总结”的水平上（其实就是这种研究也已经是少得可怜了）。广播工作者应该有一种愿望，有一种责任感，对广播剧这种独特而“古老”的艺术品种进行一种总结性的、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探讨。这种研究应该包括：广播剧与广播媒体的关系，广播剧作为艺术应有的本质和特点，广播剧与其反映的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广播剧发展的历史及其作品的互文性性关系，广播剧独特的美学特征，广播剧与他的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广播剧的风格与流派，等等。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至少应该建立一个广播剧艺术学的理论分支，并对广播剧美学形成一个艺术的范畴和理论框架。

　　4，广播剧纪实美学概念的提出存在着技术和艺术的基础。 广播剧是唯一的以声音进行创作的艺术品种，声音是它唯一的武器，既是它最大的缺点（无别的工具可以利用），同时也是他唯一的优势。正因为唯一，所以反倒可能做到极致，做到最好。而广播录音技术（设备）的发展和日益完善则为这种极致开发提供了技术保证。如果说在广播诞生初期，广播还无法做到完整、真实地还原现实，发挥自己独特的声音记录的功能，那么随着立体声技术的出现，便携式磁带录音机的发明，广播以声音记录真实的作用开始日渐凸显。而到了今天，随着广播数字化设备和技术的出现，广播真实记录声音，还原声音真实的能力已远非昔日可比。而且可以断言，广播技术的这种发展只会越来越完善，永无止境。我们只会在无限迫近声音真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与电影电视用画面还原真实相比，广播用声音还原真实的能力一样强大，一样具有许多可能性。因此，以最先进的录音技术为依托和基础，以还原真实为目的，呈现记实美学特征的广播剧创作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广播剧纪实化将会成为广播剧创作手法的未来潮流。

　　再从艺术特性上看，经过多年的发展，广播剧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形成了不同于电影电视的独特的叙事方法。能不能使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来表现世界是判断一个艺术品种是否成为成熟和独立的重要标志。正如前面所言，如果只能承载和传播其他艺术，那么充其量只能称之为艺术的媒介，正如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对电影的微词一样。假如说电影的语言是镜头，美术的语言是色彩，音乐的语言是音符，而它们因此被定义为艺术的话，那么，广播的语言则是声音（包括语言、音响和音乐）。如果说语言和音乐并非它所独有，是对其它艺术形式（戏曲和音乐）的借鉴，那么，音响则是广播独特的语言。用音响来还原真实才是广播成为艺术的本性。即使使用语言和音乐也是在音响的意义上使用的。虽然我们现在在具体的创作中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广播剧做不到这一点，更不能因为创作上的失误而否定广播剧之为艺术的特性，否定广播剧纪实化的可能性。正是在广播剧纪实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认为广播剧纪实美学研究成为可能。

　　二、 广播剧纪实美学的基本观点

　　在探询纪实广播剧这个问题的时候，广播剧的艺术属性、即广播剧何以能成为艺术的问题是个关键点。因为只有从艺术的层面上才能讨论广播剧的美学问题，即广播剧纪实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艺术而存在的广播剧。确立广播剧的艺术属性既是我们诸往研究的一个结论，同时又是我们研究广播剧纪实美学的一个合理起点。

　　正如前文所言，本文认为，音响乃是广播剧之为艺术的本质属性。而语言（无论是叙事语言、人物语言，还是非叙事语言）、音乐虽然也是广播剧的属性，但并不是本质的，而是与其艺术形式共同拥有、或者互相交叉，不能缺少这两种要素，但显然只有这两种要素（或其一）可能是广播文艺或广播新闻，但并不能就成为广播剧。音响是广播剧之为艺术的独特的叙事语言。虽然其它艺术形式，如电影，也会使用音响这一要素，但显然地，音响却并非其独有的或必要的要素。但作为艺术的广播剧，如果没有了音响还剩下什么呢？还怎么能够与其它艺术形式区别开，从而显示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呢？因此，失去了音响的广播剧也就失去了其为艺术的本质，虽然可能被冠以广播剧之名，但本文认为已无广播剧之实。

　　所以，广播剧是一门使用音响作为叙事语言去构建艺术形象的艺术形式。在这个意义之下，本文认为语言、音乐只是广播剧塑造艺术形象的辅助工具，换句话说，语言和音乐只有、也必须被当成音响来使用，才是广播剧重要的艺术手段，而且，只有在作为音响的意义上才是广播剧的艺术属性之一。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广播剧在这个问题上是本末倒置了。过于突出了语言和音乐的作用，将音响置于一个从属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位置。忽略了、失去了音响的广播剧有戏剧（语言）、音乐（音乐作品）之形，却又无戏剧、音乐之神。失去了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魅力，又怎么能怪接受者的抛弃？这也许是广播剧衰落的内在原因之一。所以广播剧必须返归自身，重新确立自己的艺术品格。我们也许应该去认真地研究广播剧自己的叙事语言特征，去研究和开发音响的独特的、最大的叙事可能性，去研究和开发语言和音乐的音响属性，去研究作为音响而存在的广播剧的创作手段、塑造艺术形象的叙事形式和叙事手法，去研究作为艺术的广播剧独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

　　1、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应成为纪实广播剧的最重要的主题。    纪实广播剧以重大新闻事件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无可厚非，我们不能因为其建构艺术真实的手段和效果的拙劣而否定建构对象的现实真实的重大意义。艺术应该而且也必须去反映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因为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重大事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是本质性的。人们需要了解自己生存的环境中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些事件，他们需要并弄清那些可能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事实真相。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人们不但要了解还要行动；不但要接受，而且要反抗。他们不只是生活的旁观者，同时还是生活的见证者，更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所以艺术更需要去记录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记录历史和时代的重大背景下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存。不仅仅记录那些模范人物、典型人物，而且还要记录那些无名无姓的普通人，——在作为一个个性化的个体的意义上去记录。这既是广播剧作为艺术而必然具有的属性，而且也是在当下所有中国艺术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广播剧应把触角伸向生活的每个角落，特别是被现实所遗忘和遮蔽的地方。在宏大叙事的缝隙中用理性的光辉去照亮生活中卑微但同样是真实的一面。用声音去记录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梦想与绝望、奋斗与孤独、痛苦与希望。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真实的人生状态应该成为纪实广播剧最重要的题材和主题。用广播剧独有的形式去记录时代的真实声音应当是我们的旗帜和宣言。因此，广播剧纪实美学的追求和要求是：

　　⑴客观  创作者可以有也必然有自己主观的视角和声音，但不能代替和取代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更不能干扰和遮蔽。现实中的真实创作者不一定也肯定不能都选择，但进入创作者视野的必须保证是真实的，是原生态的真实。

　　⑵完整  创作者对现实的记录不能被压缩、被割裂，更不能断章取义。不但要保持声音的逻辑上的完整性，更必须保证声音的时空上的完整性和延续性，以企逼真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原貌。

　　⑶表象化  生活本身是复杂的，是多样的，纪实广播剧应该尽力保留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真实记录这种生活表象的真实，慎重对待所谓生活的本质真实。警惕以主观的、臆断的、意识形态化的理性真实取代生活表象的真实，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把现实理想化了。既然我们很难虚构出真实生活中没有的声音，那么最明智的做法不就是真实地记录真实的声音吗？

　　⑷拒绝戏剧性   纪实广播剧不拒绝戏剧化，因为戏剧化的真实本身也是生活复杂化的一个表现，也是其组成部分。谁能说生活本身就没有戏剧化呢？有时候生活甚至比戏剧还戏剧化呢！纪实广播剧不但记录戏剧化的真实，而且将其作为一种追求。因为这种戏剧化的真实由于集中了生活中特有的矛盾冲突而可能更加震撼人心。但我们不去刻意制造戏剧化，不在没有戏剧化的地方去制造戏剧性的效果。我们可以不去选择没有戏剧化的真实，但绝不能为了达到戏剧性的效果而去歪曲生活。

　　2、真实记录时间和空间，记录生活细节。要想做到真实记录生活，必须真实还原时间和空间。广播剧作为一门时间的艺术，在真实还原时间这一点上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创作者需要努力的是如何用真实的时间去还原一个艺术的空间形象，这就是使用时间细节。因为真实离不开细节，细节组成了、决定了真实。没有细节，就没有真实，细节是难以虚构的。对于接受者来说，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动人之处、成功之处、最具审美趣味和价值的地方就是细节。我们要在生活中去发现、去寻找这样的细节，并用声音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即细节声音化。但仅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创作者还应该去发现现实生活中声音的细节，即声音细节化，用这些声音细节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广播剧的形象空间。如果说我们在以往的实践中前者还有所为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我们长期忽视的，纪实美学将把这一点作为自己的追求和兴趣所在。

　　3、在叙事方式上，广播剧纪实美学追求“距离化”。叙述者与叙述文本之间保持一种游离状态，拒绝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文本，从而保证叙述文本的多义性，实现客观、完整地记录真实的美学追求。而由于叙述者的主动隐退，从而就给接受者（听众）留下了进入作品的机会和可能性。听众可以去参与作品的创作，在思想的互动中形成自己对作品的评价，对生活的认识。尊重生活。因为我们相信在真实的生活中，没有人可以凌驾和主宰一切，生活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关系，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人与人之间不是一种奴役与服从的关系，而是沟通与协调的关系；尊重听众。我们承认听众的自主性和个体性，承认他们自由选择的能力，承认听众和叙述者之间的平等地位，并建立起一种相互合作关系；尊重时代。互联网时代，参与、互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个人传播、全民传播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大众传播的格局和性质。广播剧创作必须跟上这一时代潮流，并做出自己的变革努力，在自己的创作观念和作品中体现出这一时代精神。所以，与其说广播剧纪实美学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响应，还不如说是应时代精神变化而出现的必然改变更易理解，更具必然性。

　　4、在叙述视角上，广播剧的叙述视角要完成由非聚焦型向聚焦型的转变。传统的那种超时间、超时空、无所限制的全能视角已经显得不合时宜。非聚焦视角是现实中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具有极强控制欲的权力在美学领域里的延伸和扩张。对叙述者而言，一切都是透明的，世界是无悬念的、无空白的，世界是完全掌握在人的手中的。这不单是盲目的，而且是狂妄的，并由此而产生对接受者的狂妄和暴力：叙事接受者在这里完全是被动的，像叙事文本一样被完全控制了。“权力”不允许你进入（因为你没有介入的权力），也不用你介入（因为你不具备介入的能力）。接受者成了叙事者的“奴隶”，而叙事者成了接受者的蛮横的代言人。但在广播剧纪实美学看来，叙事者远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在现实面前，叙事者只是忠实的记录者，他不但不能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甚至对于可见的外部世界也没有控制的自信和欲望。他把自己变成一个旁观者和见证人，把认识由理性思辨拉回到感性认知，冷眼旁观，对“自然”心存敬畏。世界并不是完全透明的，而是不确定的，是多义的、神秘的。人不是万能的上帝，人对世界的认识可能存在许多错误，可能被欺骗。叙述者的责任就是记录下自己看到并能说出的一切，向听众发出一种邀请，让听众介入和参与到对文本的创作中来，介入和参与到对现实的认知和解读中来。这是对接受者的解放，但并不是以救世主的名义，而是把原属于听众的还给听众，让他自己去思考生存的全部复杂性和意义。因此，广播剧中的非叙事性语言（评论、抒情等等）应该压缩到最小程度，而叙事语言应该更多地去体现解说、交代的功能。冷漠的叙述是为了把生活的真实交还给听众，调动起听众的接受的热情。在人物语言上，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人物之间的对话，塑造人物性格，而且更应该作为戏剧要素发挥作用，起到推动剧情、结构剧情的作用，即人的语言要作为音响要素发挥作用。

　　5、表演上追求自然和非职业化。当语言在音响的层面上来使用，那么对语言表演就必然提出自然化的要求，因为生活中的声音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是不完美的。广播剧纪实美学不反对声音的“优”化，但反对声音的表演化，即戏剧化。声音可以是优美的，即动听的，但不能是虚假的。这不仅仅指语言的修辞要符合生活真实，而且指语言的表现形式（即音色）也要符合真实的生活。广播剧语言没有必要像在戏剧舞台上一样 “说话”，更要忘记自己在录音棚里的环境。我们不一定都要使用非职业的“播音员”——声音演出者，但我们的播音员一定不能把自己变成“声优”。过于注重和修饰声音本身可能会显得过于职业化，并因此而显得矫揉造作，虚情假意，以至于让听众过于注重“美声”，但却忽略了这种声音所承载的内容。

　　6、纪实化的艺术创作手段和技巧。在录音技术和接收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的数字化时代，广播剧在艺术创作手段和技巧上走向纪实化已经不再是一种追求，而是一种要求了。广播剧纪实美学主张在声音的制作上追求“实景收录”，这一是指到真实的场景、大自然中去收录声音素材，这种声音是我们在录音棚里、用机械手段制造，永远也达不到那么丰富和真实的。二是指我们在录音棚里的“拟声”必须具有新的特征和追求。作为艺术创作手段和技巧，拟声当然是不可取代的，但如果总是停留在传统的水平上，不能使用最新的科技手段（如电子计算机技术），使之越来越逼近真实生活也是不行的。三是指还原声音的空间真实感。广播剧的声音还原不应该只是单个声音元素的还原，即以还原声音为目的，而是以还原声音形象为目的。这个声音形象离不开声音的空间真实性，甚或其本身就是空间真实。不管我们的声音元素取自于何方，但在广播剧的艺术真实中，必须使之具有空间真实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真实。声音的空间属性是广播剧纪实美学研究的关键词汇。在音乐的处理上，我们主张，一要慎重使用，压缩至最低点。作为一种主观的、非自然的音响，音乐的滥用只会损害生活的真实性。也许他能打动听众的心灵，但纪实美学追求的不只是感动，而是思考；即使是感动，也是基于声音细节的真实，基于事实本身，而不是滥俗的煽情。二是要在音响的意义上来使用音乐。把音乐变成一个音响要素，放到声音的空间中去使用。一首从主人公嘴里哼出来的可能跑调的音乐，或是由一台老旧的电唱机中发出的夹杂着嘶嘶噪声的歌曲，其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可能要比完美无缺的“配乐”要强得多。

　　广播剧纪实美学的研究尚属空白，纪实广播剧的创作更需加强。所以本文倡导、宣告的意义远远大于学术研究的意义；提出的概念远远要大于它的实际成果；传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远远大于表述上的严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广播人、广播剧创作者和研究者能关注寂寥的广播剧艺术。我们无权责怪其他人的冷淡和忽视、偏见和傲慢，但至少我们自己不应该轻视它，因为我们不能看轻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