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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沧桑巨变，三十年风雨兼程。一个伟大的历史抉择，一段不朽的东方传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报道《潮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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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筹：胡国华、孙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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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刊播第一篇：伟大转折
1976年十月，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在欢庆胜利的歌声、鞭炮声和锣鼓声中，“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变革的信号如此强烈，每个中国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着国家和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
胜利了，跳到窗户上，拽着栏杆往外喊，胜利了。发疯一样，浑身颤抖。
当时，许多中国人痛定思痛，迫切要求砸碎思想镣铐，大胆解放思想，让多灾多难的祖国走出封闭迷信，阔步前进。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再次给穿透云层的阳光笼罩上迷雾，再次让人们的思想陷入徘徊和困惑。
“他们决定要我登报，我一看，我就觉得不合适，我就不赞成，但是从组织上来说，我必须执行。”
这一天，负责宣传工作的原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日记本上只有一句话，却写下了整个中国的心声：奉命登“两个凡是”的社论，我很不赞成。
乍暖还寒。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揣测当时耿飚内心经历了怎样复杂的斗争，但那份创痛之后的感伤，那份积郁心中的期盼雄鸡破晓的呐喊，依然能穿越沉沉岁月，扑面而来。
就在两个凡是社论发表前的一个月，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李东明和十几个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其中拟了几条标语，一个就是要求公布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这是比较温和的。另外一个就是，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是大家比较强烈的呼声。
这张大字报很快被判定为一桩重大的反革命事件，李东明等人也被捕入狱。这起事件所释放出来的信息让很多人再次对中国的未来命运深感担忧。
当时，反对“两个凡是”的声音不仅来自民间。
1977年4月10日，还没有复出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说：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在这以后，他还反复讲：我不出来没关系，但是，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也纷纷强调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
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却没有让会议简报刊登这个发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说，其实，争论双方当时都清楚，这场围绕“两个凡是”的争论将决定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决定民族的未来。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有几种选择，一种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理论，这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主张。再一种选择就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在两种观念和力量的拉锯中，文革后的中国走到了决定前途和命运的十字路口。
若干年后，胡福明回忆起当年那场席卷全国的争论时，笑称自己只是一个“点火者”。
“它只是点了一个火，点了一个火，只是起了这样一个作用。”
然而，这把火不仅点燃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理论争论，而且拉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1977年的胡福明还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老师。7月上旬，他的妻子患病住院，胡福明每天白天在讲台上讲课，晚上要到医院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每当夜深的时候，难耐的高温和躁动于腹中的觉醒与抗争，让他难以入眠。借着医院走廊的灯光，胡福明趴在凳子上用五天的时间写下了8000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章经三次修改后，寄往《光明日报》。
“我还是下决心来批判两个凡是，理由很简单，第一，知识分子，理论工作者，共产党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第二个，人民是觉醒了，我从天安门事件当中看到人民觉醒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那么欢欣鼓舞。”
就在胡福明构思、修改文章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1977年7月，在党内外以及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历史再次选择了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73岁的邓小平恢复了“天安门事件”之前的所有职务。
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选择了一次轻松的亮相。当他出现在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时，人群上空滚过如潮的掌声，人们庆幸，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命运再次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此时摆在邓小平面前的任务却并不轻松。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依然束缚着中国的手脚。不突破这个禁区，注定将一事无成。
光明日报收到胡福明的稿件后，委托中共中央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对文章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确定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经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审定，于1978年5月10日刊登于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位置推出了这篇酝酿了九个月的文章。文章一发表，犹如一枚重磅炸弹，产生了强大的震撼力。
“这篇文章是用一种理论的形态来批驳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就全文播发了，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转载和转发。引起了提出和支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强烈反对，认为文章政治上是反动了，理论上是荒谬的。”
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看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背后的潜台词，盛怒之下，决定制止。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还清晰地记得，一位中央负责人点名批评了胡耀帮，甚至还有人提出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是“砍旗丢刀”。
“砍旗就是砍掉毛泽东的旗帜，丢刀就是把可以置敌人于死命的刀子给丢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随后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三篇文章，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这道门一旦打开，思想解放的浪潮势必浩浩荡荡，不可阻挡！
全国省级以上的报刊发表了600多篇文章参加讨论，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党委先后表态。绝大多数的讲话和文章都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截止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纸一共刊登专文650多篇。胡福明点起的这把火终成燎原之势！
邓小平后来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否则就会僵化。
“目前正在实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春风融化了冰封的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比较明确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一场伟大的转折呼之欲出，指日可待。”
1978年11月的一天早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他先从传达室取出当日的《人民日报》，一篇养牛的文章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
“登了一段关于养牛的事情，就是讲应该如何养牛，看得我莫名其妙，怎么会报纸登这样的事情了呢？哎呀，这真的是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真的是国家要开始研究这些方面的事情。真的国家开始注意国民经济了。”
因为这篇文章，没过多久，柳传志便离职而去，创办了日后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
这段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往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最高决策层，摆脱危机、发展经济已经摆到了议事日程。
“必须转，不转的话，我们就要垮台，不转的话，我们的经济就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所说的破产并非危言耸听。原商业部部长胡平至今还记得他当年访问过的一户农民家庭的窘迫情景。
“我去访问两户农民，有一家，五口之家，正在煮饭，五个人，五两米，一个人一两米，没有别的东西。”
1978年是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也是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21个年头。回首20年历程，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曾被诅咒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获得了长足发展；曾被赞颂的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水平却依然十分落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时代呼唤中国共产党必须带领中国人民尽快走出经济停滞的危险局面。
1978年9月，邓小平率团赴朝鲜访问，结束访问后，他没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在东北三省滞留了一个星期。就是这次东北之行，邓小平把一个朴素的真理提到了全党面前。他说，要在适当的时候结束已经搞了两年的“揭批四人帮”的政治运动，尽快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一个月后召开的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这个战略思想被正式提出。
同志们，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说，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开始新的任务，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们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的体制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邓小平作了主题发言。20年后，人们在三张16开的白纸上，发现了后来影响中国进程的400多字的发言提纲。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它阐述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它是新时代的呐喊，新征程的号角，它给历经磨难的社会主义中国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篇讲话也成为5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与此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在宣布了十项决定，其中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是错误的；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平反；并宣布从撤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设立的中央专案组。
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指出，纠正冤假错案，是解放思想的需要，是安定团结的需要，更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变的需要。
“你不平反这些冤假错案，你不把它纠正过来，人心不顺，你就达不到安定团结的目的。因此，你就没有办法来搞经济建设。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
就这样，为期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的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思想上，组织上和路线上的准备。也因此，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只有五天就顺利结束，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元年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最终明确了三个转变，就是邓小平后来说的：从两个凡是转变为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和固守成规转到改革开放。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了新的历史时期的一次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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