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总会碰上一些年轻人在路边散发传单，“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这是某某健身房的优惠券，办一张年卡只需要398元，超级划算”，诸如此类。看到这些年轻人在凛冽的寒风中，从早晨辛苦地吆喝到傍晚，却递不出几张传单去，也颇让人心疼。但是仅凭在大街上随便看看你的传单，就让别人花钱去办卡，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呢？
这几年人们的警惕性确实提高了不少，这也难怪，看看那些临街的店铺，一年半载的就有可能易主，你刚在这家美容店办了张优惠卡，再去的时候变成了干洗店。存在卡里的钱取不出，消费者只好去维权。最常见的就是把记者叫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诉说遭遇，记者打电话采访店家，回应往往是一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消费者真是欲哭无泪。
人们在消费中保持一定的警惕性是应该的，不过将其发展到对周围的人和事物均持怀疑态度，则有些反应过度了。这些年来行骗者不少，不过“无商不奸”的古训，也有深广的影响，而且这一点还可以从古代法律中得到佐证，比如在明朝的法律中，就有在粮食中掺水掺沙，比照在官盐中掺水掺沙进行处罚的规定，这似乎从反面印证了“奸商”的存在。商业社会中虽然不乏奸诈的商人，但“无商不奸”则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
其实从浩瀚的古史中，要找出正面或反面的例子都是很容易的。总体来看，中国历代王朝所普遍采行的多是重农抑商政策，加上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商人逐利似乎天然具有一种道德上的瑕疵。不过，尽管有重税、科举考试等方面“困辱”商人的政策，使得古代商品经济欠发达，但仍阻止不了商业文化的发展。而一个行业的存在，必然需要从内部形成一些自律和自我运行的机制。试想如果真正是无商不奸、每个商人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的话，商业自身很快就会萎缩以至消弭，根本无需外力的摧毁。在古代政府打压、法律规制、社会困辱的大环境下，仍然有如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的市场祥和与繁荣，这与大部分商人能够公平买卖、诚实经营、恪守商业信用有很大的关系。
商业贸易离不开资金的周转与流通。所以，即便是前现代时期，金融行业即银铺或银号的信用，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银号的业务主要是兑换银钱、存放款。曾在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毅先生的文章《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困难、可能与路径选择》中，读到齐如山先生在《北平怀旧》中的一个故事。文章介绍，在清末时，北京城里信誉最高的金融机构是恒和、恒利、恒裕、恒源这“四大恒”。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门歇业了，但他有许多银票还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好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银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而仍然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了信用，只好在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门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20年才关门。恒和银号对社会伦理和商业伦理准则的恪守，到了其“恒”如此的程度，王毅认为这的确是我们民族“自生社会”曾经育出的果实。
这些“东家”们之所以如此自律，也与其时社会的相对较少流动有关。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框架那样，在熟人社会里，礼俗、德行是人际交往的基石，而在陌生的工商社会中，商业往来中对诺言的践履，则主要靠法律制度的制约。一位在美国的朋友给我讲过她亲身经历的故事。前些年，她在一家经营中国家具的店里买了一套红木家具，老板是中国人。按照美国法律的规定，销售出去的商品均可无理由退货。在购买家具时，朋友问商家将来是否可以无条件退货时，导购员答应说没问题。后来因为要买与家具配套的凳子时，发现家具有开裂的可能，朋友心里觉得疙疙瘩瘩的，于是要求退货。然而原来热情的导购及老板都立马变了脸，她打过去的电话老板一概拒接。于是朋友给她的信用卡公司打电话说明情况，并将写有退货且退钱的购物单传真过去，很快信用卡公司就把购物款返回到了她的账上。过了两月，商店老板派人将家具拉了回去，因为如果他不拉的话，损失的只能是他自己。
如此看来，在美国这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易往来并不是靠彼此的了解和信任，而是靠一套完善和健全的制度。假如在工商社会中的交易，只能寄希望于遇到“四大恒”那样的东家时，交易成本无疑会大幅增加，而许多交易也将无法进行。所以当我们遇到在路边搞促销的商家时，油然而起的不信任是很正常的。因为只有构建一种完善的制度，营造出让制度正常运行的氛围，凭此，才能成为人们互信的基础。（马建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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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馥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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