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仁济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查琼芳

　　1月31日，援鄂第七天。昨天夜班，今天一觉睡醒已是黄昏。夕阳西下，希望它能带走笼罩在武汉上空的阴霾。

　　昨晚八点接班，我换好衣服，带好口罩帽子，进行中夜班交接班：填报传染病卡、打印病史、写病历、处理病人......办公室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们三个值夜班的医生。两个取暖器同时打开，但却挥不走武汉夜间的冷。凌晨我们第二组的值班医生去休息了，他的病人相对稳定。我和第三组的医生留在办公室继续奋斗。凌晨2:30左右，我们组的5床病人——一名50多岁的女性出现了血压下降，我们赶紧处理，所幸病人最终好转，我们也松了一口气。情况稳定后，我想休息一会儿。为了以防病人再有情况发生，我戴着口罩，穿着厚重的棉大衣，坐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戴着口罩睡觉：在安静的环境下，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我的每一次心跳和呼吸。我的心跳很快，呼吸有点累，因为每一次喘气我都需要费力。我想到那些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只要意识清楚的，他们该有多痛苦啊。恍惚之间，我特别想念不戴口罩自由呼吸的日子啊。

　　凌晨6点不到，我从疲惫中清醒过来，刚刚准备写交班记录。突然5床病人的情况开始恶化了：其实她的情况一直不太乐观，在我们接手前，她就出现了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表现。我们输血、输血小板、输冷沉淀，调整药物，在家属能接受的范围内的治疗都用了，我们预料到了她的结局，也第一时间告知了家属。现在我尽最大所能救她，能用的抢救药物如肾上腺素、阿托品、碳酸氢钠等都用了，呼吸机参数也调整到了最大可能。不幸的是，她在清晨7:30还是走了。当我打电话通知她的爱人时，一个大男人在电话中哭了......他要求能否见病人最后一面，并且留下病人的手机做个留念。我不确定在这特殊时期他的要求是否能够满足，我很想但是没办法安慰他，这时候任何话都很无力，再说下去我的泪水也快止不住了。我只能匆匆挂上电话。

　　交好班，我还有一些工作没处理完，只能交给白天的同伴。换好衣服回到酒店，已是上午9:30，太阳已高挂天上。我穿着厚重的军大衣，浑身冒汗。我赶在最后时间段吃完早饭，才想起群里通知今天已是最后一天打“日达仙”了。这是我们组程医生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捐助给金银潭医院的，一共1400支，每支700多元，医院分给我们上海医疗队400支，用来增强一线医护人员的免疫力。

　　后续物资还在调配过来的路上，医疗队群里呼吁如果自己有的物资尽量自带。我带的是朋友捐赠的带呼气阀的3M口罩，我同时以仁济医院名义捐了4箱给上海援鄂医疗队。可惜的是，带呼气阀的口罩只能在外围用，不能进入隔离病房。

　　我翻看手机，看到今天凌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坚信我们不会退缩，我们一定会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尽最大的努力打赢这场防疫战，把对我们国家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第一批援鄂医疗队队员、仁济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查琼芳（央广网发 仁济医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