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能看到的资料，对夏商朝堂之上的语言环境缺乏描述。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周朝。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周天子严格来说不算“皇帝”，但这里仍然简要介绍一下周朝的语言使用情况。

    周朝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语，被称作雅言。知识分子普遍掌握雅言，《荀子·荣辱篇》记载：“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两者综合，就是说越人有越人的语言，楚人有楚人的语言，像孔子这样的君子在正式场合使用雅言。

    雅言应该以当时中原一带的方言为基础。尤其是东周都城洛邑的地方语言在雅言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荀子》中单拎出越人和楚人未必没有原因——中原华夏诸国的方言跟雅言相差较近。南方的越国和楚国则差异较大，甚至根本不说汉语。《左传》中有“楚言而出”，《维甲令》、《越人歌》更是显示越人的语言和今天的壮语泰语近似。

    然而，这些国家的上层人士对雅言应具有一定的掌握程度。“吴越同风”，吴国口语和越国类似，但是吴国的延陵季子却是春秋晚期著名的外交家——难以想象他若不会雅言是如何游走于中原各国的。

    南方诸国的情况可能属于语言学上的“双言现象”。即一个语言社区根据场合不同选择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对南方诸国来说，雅言是所谓的高层次变体，用于对外交流或书写等正式场合，土话则是低层次变体，用来进行日常内部交流。这种情况和普通话普及以来的不少当代南方方言区颇有类似之处。

    以一种相对统一的标准语作为跨地域文化人的交流工具就此成为中国长期的传统。作为通常的权威代表，皇帝一般可以指望不同方言区的大臣们用这种语言和自己进行交流。只是这种语言所根基的方言和最终的形态在历史演变中会有很多变化就是了。必须说明的是，方言是一种时刻都在变化的物事，雅言也是。在有些情况下，会出现多个标准并立的现象。

     晋朝永嘉南渡后，大量北方士人南下。他们长期保留了自己从北方带来的方言，也沾染了一些当地汉语的特征。北方则长期处于外族统治之下。当数百年后南北重新统一之后，虽然考究的文人对南北士人的口音谁更正有过讨论，不过总体而言，两种雅言变体的差别到不了严重影响交流的程度，并随着隋唐长期统一逐渐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