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1月23日)，有媒体大致回溯了上个月在北京某高校坠楼身亡的一大三学生的人生轨迹，并以此为例，展露了在高校中类似学生群体所面临的困境。从媒体的报道以及有大学生活经验的人们的体会，解决为数不少的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困境，于大学生——不仅仅是面临困境的这部分大学生、于大学生家庭、于大学、于社会，都是“胜造浮屠”之事。
媒体把来自那些非中心城市、靠“做题”做到地处中心城市大学的学生归类为“做题家”。“做题家”一词，看似为描述这类群体所擅长之事的中性词汇，但实际上却是该群体除“做题”之外所有欠缺的一个代名词。“做题家”这个归类，虽让这个群体颇有无奈，但某种程度上又确实为其在大学里存在的现状：我做题，故我在。
作为学生，做题没有什么不对;擅长做题更不是什么缺点。甚至恰恰相反，善于做题的“做题家”们，正是在人生的关键之点，清晰地意识到了做题可为其人生之路搭建起最为关键的一阶，从而利用了其或许唯一可以利用、且只在此时利用才能致效率最大化的做题才能，自己将自己托举进大学，使自己的人生成功变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做题家”——有些媒体也称之为“小镇做题家”正是人生这一阶段的赢家。
当然，变轨也好，赢家也罢，无不意味着一段新的人生之路的展开。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恰在这些靠做题变轨人生的人最需要提示、帮扶和指引之时，他们却身处“自由”的大学环境中无所参照了。大学这爿园区，将所有学生的家庭社会背景浓缩为一处，通过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展示，冲击和校正着包括“做题家”在内的所有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说，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差异有多大，大学校园里的行为差异就有多大。如果叠加大学生的心理感受，那么，这种差异就会被加倍放大地淤积于部分学生的心里。
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生活水平和行为方式的差异，还只是思想意识差异的外显之一。而造成思想意识差异的教育内容及其方式的差异，才是“做题家”们在变轨之后难以顺轨前行的障碍。这一点，从上述坠楼身亡的大三学生的“遗书”中即可观察得到。这份“遗书”，在某网站上有几千条留言和8百多万的浏览量。从留言看，大学里那些“做题家”的困境并没有因为“遗书”作者的离去而有所解脱。这其实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大学在录取之时，其取舍标准只是按做题的结果将各种家庭社会背景、经过各种不同教育方式的人招纳进来，其后的种种冲击，只能由做题者自己去面对、消解和解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