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艾滋病毒感染者家庭

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访谈

    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在开展艾滋病防治中，以乡政府为主导，开展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建设无歧视艾滋病毒感染者社区的活动，被艾滋病防治专家称为“瑞丽模式”。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得到国内外专家的赞许，并得到推广。 

疾控中心李副主任特别强调免费发放注射器不是政府鼓励吸毒，主要是禁止交叉使用注射器，预防艾滋病传播。

    在瑞丽市，记者被邀请到姐勒乡贺肥村，参加村里吸毒人员“关爱小组”的一次活动，这些小组的成员都是吸毒人员，他们中有艾滋病毒感染者。

    参加活动的有市疾控中心的李副主任、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科长段医生、郑医生、疾控中心的司机等。在这次活动中，市疾控中心将首次向参加活动的吸毒人员免费发放清洁针具。

    在乘车前往贺肥村途中，记者对李副主任、段医生说，自己带着录音机和相机，想拍照、录音，但从尊重吸毒人员和艾滋病感染者人格角度，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到时候请他们随时告诉记者。

    活动的地点是在一位叫“明”的傣族村民家里，“明”因为注射吸毒，被感染艾滋病毒。“明”因为人缘好，被选为关怀小组的组长。

    我们到“明”家里时，贺肥村的村长岩旺已经早早地在这里等着。大约等了20多分钟，参加活动的人陆续到齐，共有9人，都是傣族。来前，段医生告诉记者，他们中有四个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开会前，段医生向他们介绍了记者，他们态度平静而友好。

    会议开始，先由村长和段医生分别用傣语向9个人介绍今天的来意。段医生告诉记者，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瑞丽当知青，在傣族地区生活了近三十年，听说看傣语都没有问题。然后是李副主任（他不会说傣语）介绍免费发放一次性注射器的意义，他特别强调免费发放注射器不是政府鼓励吸毒，主要是禁止交叉使用注射器，预防艾滋病传播。

    接着，开始小组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从“明”开始，全组9个人每人签订一份保证书，内容主要是保证每天领到的注射器只是自己使用，领用几只，用过后原物交回几只，成员之间互相监督，每天的回收和发放由组长“明”负责，并要详细登记在册，他要接受全组成员监督。随后，疾控中心把今天带来的一箱注射器交给“明”，并当场打开来清点数量。

    这时，“明”说：“这种规格的注射器太大，不好用，能不能换成小一号的。”小组其他成员纷纷附和“明”的意见。 

    记者在一旁听得懵懵懂懂，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忙问怎么回事。李副主任向记者解释：“他们都是多年吸毒，血管已经变硬，这种注射器针头太粗，用起来很不方便，而且很疼。”

    段医生听了后马上表态，这箱注射器他们带走，一会儿就给他们送小一号的针筒来，并对李副主任说：“估计其他地方的吸毒者，也都愿意要小号的针筒。”

    落实了注射器的问题，疾控中心的郑医生又为自愿要求验血的四名吸毒人员抽血。记者问，是否另外的5个人都验过血，李洲林告诉记者，只有4个人验过。其中，一位50多岁的老人，从来都不和别人交换共用注射器，不需要验。 

    记者问段医生，为什么他们能同吸毒人员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相处得很融洽，她说：“我们对他们在很多方面给他们很多的关心和帮助。我们来参加这样的小组活动时，给他们体检啊，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给他们药物啊，给他们一点资助啊，在参加过程中他们也得到了快乐。所以他们和我们处得也比较融洽。”

    在云南基层，在我们走访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集中的村寨和感染者家庭，记者深深底感到，艾滋病毒感染者没有被当地社会孤立，或者边缘化。

    二、巧遇感染者婚礼

    团结乡广拉村地处瑞丽市近郊，是瑞丽经济开发区的腹地，中缅边境就在村子旁，这里经济活动频繁，两国边民自由来往，人员流动多。

祝贺新郎、新娘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我们跟随瑞丽市疾控中心医务人员到广拉村随访。李副主任告诉我，市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科医务人员，平均每个人一个月要随访40多户人家。这次随访的对象名叫瑞版依，37岁，过去在禁毒所工作，自己不幸也成为吸毒者，并由吸毒感染上爱滋病。

    市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特意带我们来，是参加瑞版依的婚礼，这让我们喜出望外，没想到会有这样巧的事。疾控中心的人今天到这里，一是向他祝贺，二是要与他的家里人协商向他提供3000元小额信贷的有关事宜。这是当地开展艾滋病关怀救助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的车子在村口刚刚停稳，就看到瑞版依着急地站在路旁焦急的张望，看到我们一行到来时，他满脸喜气疾步迎了过来，边走边说：“就等你们来了才开饭呢。”

    参加瑞版依婚礼的大多都是他的兄弟姐妹等家里直系亲属。有他的哥哥岩冷、弟弟佐也，还有广拉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村里的妇女主任，他姐姐的孩子来帮助招呼客人。疾病控制中心专门为他们准备了贺礼，有一个红包，还有一盒安全套。

    他的新娘来自毗邻的缅甸，比瑞版依小10岁。在瑞丽，中缅两国边民同饮一江水， 历史以来两国边民通婚、互市司空见惯。段医生向瑞版依介绍到记者时，瑞版依露出十分惊讶和高兴的表情，记者与他热情地握手，也按照当地风俗送给他一个红包表示祝贺。他热情地邀请记者到屋里就坐。记者说：“我们得先和新郎、新娘合个影。”其他人都在一旁附和说：“对，对！”瑞版依马上跑进屋里拉出羞涩的新娘，介绍给大家，来的客人都纷纷与他们合影，祝贺他们新婚幸福、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随后，主任邀请我们参加瑞版依的婚宴。婚宴的地点是安排在瑞版依的弟弟家里，吸毒人员大多赤贫，瑞版依的新婚洞房是挨着他弟弟的家搭建了一处简易的小竹棚，崭新的被褥都是附近寺庙里的僧人送的。瑞丽气候炎热，这小小竹棚已足以维护一个温暖的家。

    饭后，市疾控中心的人与瑞版依的家人共同商量为他提供小额信贷的事宜。他的哥哥岩冷说，如果疾控中心同意给瑞版依提供1000元的小额信贷，他愿意提供担保；弟弟佐也说，他愿意担保的小额信贷金额是3000元，这是小额信贷的最高金额。

    段医生对瑞版依说：“贷给你钱你做得好，我们收钱也容易收的话，以后再贷款也容易。如果第一次我收钱收得比较困难，那么以后我也不敢贷给你了。第一年信誉就不好的话，以后就不敢再贷了。”

    段医生告诉记者，按规定，小额信贷是绝对不能贷给吸毒人员的。瑞版依虽然经过了强制戒毒，但是他至今还未彻底戒断毒瘾，每天还要吸5元钱的海洛因，只是不再注射。毒瘾虽小，但是仍然不保险。只是考虑到他的兄弟的经济状况都比较好，愿意出面担保；同时，瑞版依刚刚结婚，这笔贷款是为了帮他把抵押出去的田地收回来。还有这个村子地处界河，河上摆渡是村里集体经济中一项固定收益，全村每家一个月可以轮到一次的在界河渡口摆渡的机会，大概一次有四五百元的收入。

    前些年，瑞版依因为吸毒，把田地和摆渡的收益都抵押出去了。如果把这些都赎回来，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瑞版依就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稳定的生活。

    段医生说，一般吸毒的人不愿意来取，因为怕暴露身份。但是，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这里有个突出的最利条件，当地的傣族群众普遍有一家、一人有难，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的传统美德和社会氛围，大家都不歧视艾滋病毒感染者。谁得了病，村里人都会去看望他。当见到我们时，村里的傣族农民问，能不能在泼水节请濮存昕到瑞丽来，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

    三、“白天要戴安全帽，晚上要用安全套”

    这是瑞丽市实施中英艾滋病防治项目中的一句宣传口号。2002年，瑞丽市针对大量外地务工人员在当地建筑工地的情况，在流动建筑工人中开展了预防艾滋病、使用安全套的宣传教育，并响亮地提出：“白天要戴安全帽，晚上要用安全套”的口号，让外地前来务工的建筑工人做到人人皆知，入耳入心。这次宣传的效果非常好。

在基层农户家里，都贴着这样的预防艾滋病宣传画

    现在，在德宏州各个县市，一场面向全民的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正在大张旗鼓地展开。前年，德宏州全民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已经达到46.1％，远远高于当时全国其他地方，包括经济发达地区。最近，当地党委和政府部门提出，今年底，全州城市市民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将达到70％，农村达到50％以上；到2006年底，德宏全民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在在城市达到90％、农村达到70％。

宗教人士在艾滋病防治宣传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在医学上还没有切实可行的预防和治疗手段的现在，全世界都把宣传教育，作为艾滋病防治的首要手段。 但是基层的医务人员也说：“越是规模大的宣传活动，遇到的阻力和障碍也越大，但是它的效果也是巨大的，所以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

疾控中心为吸毒人员免费验血

    在基层从事艾滋病防治的专业人员普遍认为，在工作中，宣传的规模和力度与它的社会效果是成正比的。目前，云南省制定了《全民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程》，省内各地都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瑞丽市疾控中心李副主任说，宣传现在做得太多了，但是宣传的方式今后是不是要改变，就是我宣传了能够真正使你的行为改变，那种宣传才是到位的。他说，现在的宣传是在面上的宣传，我给你发个宣传单，你回去看看，完了。同伴教育的效果比较好，使宣传对象得到好多方面的知识。但是，如何在面上广泛推广、开展同伴教育，还有个过程。

    在瑞丽市农村基层，有一个村民小组组织了艾滋病防治宣传小组，用傣剧的形式进行巡回演出，现在这支队伍发展了，自编自演节目，最近刚刚完成了10场演出，有17——18个节目。有些老人看了节目哭起来，这个宣传收效非常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表演中吸收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参加演出，增强了宣传的说服力和共同参与的意义，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在村寨里走访

    早在1990年起，德宏州州县（市）两级就普遍建立了由分管卫生的副州长、县市长为组长，党政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同时，建立了州级艾滋病检测分中心，各县防疫站建立了艾滋病防治科，多数县设立了初筛实验室。领导小组和专门机构在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指挥、统筹、实施、协调、以及社会动员上，发挥主导作用。

    吸毒人员岩朴家，从庭院和诸方面来看，这是一家小康的傣族农户。这个家庭有清洁的庭院，和一栋别致的傣族风格的小院子，在屋里，我们见到了岩朴48岁的母亲，83岁的奶奶，和一个5岁的儿子。他的妻子出去干活。岩朴过去验过血，没有HIV感染。

    疾控中心到岩朴家里，也是来探讨小额信贷的事宜。因为岩朴吸毒后身体很不好，疾控中心为他免费提供一个疗程的输液，但他去了两次就不想去了，说是怕疼。他们家种着10亩甘蔗、12亩水稻，因为岩朴身体差，干不了活，农活只能靠他的母亲和妻子，家里缺乏劳动力，缺化肥。疾控中心想通过提供小额信贷，为他家解决生产上的难题。

    在岩朴家，主要是由段医生用傣语与他的母亲谈，在民族地区，掌握当地语言，真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临走前，段医生又单独把岩朴叫到一边，免费给他安全套，叮嘱他注意保护自己和妻子，不要被艾滋病毒感染，只要他愿意，疾控中心可以免费为他验血。岩朴频频点头，说：他只是害怕抽血、怕疼。 

    记者跟着疾控中心的医务人员到了姐勒乡姐勒村民委员会，见到了村支书、村长和乡村医生过团。疾控中心要与他们商讨在姐勒村征集艾滋病关怀志愿者的事宜。乡村医生过团有30多岁，德宏州卫校毕业，已经在村卫生室干了11年。她告诉记者，村卫生室有两名乡村医生，负责村里6000多人的卫生防疫，和常见小病的治疗，也参与市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这里的乡村医生每个月有政府200元的津贴。

    市疾控中心的医生告诉记者，村民委员会附近的允门村有个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个女性。也是疾控中心的关怀对象，记者可以随他们前去走访。这位感染者叫团亮，年龄只有26岁，7个月前刚刚生了孩子，疾控中心和医疗部门对她采取了母婴阻断的措施，是否成功要等孩子一岁以后，才检验得出结果。据说，孩子长得胖胖的，非常可爱，今天被抱到亲戚家里去了。团亮曾经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她从不吸毒，但是性格活泼好动，喜欢到娱乐场所玩耍、交朋友。她才结婚一年多。现在瘦骨嶙峋，不成样子，只能躺在床上，由她的母亲和嫂嫂照顾她。段医生告诉我，团亮的症状已经是典型的艾滋病发病症状了。他们已经无能为力，只能常常来看看她，开点普通的常用药。我在她们家屋里见到了团亮的丈夫，他的表情非常阴郁悲观，据说疾控中心曾经动员他也去验血，他不愿意去，说：“反正迟早也是艾滋病，也要死的。”但是他非常关心自己的女儿，强烈希望疾控中心验一下女儿的血。

    在盈江县太平乡一个傣族村寨，我们走访了一户艾滋病孤儿。大女儿已经辍学到县城里在人家里当保姆，小女儿叫邹保英，13岁，正在读小学五年级，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她的父母去世已经两年了，父亲是前年国庆节那天死的，接着母亲也去世。邹保英白天在爷爷家里吃饭，晚上回自己破败凄凉的家里住。临走前，记者给了她200元钱，叮嘱她好好读书。

邹保英正在读小学五年级，是学校的三好学生。她的父母都因艾滋病去世.父亲是前年国庆节那天死的，接着母亲也去世了

    五、征集艾滋病关怀志愿者

    非政府组织在德宏州防治艾滋病工作中发挥了独特，是任何政府其他部门都无法替代的。德宏州当地的妇女儿童基金会、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通过接受国际组织的资金和项目支持，以及由政府财政支助，在农村基层，娱乐服务业从业女性、暗娼、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和其他特殊人群和边缘人群中，卓有成效地探索了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扩大并强化了艾滋病防治手段的社会覆盖面。

傣族妇女对参与各类社会公益活动充满热情，在基层乡村参与艾滋病关怀志愿活动的有三分之二是妇女

    在记者所走访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集中的村寨和感染者家庭，都深深底感到，艾滋病毒感染者没有被当地社会孤立，或者边缘化。在调查中，记者看到艾滋病防治的相关知识，已经被群众编入傣族传统地方戏里，在当地的节庆和集会上广泛传唱。在瑞丽市姐勒乡姐勒村民委员会，记者参加了一次在基层青年和妇女中征集艾滋病关怀志愿者的活动，经过动员，50多名农村基层的青年和妇女愿意担任艾滋病关怀志愿者。由于群众的广泛参与，党委和政府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和意图，就能非常畅通地落实到基层。

    在瑞丽市姐勒乡从2002年开始，以乡政府为主导，开展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建设无歧视艾滋病毒感染者社区的活动。被艾滋病防治专家称为“瑞丽模式”，在全州农村基层产生积极影响，并得到推广。采访中，我们应邀到姐勒村民委员会，参加征集艾滋病关怀志愿者动员会。

    参加的人有两名分管科教文卫的女副乡长，其中一名傣族是当地人，另外一名是州里下来挂职锻炼的汉族女副乡长。是州里一所中学的老师。加上村支书、村长，和我们一行，大约有六十人左右。先是村支书、村长介绍今天会议的主题，然后是傣族女副乡长做动员。接着疾控中心的李副主任、段医生也做了演讲和讲解。疾控中心李副主任把省里即将实施的六大工程，说要让政府的六大工程家喻户晓。段医生在一旁悄悄告诉我，今天来的普通傣族妇女里，有两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是妇女。来的人都有10钱的误工补贴，当地的劳动力价格，干一天活可得20元。领导和疾控中心的医生发言之后，又给大家自由商讨的时间，最后，来的人都报名多人艾滋病关怀的志愿者。 

    记者把在调查中对艾滋病现象的看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瑞丽市分管这项工作的排副市长。特别是长时期对艾滋病的宣传上的忌讳，谈了记者的看法。记者说，瑞丽市经过十四年艾滋病防治的历程，在国内其他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都还在摸索的问题，在瑞丽已经有了开展工作的经验，和一套目前国内可行的办法。这是瑞丽对中国艾滋病防治的贡献，是瑞丽市的光荣。瑞丽应该把自己多年的做法好好捋一捋。

    六、听听外国人的见解

    记者见到在瑞丽市做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生Uretsky，中文名字叫陆言灵。她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中国男人的生活》。为此，陆言灵选择了北京和瑞丽两个地方作为她研究的范本。头一天，从瑞丽乡下回来，她搭记者的车，当车子进入瑞丽市区，在夜晚的霓虹灯光里，瑞丽市比白天陡增了几多魅力、几许神秘。陆言灵坐在车上突然冷不丁说：“如果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经济发展再快又有什么用。”记者看她一眼，大家都不再吱声。同时，记者心里在打定主意，约她谈一次，听听她的观点。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生Uretsky，中文名字叫陆言灵，她曾经参加过当地艾滋病防治的国际合作项目

   和陆言灵见面的地点在当地景成大酒店的大堂酒吧。记者对陆言灵说，我先把我的观点告诉她。记者说，这两天近距离接触了农村艾滋病问题，这对自己是第一次。过去接触过城市艾滋病问题，接触过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官员，接触过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但是。对艾滋病问题没有进行过研究。这次在瑞丽市，觉得艾滋病防治上，中国有些问题非解决不可，比如在媒体的干预上、政府如何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防治的手段和措施怎样有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这些都不尽如人意。她研究的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在瑞丽呆了一段时间，很想听听她的见解。

    陆言灵告诉记者，2002年10月份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谈了很多很多瑞丽的情况。其中一句话说：“瑞丽的艾滋病那么严重，那里的空气里都有冰毒的味道。”她说：“这太夸张了！”2003年，一位美国的人类学博士，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便到《人权观察》工作，这人来了中国五个星期，也到了瑞丽三、四天，回去写了篇报道说：“瑞丽市医院有个艾滋病诊室，但它的门总是锁着的。”陆说她对瑞丽很熟悉，瑞丽市医院里是皮肤病性病门诊，而它也根本没有锁着。这样的报道是不真实的。

    陆言灵从她的研究角度说，现在中国社会里有的男人不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尊重女人。艾滋病的防治要使男人承认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她认为艾滋病防治光是直接的措施不够，还要在医学以外找办法和措施。

    七、 进家入户的关爱

    盈江县莲花山乡下高里自然村是个景颇族聚居的村寨，记者随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村里走访农民王弄东家。

基层疾控中心的医务人员总是带着药，去走访艾滋病毒感染者，给他们治疗，帮他解决具体困难，因此受到感染者的爱戴和欢迎

    疾控中心艾滋病科科长康医生说，走访村民要乘中午时间去，因为农户刚刚回家吃完饭。晚了，就找不到人了。现在，还是砍甘蔗的季节。康医生和另外一名医生陪记者去。 

    车离下高里村很远就停下。康医生说，车子开进村里，怕艾滋病毒感染者跑了。因为，他们基本都是吸毒者。见到车子来，会以为是公安局来抓人的。

    王弄东家的房子靠山而建，是座四面透光的简易竹棚子。走到他们家院子时，康医生大声叫唤着：“王弄东，王弄东！”家里没有人答应，但似乎有人在里面。推开竹篱笆门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康医生问他们是谁，王弄东到那里去了。老人说，他是王弄东的父亲，那年轻人是隔壁傣族寨子的，来这里买烧柴。康问：王弄东到那里去了，他父亲说，刚刚出门去办点什么事。康叫那个傣族去年赶快去叫他，“你就说是防疫站的医生来看他，给他带药来了。”那傣族青年答应着出去了。

    康医生告诉记者，前些年他们在做艾滋病防治工作上都是直接面对感染者，就是说想尽量的帮感染者保密。直接到他的家里面去，目的就是尽量的不让其他人知道他是感染者。他说：“有些感染者家庭他不理解我们，他不让我们进去，然后通过我们慢慢的做工作，比如说他生病了咱们就带着药去，给他治疗一点，然后慢慢慢慢的他就盼望我们去了。还不到时间，他们就说怎么还不来、还不来。他们就有这个念头在里面。一开始有一部分人不接受，然后他又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帮他解决了困难，他才容易接受我们。如果你给他一颗去痛片、克感敏什么的，他吃下去，他好了，下一次你再去，你帮我解决了头痛的问题了，那么他就会积极的配合你这个工作了。”

    在德宏州，疾控中心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关系，一般都非常融洽。特别是实施艾滋病关怀项目的地方，艾滋病毒感染者非常欢迎疾控中心的医务人员常常来看看他们。今天，为了我们的走访调查，县疾控中心特意带了两箱中国红十字会捐助的物资，里面有衣物、棉被、大米、糖果。还随身带着许多常用药。

    不一会儿，王弄东被叫回来了。疾控中心的人介绍我们是省里来的医生，看看他的情况。记者坐下和他聊了起来。王弄东有四个小孩，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他说媳妇死了，但是疾控中心的人告诉我，他的媳妇改嫁到内地去了。我悄悄问，他媳妇有没有验过血，康说没有。康问王弄东现在每天是否吸毒，王说还吸，每天要打四针，需要20元钱。他的田地都租出去了，一亩田地一年的租金是100元。平常的收入靠每天打小工，可以收入15元钱。家里的铺盖被褥都是救急的。王弄东的大女儿14岁，上小学6年级，靠自己劳动挣钱交学费并养活自己；二女儿上小学五年级，靠国家补助；儿子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小女儿刚刚读小学一年级，也不去学校了。记者为王弄东一家拍了许多照片，并与他的小女儿合了个影。

    八、自强不息的感染者

    离开莲花山乡后，一行人到了傣族聚居的太平乡放版村，走访了村里的傣族农户思小南。思小南夫妻俩人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思小南有32岁，1994年开始吸毒，95年发现感染艾滋病毒，1999年戒断毒品，至今四年都没有再吸。他的妻子30岁，2002年也发现被感染艾滋病毒。这个村目前有5个艾滋病毒感染者。

     我们到的时候，喊了几声，家里没人。院子里栓着一只看家的狗气汹汹的冲我们吼叫。疾控中心的人让一个过路的村民去田里叫思小南夫妻俩。待思小南赶来，我们才进院子，到他家屋里坐下，和他聊了起来。这次疾控中心的人直截了当说我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思小南有两个孩子，大儿子7岁，读小学一年级；小儿子四岁，两个小孩都没有被感染上艾滋病毒。正谈着，思小南的妻子也赶回家里。他们俩口子都在地里砍甘蔗。

    思小南的家是个充满了生气、勤劳朴实的农民家庭，他家的院子干干净净，完全不似我曾经见到的那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家里的贫困和破败。思小南家的庭院和屋里都打整得干干净净，家里养了三只猪，种着六亩甘蔗、五亩水稻。思小南说，去年他们全家收入8000——9000元，但是都花得光光的。他的屋里有电视、有缝纫机，显得很干净。

    我对思小南说，很敬佩他能坝毒瘾戒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家里的生产搞得非常好，这更不容易。思小南问我，感染上艾滋病毒怎么才能治好，现在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办法。我说，看来五年之内还不可能发明有效的治疗办法，但是十年左右难说。他发现感染上艾滋病毒到现在已经近10年了，身体还很好。建议他平时多主意营养，要吃好一点。要锻炼身体，光干农活不行。尽量少生病。绝对不可再去吸毒。那完全有希望等到有效的药物出现的时候。疾控中心的人叮嘱他们夫妻俩，一定要注意保护孩子，要有一定的隔离措施，特别是他们的血不能让孩子接触。并给他们开了些日常用药。

    正说着，有个傣族妇女走进思小南家，说是听到县里的医生下来，请医生帮她看看身上的皮肤病，因为很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思小南告诉我，这是他的弟媳妇。医生问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症状，她说：“我得了艾滋病。”“哦，你叫什么名字？”“线桑侯。”疾控中心的赶忙翻开带来的全县艾滋病毒感染者名册，“对，是有她的名字。”名册上记录她是2003年10月30日被检查发现感染艾滋病毒。

    县疾控中心的人告诉我，线桑侯的丈夫思老四也吸毒，但是从来没有验过血，也不愿去化验。当地傣族、景颇族对抽血十分忌讳。从线桑侯的情况看，他丈夫传染给她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线桑侯看上去是个非常朴实本分的农家妇女，通过别的途径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不大。他们给她开了一些磺胺类软膏，并告诉她怎么用，和别的注意事项。突然，线桑侯问：“能不能再要一个小孩？”康永然告诉记者，她已经有个儿子，但是身体很不好。他们便告诉她，最好不要再生了，因为100个小孩，有30个会被传染艾滋病。

他们站在房门口让我拍照。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家被评为十星级文明户。我便连着文明户的铁牌一起摄入镜头

    采访中，记者提议为思小南照个全家相，他同意了，只是大儿子去上学，他妻子便抱着4岁的小儿子，他们站在房门口让我拍照。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家被评为十星级文明户。我便连着文明户的铁牌一起摄入记者的镜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