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难处，找刘处。”从部队转业到市商务委15年，刘朝晖已是一名外资战线的“老兵”，为企业解决的一个个实际难题，也让她成了沪上外资企业公认的“娘家人”。

　　刘朝晖是上海市商务委外资管理处处长。外资经济是上海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沪外资企业贡献了上海GDP增加值的27%、税收总额的34%、进出口总额的66%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53%。特别是落户上海的40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自贸试验区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为企业服务，一头是企业各不相同的具体诉求，一头是行业监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如何拿捏，怎么服务，背后是大量的数据调研、政策比对、多方协调。刘朝晖带领团队，在一桩桩实际操作中，答好了国家提出的上海先行开放这份问卷。

　　全球最大的星巴克自去年12月5日在南京西路开业后顾客纷至沓来，但大多数排队者并不知道，开出这么一个集烘焙加工、体验、餐饮等为一体的咖啡体验吧，经历了多少“从0到1”的突破。

　　星巴克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竺蕾，也是星巴克企业方全程跟进咖啡烘焙工坊项目的负责人，而有了工坊设想后，她第一站到的就是刘朝晖的办公室，了解“能在哪里选址”。刘朝晖为她引荐了各个区的商务委，几十个点位逐一分析优缺点，最后决定落址静安兴业太古汇。

　　但烘培工坊开在哪里都不容易，这种业态相当于在商业用地上建工厂，没有先例可循。“从选址开始的每一步都是难题，土地、成套设备进口、消防、锅炉的摆放……”但刘朝晖坚持一条，企业的需求就是改革的方向。虽然是市区两级商委的合力，但审批权限都落在区，刘朝晖努力去做的，是根据企业面临的难题开协调会，寻找开放式生产的办法。“从选址到开业经历了三年时间，在开业前的一年零八个月里，光许可证就不知办了多少个。”竺蕾说。

　　有些事，刘朝晖可以选择“睁一眼闭一眼”，但在可为和可不为之间，她总是选择主动向前一步。

　　比如2017年7月27日，星巴克收回了统一（注：星巴克在中国华东市场合资企业、上海统一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在苏浙沪地区50%的股份，并于2017年底正式完成交割。“苏浙沪有1300多家星巴克，上海有600多家门店”，竺蕾在心里盘算过，单是上海门店的证照统一问题，正常情况下花1年半都解决不了。又是“找刘处”，“她很快就牵头召开了有工商、食药监和消防一同参加的协调会，帮助我们大大提高了办理效率”。之后刘朝晖又把“上海模式”向苏浙两省的商务部门作了沟通，“星巴克作为一家企业，充分感受到了营商环境、长三角一体化的好处”。

　　刘朝晖常说，“只要是企业提出的问题，我们都该视作自己的职责范围”。在她的影响下，外资管理处形成了统一的做事标准：符合政策要求的，抓紧办；有存疑点的，努力找各部门协调。

　　韩国SM集团下属子公司计划在上海设立常设代表机构。由于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外国企业须存续2年以上，而这家子公司是SM集团收购韩进集团后新设立的公司，不满足条件，在设立登记时碰到了障碍。商务委了解情况后，与市工商局反复沟通，说明相关情况，打消了市工商局的顾虑，公司常驻代表机构顺利完成登记。

　　如果说刘朝晖帮助这家企业解决的难题是商务委的“分内事”，日本优科豪马橡胶有限公司梦英女士遇到的，看起来则是私事。她是企业外派到上海的高管，持有日本永久居留权，在日本缴纳各项社保。女儿需要上小学时，才发现“由于没有上海市居住证，无论公立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均不能入学”。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情况告诉了刘朝晖。“没想到刘处立刻把这个难题接了过去，请团队同志第一时间与市教委有关处室联系，并出具了商请函说明情况……”最后，经过4个月反复协商和不懈努力，终于在开学前解决了孩子的入学问题。

　　对此，也有人问“是不是应该帮、能够帮”，刘朝晖的回答很简单：“很多事情，我们手上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限，可以说不归我们管，但既然企业找到我们，说明信任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必须是愿意为企业‘穿针引线’去协调各个部门，具体能不能办，按照政策来。”在刘朝晖看来，去不去办是一个态度问题，而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才能树立起上海优良营商环境的口碑。

　　和企业打交道，看似都是具体的事，但要解决好这些具体问题，往往涉及各项政策的学习和制定。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苗圃，不是盆景。这就要求上海自贸试验区承担起为国家进一步开放进行压力测试的重任。到底提出哪些先行先试的开放措施？当时刘朝晖带领团队一边调研外资企业，了解企业诉求；一边广泛联系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听取行业部门、监管部门的意见。通过国内外详实的方案比对，在一串串精准的数据、案例之上，反复协调，回答了哪些领域需要开放、哪些领域可以开放、是否有防范风险的措施等问题，最终提出54项扩大开放措施并获得国务院的批准。

　　又比如，研究制订负面清单，是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的核心任务之一。但什么是“负面清单”，团队成员一开始完全摸不着头脑。不懂就学。刘朝晖带领团队边学习最新国际投资规则，边系统梳理外商投资管理的法律法规、有关双边和多边的投资协定，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负面清单管理体制，持续组织集体讨论、完善方案，多次专程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相关司局汇报工作，先后三次征求35个市相关部门意见，召开了近40次协调会，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从2013年3月份启动，到当年9月30日，创造性地制订出我国第一张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4年，根据进一步提高开放度和透明度的原则，又修订推出了2014年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由2013年的190条调整为139条，调整率达26.8%。

　　不光如此，刘朝晖团队也经历刀刃向内的改革。2013年，国家决定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的外资准入采用备案制管理。刚开始，处里有些同志觉得审批制一直实行得挺顺利，“改成备案制变动太大，是否会有管理风险”。作为支部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刘朝晖第一时间组织支部学习，及时把团队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上来。

　　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后，企业提交材料从原来至少11项缩减到“0”，到现场办事的次数从原来至少2次缩减到“0”，办结时限从原来的8个工作日缩减到1日以内。2016年10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广到全国，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后，企业提交材料从原来十几份纸质材料减少为网上提交7份材料，办结时限从原来的8个工作日缩减到3日以内，99%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通过备案方式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