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彩色电视试播歌舞的画面
1958年 5月 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那年夏天，上海电视台紧锣密鼓加快筹建，从电影厂、电台、戏剧学院选派一批年轻人去北京学习电视演播技术。许诺、周宝馨等文艺女青年觉得很兴奋，过去老是听收音机，如果既有声音又有画面该有多好！她们到北京的头一天，挤到男生宿舍里去看新奇的电视。一个木壳的电视机，浅绿色玻璃显示屏，播映出新闻和戏曲的活动图像。许诺在日记里写道：“噢！原来这就叫作电视啊，总算看着了。8月28日，我不会忘记的。”
郭氏兄弟慷慨捐赠新永安大楼
北海公园，白塔掩映绿树间，小船荡桨湖面上。上海赴京学习电视技术的几个人相聚在湖畔茶室，讨论上海电视台何时开播。当时有两种意见分歧：一种意见是不必赶10月1日，把质量搞得更可靠一点，1959年元旦播。另一种意见，听说台湾10月10日要开播电视，一定要赶在台湾前面播。两边争来争去，最后大家统一意见，赶“十一”。
此时的上海，筹建人员建台选址，四处勘察。他们登上上海所有的高楼，选来选去，觉得南京东路627号新永安大楼比较合适。永安公司这幢19层大楼位于南京东路和浙江路口，是当年上海仅次于国际饭店的第二高楼，又叫天韵楼。国际饭店是全市测量的一个零点，不可能动用这个上海的标志性建筑。
时任上海电视台负责人赵庆辉负责落实台址，找到永安公司公方代表陈恂贯。永安公司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百货公司之一，商业老字号，由郭氏兄弟创办，此时已经公私合营。公方代表陈恂贯表示，绝对赞成上海搞电视，尽力支持。但是新永安大楼的房子是公私合营，要征求资方的意见。
没过几天，陈恂贯给了回音。郭家兄弟住在12楼，非常慷慨，你们要什么楼面，都可以给你们。郭家兄弟还问：“过街楼，你们要不要？”
原来，1932年，紧靠浙江路晚清建造的新新舞台被永安公司买下，一栋19层流线型永安新厦建起，并在第4层架起封闭式天桥，与西边永安公司凌空连接，两边人员能从空中走廊往来。
赵庆辉与电视台筹备组周峰商量，觉得电视台的人不可能到老永安大楼那边去，就不要过街楼了。新永安大楼楼下几层也不要，只要5楼以上到楼顶。后来，新永安大楼楼下几层就成为了华侨商店。
由于永安公司郭氏兄弟的慷慨出让，上海电视台就在新永安大楼5层以上到19层安营扎寨。第一根发射天线，顺利地矗立在新永安大楼的顶端，标高108米，这是当时上海的制高点。上海自行研制的第一台图像功率500瓦黑白电视发射机，安装在新永安大楼19楼。
1998年，笔者拍摄纪录片《谁持彩练当空舞》，和当年电视台开播时的技术老前辈何允、王忻济、张青严等一起登临新永安大楼楼顶。何允在楼顶指着天线比划，那里原来有一根旗杆，把旗杆拿掉，就变成天线。201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为表彰何允对广播电视的卓越贡献，天上的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何允星”。
100台黑白电视机看上海电视开播
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当天上午在人民广场举行10万人庆祝大会和盛大游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陈醇在主席台上用洪亮高昂的声音播报大会盛况，有时也用眼睛余光扫描一下游行队伍，寻找上海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在哪里。
此时，在人民广场有上海电视台3个摄影记者。从电影制片厂调到上海电视台的摄影师朱盾负责在主席台上拍首长。朱盾手里那台16毫米摄影机，是从协群旧货调剂商店里淘来的鲍来克斯摄影机，价格650元。朱盾拍片子有点紧张，生怕机器出故障。摄影师邹志民扛着双脚扶梯，钻进游行队伍，上上下下，磕磕碰碰，用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来的摄影机负责拍游行群众，近距离拍人物中近景。另一个摄影师肖振芬在大陆饭店附近拍游行队伍。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一路向前。沿街居民人山人海，观看游行。这时，上海电视台赶紧派人把拍好的电影胶片抄小路送到枫林路的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用胶片洗印室洗印。当时，上海电视台还没有专门的胶片洗印室。
当天18点30分，上海电视台切出电视测试信号，在屏幕上出现了第一个上海电视台台标，画面上绘有一座想象的电视塔，背景是外滩夜色，开始曲是《社会主义好》。19点整，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播音员杨慧茵，宣布上海电视台开播，祝贺观众们节日愉快。
上海电视台播出的第一部新闻片是《1958年上海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和游行》。16毫米电影放映机把拍下来的图像放在墙上，播音员陈醇和张芝看着图像，向上海电视观众配音播报庆祝集会和游行情况。
国庆之夜的电视节目丰富多彩，相继登台的是周小燕的女高音独唱《盘盘葵花向太阳》《小扁担两头弯》，蔡绍序的男高音独唱《毛泽东颂歌》《总路线》，女声小组唱《人民公社就是好》《说嫂嫂》，解放军战士的山东快书《张学礼的星期天》，少儿合唱《歌唱国庆》《采菠萝》《武装保卫和平》。这些节目洋溢着火红年代的火热气息。
最后放映故事片《钢人铁马》。电视台放电影和电影院不一样，机器要摆在中间，电影放映员乔善珍要躲在边上操作。一张白纸做个方框框，当作小银幕，影片放映在这个小银幕上。再通过摄像机对着小银幕将图像发射出去。
上海电视开播当天担任画面切割的是曾到北京去学习的周峰、许诺。活学活用。周峰十月天热得满头大汗，许诺紧张得人在发抖。第一天的电视开播顺利。许诺有写日记的习惯，“杨时同志（代台长）传达了北京刘少奇同志讲话，上海要多造接收机，大力发展电视”。
那时，上海只有100台黑白电视机，只有少数大企事业单位和个别著名人士家里才有电视机。有的工厂把电视机放在大礼堂里，成百上千人看。电视机的牌子大多是东欧国家进口的红宝石牌和记录牌，也有少量国产电视机。
1958年4月，上海广播器材厂成立以郑学文为主的电视研制小组，研制中国第一代黑白电视机。7月24日，第一批2台电子管电视机样品试制成功，定型为101型。由于进口组织货源只有30只显像管，两台样品机之后，又制作投放了28台电视机。显像管用完，正式样机的生产就停止了。
温州路上的居民史幼祥，当年买了上海最早生产的28台电视机中的1台黑白电视机，在左邻右舍中显得非常稀奇。上海最早进口和国产的100台电视机都有编号，史幼祥的电视机铭牌上的编号是0081。1998年，史幼祥的儿子史佩梁把这台用了40年的黑白电视机捐给上海广播器材厂，竟然还能放出图像。上海广播器材厂当即回赠史先生一台彩色电视机。
红色的火焰是这样跳动的
最初的电视演播室设在新永安大楼13楼，面积约50平方米，摄像、灯光、音响、导控挤在里面，却没有冷暖设备。夏天里面炎热，只好放一些冰块降温。有一次，评书艺术家唐耿良穿着灰色长衫来演评书。有人在导控室里看到唐耿良灰色衣领渐渐变黑色了，汗湿透了。但也不能叫停，因为当时的电视都是现场直播。
上海电视台的文艺青年想为市第二次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献礼，就到杨树浦的上海耐酸搪瓷厂体验生活。他们根据工人技术革新用石灰做电石的事迹，创作了上海第一部电视剧《红色的火焰》，在 1958年 10月 25日晚上首演。
新永安大楼13楼电视演播室偏小，《红色的火焰》的首演就搬到11楼的食堂里来演，邀请上海话剧演员李家耀扮演先进工人角色。美工把食堂窗户蒙上不透光的厚厚绒幕，搭起布景，作为临时片场。剧中有一个情节，工人试验电焊，弧光闪闪。特技师就用鸡毛掸子在灯光前摇晃，产生了火焰跳动的感觉。
1959年，上海电视台根据茹志鹃小说改编同名电视剧《百合花》，报幕员沈西艾梳着小辫子，扮演淳朴羞涩的新媳妇。剧中有个关键道具，一条印有百合花的被子。小战士牺牲了，农村的新媳妇就把一条百合花被子盖在他的身上。可是，寻遍上海所有的商店和被面厂，没有找到百合花图案的被面。美工师梁十千只好通宵达旦，手工绘制出一条百合花图案的被面，抢在节目开演前送到了剧组。
导演周宝馨记得在拍摄电视剧《红云崖》时，剧情中有一幕需要演员攀登悬崖。可是演播室高度有限，搭不出悬崖布景。结果剧组灵机一动，在地板上画出陡壁悬崖，让演员趴在地板上攀爬，摄像也趴在地板上低角度仰拍，高山仰止，悬崖可攀，拍出来的镜头效果不错。
大白兔奶糖换来的彩色纪录片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在上海锦江小礼堂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送随行的外国记者离开上海前，我方向这些外宾赠送礼物。先是每一个外宾送5斤茅台酒夹心糖，临行前又增加5斤大白兔奶糖。几百个随行人员都要带这么多礼物，飞机有可能超重。有的美国记者宁愿要茅台酒夹心糖和大白兔奶糖，把不少多余的铁壳胶片盒扔在了宾馆里。
上海电视台摄影记者伍亚东奉命去宾馆捡铁壳胶片盒，领导特地关照，把胶片盒带到暗房仔细检查，当心里面不要藏着定时炸弹。伍亚东在暗房里小心翼翼检查铁壳胶片盒，发现里面是国内稀缺的伊斯曼电影彩色胶片，非常惊喜。他就用这些美国记者留下的彩色胶片，拍摄了上海第一部彩色纪录片《轻工业园地百花盛开》，片长18分钟。拍完彩色纪录片，胶片稍有剩余，伍亚东加拍了一部3分钟的彩色新闻片《上海丝绸》。
为反映上海轻工业产品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编辑周济撰写的解说词开头是：“桃杏枝头，繁花似锦；浦江两岸，春光漫漫。上海的轻工业园地也像春天一样，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画面上则出现公园鲜花绽放，印染厂展开绚丽的花布；上一个镜头是生活中美丽的姑娘在对表，下一个镜头便出现生产线上工人在检验上海牌手表，蒙太奇手法运用得很娴熟。玻璃刻花果盘、糖果糕点、花式热水瓶、收音机、电视机、自行车、照相机都被呈现出来，充满了生活的美感。
与此同时，上海电视台又在市中心进行选址。军代表和技术人员考察下来，觉得南京西路651号的体委球场和室内游泳馆这个地方比较适合，那里原来是外国乡村俱乐部，绿草如茵，树木茂盛，体育场地上可建造演播室。电视台要造一座210米高的电视发射塔，采取先在地面把铁塔一节一节焊接好，然后把这座钢铁巨塔用大型卷扬机拉起来的办法。1972年9月25日，许多人围在南京西路四周观看210米高的发射塔从躺倒到直立起来的过程，电视转播了这个壮观场面。
1973年8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始彩色电视试播。彩电演播室设在外滩中山东一路33号中国银行顶端15楼。当时上海的彩色电视机数量比1958年时的黑白电视机还要少，只有几十台，放在大工厂里试播。当时彩色电视有三种制式可选，美国、日本采用NTSC制，苏联、法国采用SECAM制，联邦德国采用PAL制。鉴于国际形势和外交策略，中国就选了PAL制。
彩色电视首播那天，色彩要求绚丽，节目组就准备了歌舞节目上演，还放置了许多盆鲜艳的花。主持人陈佩英（小辰）穿小格子红衬衣，比较显眼。那时，陈佩英身怀六甲上镜头，所以只给近景。首播之后的当年10月，她就生孩子了。2003年，我在拍摄纪录片《而今迈步从头越》时，和彩色电视首播的主持人小辰、导演张戈、摄像张延平一起登临外滩中国银行15楼，感慨电视事业发展这么快，真是敢教日月换新天。
2018年，我和同事在做纪录片《上海制造》时采访调研，我又把压箱底收藏的彩色纪录片《轻工业园地百花盛开》找出来。过去曾有一种说法，胶片转磁带的录像磁带只能保存20年。可当我把30年以前的老磁带轻轻推进当今不常用的录像机里，电视画面奇迹般地放出来了，许多上海老品牌在屏幕上依然色彩艳丽。岁月如梭，记忆却长存于方寸屏幕，电视就有如此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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