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日报大事记》记载：
“华北大学分配11名学员到宁夏日报社参加采编工作。”名单是：李维涤、康斗南、王振刚、毛豫先……毛豫先就是毛弋。1949年11月，青春韶华、壮怀激烈的毛弋飘到了宁夏，从此扎根。
    毛弋讲故事
    毛弋在新闻工作岗位上工作了40年，不少故事记忆犹新，故事的背后，饱含着特殊年代中新闻工作者的心酸、欢乐、思索，对现在的新闻工作者仍有启发意义。
□故事1：
    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点自信还有点自负。我一开始写稿子，还闹出了笑话。有一次领导叫我去报道一个会议，回来写条新闻，我先交出的却是一首反映会议内容的小诗歌，后来又补写了消息。张润之同志写了一篇新闻稿件，两页稿纸，800字，最后被领导删得只剩4行了。
    ——毛弋说自己一开始根本就不会写新闻。在他看来，干好记者这一行要求挺高的，要熟悉党的方针政策，要有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要有对上对下负责一致性的责任感，要有广泛的知识，有驾驭各种新闻题材的能力，要有较强的文字水平。为了提高自己，他和同事们开始了刻苦的学习，当时的主要学习资料是《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要么翻看捉摸领导改过的稿件，哪怕是教条主义，也会生吞活剥地咽下。当时，宁报编辑部还举办了“夜大”，学习《语法修辞讲话》，以提高文字水平。
□故事2：
    1950年秋天，我去同事屋子串门，摆弄他的驳壳枪，不知怎么搞得竟然走了火。“砰”的一声，屋子顿时烟气弥漫，一个同事正在床上吃西红柿，结果西红柿也被震飞了。子弹穿过同事的枕头，枕套里装着衣服，结果被子弹穿了洞。
    ——宁夏刚刚解放那阵，乡下治安情况很不好，经常有土匪捣乱。当时的记者经常深入农村采访，步行，背着行李卷，有时候还要赶夜路，当然有危险。为了采访工作安全顺利进行，驻站县领导很关心记者的安全，一般会给记者配发枪支。当时贺兰县县委书记送给毛弋一把“撸子”，毛弋除了有短枪，包里还有一颗手榴弹。从乡下回来，他就把手榴弹放在床下，宿舍里的一些同事开玩笑要搬出去住，不想和他“同归于尽”。后来治安好了，夜行时还需拿根棍子，以防狗和狼。“上世纪50年代初，报社买了不到10辆自行车，那是洋气玩意，只有在城里采访时才骑上。”
□故事3：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在惠农宝丰采访完吃食堂时，公共食堂掌勺的是位年轻姑娘，打饭时，有人说她偏向亲故，打饭不公平，她一气之下，把勺子一放不干了。怎么办？大家都提着罐端着盘排队等着打饭呢。于是，我和同事两个抄起勺子为大家分饭，解除了当时的困境；大约是1986年，我去固原一农民家中采访，此人新买了一个二手缝纫机，但是怎么踏，就是不走线，于是让我想个办法，我三下五除二修好了，“记者还会修缝纫机！”那老乡真是高兴坏了。
    ——毛弋当了25年的驻站记者，对如何做好一个驻站记者深有体会。驻站记者可能在当地受到很多方面的关怀和照顾，但是不能脱离群众，要有强烈的实际工作感，抢着干点实际工作，不能脱离群众，“骡子大马大值钱，人的架子大不值钱。”毛弋介绍，有时候采访时，正碰上搞活动，自己就要参与进去，什么地方能帮上忙，使上劲，卷起袖子就要干，就是这种实际工作感，让毛弋培养起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群众感情。因为和群众走得近，他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那是1987年6月，他在吴忠市广播电台编辑部碰到几位熟人，闲谈中他们反映农民的情绪很大，有几句流传很广的话：“春上我求人，过一月有人求我。”、“春上踏给我一把把，秋上我也给他一把把。”春上求的一把把指的是化肥，秋上的这一把把，指的是粮食争购任务。毛弋觉得它反映的是物资管理部门以权谋私，伤害了农民的利益，截留私分化肥，抬高物价坑农，使农民不愿意配合粮食征购的现状，于是写了《戏言当思》的评论，揭露、批评当时坑农的不正之风。这篇评论获得当年的宁夏好新闻一等奖。
    他认为记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会有无数的线索等你去采访。
    如今已78岁高龄的毛老，精神头很好，思维也很敏捷，提起往事，人和事都记得特别清楚，言语之间充满智慧。
    毛弋和《宁夏日报》
    说毛弋是《宁夏日报》的三朝元老一点也不过分。
    这要从他初来宁夏说起。那是遥远的1949年7月31日。华北大学举行了5000人的毕业典礼。朱德总司令在毕业典礼上叮嘱：“同学们毕业后，多数要分派到南方和西北去，很好，这是最光荣的任务……”
    当天，华大1800名同学汇聚在一起，组成了西北干部大队，他们唱着“去！去！去！到西北去，到西北，到西北去！……大踏步向前进，西北的人民期待我们……”他们由北京东下天津，折转山东德州，又奔向山西榆次，沿汾河南下，过风陵渡西拐，至西安。然后继续奔走，秦岭南北、渭河平原、河西走廊、贺兰山下、戈壁草原……这些学生就像被春风吹散的柳絮，飘到了陕甘宁青的无数城镇。1949年11月，青春韶华、壮怀激烈的毛弋和十几个同学飘到了宁夏。
    到银川的第二天晚上，他和同学参加贺兰中学文娱晚会后回住地，路经报社门口。当时，天黑人少，报社小楼上发出了“嘀嗒、嘀嗒”声，那是收报机在收电稿。彼时情景让毛弋萌发了进报社做编辑记者的愿望。果然，没几天，毛弋就被分配到宁夏日报社，当时时兴用笔名，“毛弋”成了他的笔名。1949年的宁夏日报社，在原《宁夏民国日报》社所在地，大约是今宁夏日报办公大楼的对面。
    1954年8月，宁夏省建制撤销，省报终刊，同来的不少同学被调到了甘肃、青海等省，毛弋留了下来，和同事继续办属于甘肃省银川专区的《银川报》。1958年8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机关报《宁夏日报》正式创刊，毛弋作为“老记者”被派去固原记者站。毛弋断断续续地当了25年驻站记者，银北、银南、固原……很多市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说，沿高速公路，他能清楚地说出周围村庄的名字。1987年经全国新闻高级专业职务资格评定委员会评定，毛弋被确认为高级记者。至今他还保留着那个红色的小证书，证书的编号是宁科记1001，这意味着毛弋是我区第一个获得此职称的记者。
    说起毛弋当记者的那段日子，他的老伴印象最深的就是丈夫经常不在家，“一个季度回来几天，还是开会。”当时报社对驻站记者的要求很严格，不让随便回家。一般开记者会时，毛弋才能回银川待几天。会议一开就是四五天，散会时第二天的汽车票就已经摆到了眼皮子底下。二人结婚在1954年8月，婚假过后，妻子就去贺兰的西湖农场工作了，直到12月调到银川时，他们才有了第二次见面。“生孩子时也不能回来，孩子都出生好几个月了，都没有见过爸爸。家里的大事小情只能自己做。”老伴的回忆有点酸涩。当时，毛弋的妻子在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上班。

    人物简介

    毛弋原名毛豫先，1930年8月生，河北保定人。毕业于天津特一中，1949年到宁夏日报社工作，1990年离休。先后任编辑、记者部主任、编委等职，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