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文物库房门被推开，“啪——”灯亮了。
一个牛皮纸袋从藏品柜中拿出，戴着白手套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取出一张册页，上书“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落款为“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这幅字是国家一级文物，是董必武来上海时为中共一大会址所题。原文出自《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意为有些事情开始极其微小，后来逐步发展壮大，最终成就一番大事业。
1956年春节董必武为中共一大会址题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供图）
此时，距离董必武参加一大会议已经过去35年，新中国成立也已5年有余，当年立下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理想已经实现，“废除资本私有制”马上就要完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航程即将展开。回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发源之地，董必武感慨万千。
故事，要从百年前风云际会的上海讲起。
“相约建党”
“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1920年2月中旬，上海十六铺码头，一艘外国轮船上走下一名中年男子。他就是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
在上海，陈独秀从他最熟悉的教育和宣传做起，行程密集。2月29日，他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演讲教育问题；3月2日，应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
此时他的心中，还藏着一件重要的事。在从北京南下途中，李大钊亲自送至天津。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辆不起眼的骡车里聊了一路，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谈到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留下了一段“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陈独秀南下上海，是为避开北洋政府监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他的工作对象。数据显示，1919年上海工人总数达51万，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很强的反抗性；近代企业的集中生产，又培养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经历过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陈独秀，已然发现“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六三大罢工”更让他看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
在上海，陈独秀重编《新青年》，很快聚集起一批将民族危亡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等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上海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俄共（布）代表刘江在报告上海之行时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这些知识分子脱下长衫，换上短装，开始有意识地在工人群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面对码头工人，陈独秀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说，“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并主持创办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劳动界》。李汉俊等人深入工人队伍中宣传，先后发起成立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
陈独秀、李汉俊负责编辑的《劳动界》
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时，一股伟力喷涌而出。当时进步期刊《共产党》如此评价兴起的工人运动：“最近两三月间，上海劳动界反抗资本家的空气愈益紧张，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会，创办劳动学校，都是很好的现象。”它还作出乐观判断：“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的确是一个颇具先见的判断——时代巨幕已然拉开，火种开始点亮舞台。
“弄堂里的火种”
老渔阳里2号发出的一封封“邀请函”，酝酿着一个大事变。李大钊信心满满：“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穿过茂密的法国梧桐，石库门房舍成排出现。走进南昌路100弄2号（原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逼仄的天井，抬头看，二楼一扇漆红木窗恰开着，雕花窗楣边静摆着一张空无一物的旧式书桌。
时间拨回到100年前的那个夏天。这张漆黑的小木桌上堆满了各类待校编的文章，伏案的陈独秀正忙着为即将下印的《新青年》杂志做最后的校改工作。如今，在旧址一楼的大厅里，还悬挂着一块小黑板，上有粉笔写就的一行繁体小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当年盛况可见一斑。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小黑板上，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彼时，另一重“盛况”——1917年十月革命的余波仍在中国社会震荡发酵。正如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所说：“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1920年5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向陈独秀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
道路尚未完全清晰，真理却越辩越明。陈望道回忆：“越谈越觉得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时间到了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这间宅子里正式成立。这座不起眼的石库门建筑，已然成为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枢纽”。从那时起到第二年春，一封封信函从这里发出、一个个“使者”奔向各地，先后在国内6个城市及旅日、旅法华人中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位于南昌路100弄2号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一大的整个组织筹备工作是在上海老渔阳里完成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主持工作副馆长徐明说，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担纲起“发起组”“中央局”的角色，为一大召开做了大量前期工作。这个“躁动于母胎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就要呱呱坠地了。
1921年6月，在与来沪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商议后，上海早期组织成员李达和李汉俊写信给各地党组织，通知速派两名代表赴上海开会。
马林的迫切心情不亚于中国同志。他在7月致信共产国际代表信中提到：“希望本月底我们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为数不多而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
老渔阳里2号发出的一封封“邀请函”，酝酿着一个大事变。李大钊信心满满：“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绝不是为个人命运”
早期的50余名中共党员多为知识分子：“南陈北李”是大学教授，13位出席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4人有中师学历，1人是中学学历
行走在繁华的上海新天地，太仓路127号并不起眼。这里是博文女校旧址，一栋内外两进、两层砖木结构的老式石库门建筑。
1921年6月末到7月中旬，9位“北京大学暑期旅游团”成员陆续住了进来。他们都是在收到李达、李汉俊的书信后，赶来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
之前的6月29日傍晚，何叔衡与毛泽东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当时与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的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对于5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件大事，但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青年毛泽东
武汉代表陈潭秋日后回忆：“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只有厨役一人。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一番舟车劳顿后，来自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党组织的代表齐集上海。渔阳里红色弧光初现。
有学者做过分析，早期的50余名中共党员多为知识分子：“南陈北李”是大学教授，13位出席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4人有中师学历，1人是中学学历。
一个鲜明对比是，当时九成国人是文盲、半文盲或勉强粗通文墨。可以说，这些一大代表如果只是想凭自己学识谋一份好差、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料想不算难事。
“可见他们义无反顾投身建党伟业，绝不是为改变个人命运，而是希望以自己一腔热血，在黑暗中探寻民族出路，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现状。”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感慨，“这就是立党为公！”
正因为有较高的学养、开阔的眼界，他们接受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民族最先觉醒的人。历史学者金冲及曾引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判断：“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
1921年4月，李汉俊告诉来访的日本文学家芥川龙之介：“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
时年31岁、通晓四国语言的李汉俊，在当时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着日本朋友自问：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他说，“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后来的故事，则显得顺理成章。
1921年酷暑7月，上海滩群贤毕至。看似平静的博文女校之下，激荡的却是之后中国红色画卷的“初心之作”。据史料记载，一大会议多项筹备工作在此完成。
“有力的争论”
“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适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7月23日晚，树德里的灯光从窗棂门缝中透出。穿长衫的、穿西式衬衫打领带的，留八字胡的、长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一个个走入望志路106号。
望志路106号，一大代表李汉俊之胞兄李书城寓所。1964年，毛泽东对时任农业部长的李书城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这是一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青墙红砖交错，乌黑木门配一对铜环，院内是一上一下的大开间。李汉俊把一楼的客堂间布置成会场。一个长方形餐桌，十几把圆形椅凳，15名年轻人、包括两个高鼻梁老外，带着兴奋心情齐聚于此。
中共一大会址内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供图）
当晚，第一次会议举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致辞，随后代表讨论大会任务与议程。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当地区党、团组织情况。之后休会两日，起草党纲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28日和29日，代表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与决议做了详尽讨论。
多位参会者日后回忆，会场上发生过多次“有力的争论”。最激烈的思想碰撞，发生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代表之间：李汉俊主张，共产党要走什么路，最好派人去俄国和欧洲考察，之后再来决定。而被称作“小马克思”的刘仁静则认为，应该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此外，就是关于是否支持“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即便在最终通过的纲领中采纳双方意见，但仍在注释中留了个小尾巴：“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这样的分歧与争论，折射出政党草创时期的真实状态。这个党成立后该走怎样的革命道路、采取怎样的斗争策略，与会者还想得不够深入、细致与透彻。毛泽东日后回忆起一大时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究其原因，有理论与思想准备不足的因素。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有人信奉“维新思想”“改良主义”，甚至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即使之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囿于接触时间长短不一，每个人理解掌握的程度也不相同。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人自觉肩负起“时不我待救中国”的责任，没有时间远去欧洲“取经”。“他们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徐建刚说。这样做难以避免理论准备不足，但年轻的共产党人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修正错误、汲取经验，使党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
就如年轻气盛的刘仁静。1922年，也就是建党次年，他在团刊《先驱》发刊词中说，只“富于反抗的和创造的精神”而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况，还是无用的”。他强调，要“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适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真理越辩越明，争论的意义莫过于此。
“第一声啼叫”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同一个时期中国，以类似聚会方式探讨中国革命之道的人还有很多，但付诸实践者少
在述及树德里那一次次争论时，历史学者多会联系到1903年列宁和马尔托夫间关于建党原则之争。
马尔托夫主张实行“自治制”，建立“党员俱乐部”，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组织。列宁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组织，并按照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建党。在列宁看来，党应该具有严密的组织、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才是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
18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意识到确定组织原则的重要性。虽然没有赴上海出席一大，但身在广东的陈独秀给出席会议代表写信提出几点意见，希望会议能郑重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前三点，都直指党的建设。
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一大现场讨论情况：“我们的党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诞生的。代表们的思想和情绪对于学习苏俄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大体都是一致的。”
毛泽东同志在一大会场
经过代表热烈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及《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成为“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叫”——
《纲领》规定了党的性质：有别于同时期其他政治团体，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纲领》订立了党员标准：“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纲领》明确了组织纪律：“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决议》提出了工作重点：“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
百年后的今天再读这两份红色文献，依然让人热血澎湃。尽管文字上略显粗糙、某些观点稍显幼稚，但完完全全抓住关键之关键——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拿什么理论、用什么组织原则来建党。这将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严格区分开来，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我们的先哲在千年前就说过：“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
同一个时期中国，以类似聚会方式探讨中国革命之道的人还有很多，但付诸实践者少。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建党更早并矢志改变中国现状的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却比中共晚了3年。
“崭新的政党走了出来”
“‘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历史已然发生，当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时，“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走在嘉兴南湖边，湖面波光潋滟。靠近湖心岛处，一艘复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单夹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着。
当年，正是这艘不起眼的小船，改变中华民族的前进航向。
7月30日晚，李公馆内突然闯进不速之客。“他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就匆匆走了。”李达日后回忆。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建议大家紧急转移，经李达夫人王会悟牵线，部分代表登上开往嘉兴的火车。几小时后，南湖上聚集起这批革命者的身影。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张宪义看来，去嘉兴开会，主要考虑交通和安全两方面。“通过沪杭铁路，上海到嘉兴只需不到3小时。在南湖开会，可以用游客身份作掩护。湖面视野开阔，有情况也能立刻发觉。”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董天晔 摄）
于是，在浩渺烟波中，代表们在画舫上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选举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党的一大顺利闭幕。
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或许没想到，这次会议会如此深刻改变中国命运。或许相较于他们之后的峥嵘岁月来说，这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至于多年后，他们竟难以回忆出开会的具体日期——这，是“作始也简”的最好注脚。
“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说，这个瞬间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暂时的黑夜。
曾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胡乔木感慨：“‘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历史已然发生，当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时，“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建党24年后，毛泽东在以党的七大名义召开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说：“‘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此时，中共党员人数已从一大召开时的50多人发展到121万人——这，是“将毕也钜”的确凿鉴证。
正是这份生命力，成就了一番震烁古今的事业。尽管一大确立的党的原则是那样简单、质朴，却在一代代共产党人心中孕育成长，成就参天大树。历史终于可以宣告：当红色的激流汇入黄色的土层，这个伟大的党坚定选择马克思主义，彻底改写人民命运与国家前途。
伟大仍在继续。当我们在向“两个百年”目标昂首迈步时，一定会想到这个画面——
天边破晓，望志路106号的门缓缓打开，一个崭新的政党走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