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康（1901—1968） 图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
央广网上海1月19日消息（记者吴善阳 唐奇云）近日付梓的《彭康文集》收录了彭康同志的著作、文稿共116篇（部），其中著作104篇（部）、译作12篇（部）。这些著作、文稿发表于1927-1965年之间，跨越了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文化艺术、社会工作、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集中反映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和宝贵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是学习研究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史的重要史料和文献，也是交大校史中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和精神财富。
彭康1901年出生于江西萍乡。1919年赴日本留学，后考入京都大学主修哲学，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7年，彭康放弃了即将开始的学位论文答辩，毅然回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参加了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成立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投入左翼文化运动。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1930年与鲁迅一道发起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图片来源：上海交通大学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启蒙阶段转入了系统传播阶段。彭康承担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宣传唯物辩证法的重要任务，从1928-1930年两三年间，他翻译和撰写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和译作20余篇（部），共26万字。其中包括翻译出版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撰写《哲学的任务》《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等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文章；发表《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新文化底根本立场》等论文和时评。
据介绍，就当时的理论界、出版界的状况而言，无论是从写作翻译的篇目和字数上，还是著作、译作的选题和作品质量上，彭康的这些著作和译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早期传播都是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尤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大都是首译或最早的版本，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出版物。
新中国成立后，彭康于1952-1959年担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1955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重大决定时，正是彭康到校任职的第三年。他对此表示坚决拥护，并于5月初，与交大资深教授朱物华、程孝刚、钟兆琳、周志宏、朱麟五等一起到西安勘探学校新址。1957年7月彭康主持校务委员会调整了迁校方案，并得到国务院批准。
据了解，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由彭康实施统一领导。至1957年底，大部分专业系科和师资迁入西安新校。西安部分由11个系合并为9个系、23个专业；教职工总数2585人，其中校本部教师1083人（含教授44人，副教授30人）；在校学生6881人。上海部分设7个系、19个专业；教职工总共为2300人，其中教师890人（教授69人，副教授32人）；学生5078人。在紧张的迁校、建校过程中，教学、科研有序进行，学校各项工作获得新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交大西迁作为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战略行动，彭康当之无愧为地成为其卓越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他特别强调的是：“学校是国家的学校，是社会主义的学校；交大是国家的交大，社会主义的交大。”因此他在西迁动员及迁校问题讨论中，反复说明“迁校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上海、西安，牵涉到整个支援西北的问题”，要求大家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始终坚持交大西迁支援西北建设的方针不动摇。
正是他以前瞻的战略眼光、无私的献身精神，带领着交大师生奔赴祖国西部，开辟了西安交大一片崭新的事业，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大西北建设。时至今日，他曾经领导的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一个雄踞祖国的东南，一个屹立祖国的西北，共同继承和发扬了交通大学优良的教学传统和严谨学风，都已跻身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并正在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进，以实际行动诠释和丰富新时代的“西迁精神”，为国家建设、西部发展源源不断地奉献智慧和力量，作出不可替代的交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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