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在电子科技大学演讲时说起诺贝尔奖，杨振宁认为“20年内中国人将拿到这个奖项”的说法，并不乐观。“我认为10年就可以实现。”他对大学生们说，历史证明中国完全有这个实力，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几十年内把95%的文盲比例改写到只有5%一样，这已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贡献。（9月11日《华西都市报》）

　　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诞生新的预言，最后真正能够变成现实的，往往是那些基于充分的事实，与缜密的分析，否则，预言就可能沦为哗众取宠的寓言。记不清这是杨振宁第几次对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乐观预言，其实也不仅仅杨振宁，面对年复一年的诺贝尔奖“光头记录”，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又何曾消减。

　　国人10年内到底能否获得诺贝尔奖，显然需要更为充分的现实佐证。近年来，我国高校招生和毕业人数扩张速度十分惊人，虽然在国内各色高校实力排名中，国内高校表现出人意料地惊艳，但又却难掩为他人作嫁衣的尴尬。2006年，清华和北大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由于将近九成的中国高科技专业博士会选择留下，美国有媒体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8月16日《羊城晚报》）。很难想象，一个只能给发达国家当人才输送基地的高校，会成长为诺贝尔奖的摇篮。

　　另一个尴尬是，曾经支撑过国家发展的那些“脊梁”，随着岁月的推移，如今已到挥手作别人世之时。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在高校那培养人才的惊人数据里，居然难以找到接过这些“大学者”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又是何等的悲哀。

　　就此问题，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影响人才成长最根本的还是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本身。无论是蔡元培先生领导的北京大学或是西南联大，都主张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网罗百家、兼容并包，通才教育、教学与科研并重，等等”。这不仅是刘老的体会，也是中国教育成长发力的经验和根本之道。

　　可以肯定的是，左右国人夺取诺贝尔奖的，绝不是10年光阴，而是铺在夺取诺贝尔奖道路前面那扎实而又细致的教育工作。如果对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那些教育问题不加以大刀阔斧地改革，就难以摆脱培养“半成品”人才的配角角色，而杨振宁那10年后夺取诺贝尔奖的预言，将很可能沦为一个茶余饭后供人戏谑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