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江 深圳市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毛军吉 深圳市委党校学刊编辑部副研究员

王连喜 深圳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申勇 深圳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彭芳梅 深圳市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教师

　　９月１６日，在深圳市委党校与深圳特区报联合举办的《深圳十大观念》理论座谈会上，十多位专家学者高度评价《深圳十大观念》一书的出版，从理论的角度对该书进行了深入解读与研讨，认为“深圳观念”不仅是深圳改革开放历史的一部分，更是深圳现实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可以让人重温、学习改革开放的历史，了解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从今天起，本报陆续刊发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从观念的突破到体制的突破

　　深圳是一座改革之城，一直引领着中国改革潮流。深圳能够担负起改革排头兵的重任，主要是深圳有敢闯敢试的精神。１９９２年邓小平视察深圳时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深圳敢闯是因为深圳思想解放，少有陈规陋习。深圳评选出的十大观念，充分反映了深圳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思维。如十大观念之首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最能反映深圳市场经济的观念。

　　这个观念出现在１９８１年的蛇口，一出现就引起极大震动。因为口号中有两个非常敏感的词，一是“金钱”，二是“效率”。金钱当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提倡奖励被称之为物质刺激，提倡效益被称之为利润挂帅。总之，追求金钱是资本主义的做法，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效率的提法也不平常，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了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这种不正常的东西已经成为常态。突然有人提出“效率”，而且把效率当成生命，多少让人感到不习惯。

　　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社会主义的本来之意。我们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也意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追求物质利益不是为资本主义特有。１９８４年１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等地后，回到北京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提到这个口号并作充分肯定。邓小平说：“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经典口号正式上了《邓小平文选》。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国庆节，蛇口工业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彩车出现在天安门游行队伍中，这个口号迅速传遍全国，它曾被评为十大振奋中国人的口号之一。

　　一句口号在全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并产生如此大的推动力，实属罕见。这也正说明这句口号切中要害、寓意深刻——就是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摇旗呐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出现时，正好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产生激烈冲突的时期。这句口号一出台就处在风口浪尖，引人注目。它似乎在晴空中响了一声雷。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计划经济体制一些做法被突破，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外汇调剂市场、证券市场、农产品市场、电子市场、土地市场等等，纷纷成为改革的重头戏。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这实际是充分肯定经济特区在对市场经济方面的做法。在南方谈话中，有很大的篇幅讲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践的发展和认识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党的十四大之后，深圳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观念之所以在深圳产生，有其必然性。它不会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因为它与计划经济格格不入；也不会在市场经济时代产生，因为它的内容在市场经济太正常，不需要特别说明。

　　它的产生应有两个条件，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二是在过渡中产生激烈矛盾冲突。“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产生的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深圳，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深圳经济特区一建立即按市场经济运作，经济特区是在计划经济大背景下的一个市场经济试验区。因此，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观念、方式、体制等的冲突不可避免。如深圳土地使用权的拍卖、建立外汇调剂中心、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等，都引起很大争议，甚至是轩然大波。深圳蛇口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出口加工区，各种冲突更为激烈。

　　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产生在深圳、产生在深圳的蛇口，看似偶然，实为必然。这句话符合深圳的现实、符合深圳的精神、符合深圳这座城市的品格。

　　虽然它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的一个口号、一个观念，但其现实意义仍然很深远，因为它所体现的内涵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竞争力就越强。“效率”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都体现了效率的贡献，不注重效率必然被市场淘汰。

　　通过学习讨论十大观念，有以下启示：

　　一是深圳是一个产生新观念的城市，因为它有超前的实践，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深圳除了敢闯之外，还要善于总结，用好的观念激励深圳人。

　　二是要从观念向理念、理论发展。深圳的实践产生了许多观念，这仅仅是初步的总结概括，还需要进一步升华，上升为理论。一旦成为理论，影响力和推动力将更大。

　　三是观念产生于实践，并进一步推动实践。观念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头、书面，就丧失了其应有意义。应通过观念的总结、形成，解放思想，推动改革。

　　党校是干部教育的重要阵地，十大观念应成为深圳党校课堂的重要内容，激发学员干事创业的热情。可以编一本比较简便的图文并茂的教材，用于教学。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世界也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困惑。特别是在国内关于特区是姓“资”还是姓“社”、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是否要继续的争论也愈加激烈。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一观念借助深圳改革开放这块“试验田”迅速影响全国。

　　１．“蛇口风波”：现代观念和陈旧说教的一次激烈碰撞

　　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晚，当时闻名全国的青年教育家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在招商大厦与蛇口青年举行了一场座谈会，在谈到“特区青年是不是淘金者”的话题时，引爆了一场蔓延全国、波及海外的有关价值观的争论——由改革开放而带来的思想解放率先从深圳青年当中萌芽。（李燕杰：《“蛇口座谈会”始末》；《蛇口通讯报》：《青年教育家遇到年青人挑战》；《人民日报》：《“蛇口风波”答问录》。）

　　２．“南方谈话”：邓小平强调实干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至２月２１日，邓小平以８８岁高龄视察南方，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据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同志回忆：１月１８日邓小平的视察专列抵达汉口火车站时，特意请关广富同志陪他在月台上散步，并要求关广富以纸笔记下自己的一番话。其中，讲的第二点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３．“袁庚举牌”：竖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标语牌

　　当时蛇口工业区的负责人袁庚同志，在面对外界对特区姓“资”姓“社”争议不断的背景下，以其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深入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实质，果断地在蛇口工业大道上竖起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不但鼓舞了深圳人建设特区、奋力改革的决心和斗志，还很快成为全国的流行语。

　　４．“深圳奇迹”：“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现实意义

　　(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充分发挥特区“试验田”和“窗口”作用，在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新的宝贵经验和示范。

　　（２）继续弘扬深圳“想干、敢干、快干”的务实作风：永葆“敢为天下先”的青春与动力，在新的起点上努力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步骤。

　　(３)作为深圳人，“感恩深圳，建设新家园”：发扬深圳人“拓荒牛”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不图虚名，努力学习，深入实际，勤思考，多研究，力争在各自平凡的工作中做出应有的成绩。

　　“敢为天下先”浸入城市血液

　　“敢为天下先”是深圳留给世界最深刻的印象。打破框框、勇闯雷区、锐意创新，这些精神理念已经浸入了整个城市的血液，“敢为天下先”也成了最具有深圳标志性意义的观念之一。

　　“敢为天下先”，是“深圳人”和深圳这座城市的气质。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来到深圳经济特区视察，鼓励深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敢为天下先”，就是敢于做先行者，开天下万物之先河，做他人未曾做过的事；对于移民城市深圳来说，“敢为天下先”，意味着敢于探索风气之先，勇于打破计划经济窠臼，率先开辟市场经济之路；“敢为天下先”，张扬了深圳城市个性之品位，区别了与其它城市的气质之美。这是“深圳精神”之灵魂，是推进深圳特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先进观念之凝结，是深圳人经过百折不挠、总结提升、千锤百炼的城市核心价值之要。在深圳，“敢闯”已沉淀为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三十而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因为“敢闯”的气质，赢得了非凡的荣光与尊严。

　　“敢为天下先”，是深圳经济特区３０多年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之基、动力之源。正是这“敢为天下先”，深圳的创业者们不辱使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探索和贡献，使深圳经济特区成为观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

　　翻开深圳这本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书册，扉页上题写的最突出的记录，都是“敢闯”的思想、“敢闯”的观念。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使深圳创造了难计其数的全国“第一”。据统计，深圳的３１年曾有过２００多个国内“首次”、“率先”；深圳的３１年也创下并保持着多项全国“第一”、“之最”。

　　深圳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体现在解放思想上，体现在领全国风气之先上，体现在孕育出数不胜数的新观念、新词汇和流行语上，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从“试管婴儿”到“摸着石头过河”，从“杀出一条血路”到“走出一条新路”，从“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到“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等；从“老三件”、“喇叭裤”、“万元户”、“洗脚上田”、“下海”、“ＢＰ机”、“大哥大”到“炒股”、“大家乐”、“上网”、“Ｑ我”、“博客”以及“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等，无不闪烁着深邃而富有远见的时代思想光芒。

　　深圳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体现在体制改革上。深圳第一个创建了出口加工区——蛇口工业区，炸响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炮，这是沉默年代的一声巨响，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号声，新的体制从这里破土；第一个在全国进行物价体制改革试验，取消票证制度；第一个进行国企股份制改革，拉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序幕，率先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对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国家《公司法》的出台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个举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活动，敲响新中国历史上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的“第一槌”，这“第一槌”敲出了一条涌现财富的“金光大道”，引发了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的修改，从此我国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第一个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专项改革，开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先河，行政审批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上的改革创新成为国内其他地方效仿的典范……

　　总之，从单项改革突破到综合配套推进，从经济领域改革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改革，率先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成功闯出一条改革发展之路上的种种“第一”，无不是深圳发扬“敢为天下先”精神的真实写照。“敢为天下先”令深圳不负众望，充分践行了当好改革开放“试验场”和“排头兵”的重要历史使命。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不能丢，要把“敢为天下先”当作深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排头兵的前行动力。深圳要继续高擎担当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排头兵”的旗帜，无愧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活范本，就要继续肩负探索试验的重任，敢闯敢试，不断地调高自己的参照系，多思考，多实践。首先，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中，锻造全体公民“敢为天下先”的心智模式、思维模式，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这里，观念的革命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敢为天下先”，必须具备一定的胆识，拥有独特的智慧，还要具有卓越的学习能力、原创能力、吸收改进能力。第三，“敢为天下先”，做科学发展的排头兵，需要突破制度惰性枷锁。能不能像当年邓小平所倡导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神去排雷去探索去创新，是检验深圳能不能继续坚持“敢为天下先”精神的一个标尺。

　　改革创新是深圳发展的动力源泉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５日，中共深圳市委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提出深圳未来的发展仍然要向改革创新要发展动力，要发展优势，要发展资源，要发展空间。此后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这一观念不但是对过去深圳实践的高度浓缩，更是未来深圳发展的动力源泉，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我想至少有三点理由：一是没有改革创新，就没有深圳。１９７９年前的深圳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状态，邓小平提出要在全国推行改革开放必然要找一些地方进行试点，经济特区就应运而生。因此，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二是没有改革创新，就没有深圳今天的成就。众所周知，深圳已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改革创新。如土地招标制度的改革、用工制度的改革、股票交易所的建立和股份制度的改革、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等等，带来了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新的方式，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深圳的繁荣和成就。三是没有改革创新，就没有深圳的未来。深圳发展到现在，全国各地的改革开放已经给深圳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深圳本身还有很多难题需要破解，还有许多瓶颈需要突破。这些都离不开改革创新。

　　我们把“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作为深圳十大观念之一，是激励深圳人永远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用改革创新的态度开创新的未来。现在强调这一观念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我们仍然面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特区内外一体化等，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文章可做。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３０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强调：“经济特区要带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决打好这场硬仗”，对深圳寄予很高期望。目前的深圳在转变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碰到了一场硬仗，据统计，深圳赖以持续发展的土地资源大部分掌握在社区手中，而这部分资源又大部分重复用于低端产业，形成深圳转型发展的重要瓶颈。所以，我们能否加快改革创新步伐，促进社区经济成功转型关系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败。我认为，可以在这方面加大力度，积极探索钻石型产业社区，把社区经济打造成继外资、国有、民营之后的经济增长第四极。

　　营造全民热爱读书的氛围

　　２００５年深圳在全国首份号召全民阅读的《读书月宣言》中表明：“每个城市都有被尊重的渴望，每个城市都有受尊重的理由。有的因为景色秀丽，有的因为名人辈出，有的因为历史悠久。深圳人为自己的城市提出怎样的期许？让深圳成为一个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的城市吧！”。

　　深圳提出“让城市因热爱生活而受人尊重”，富有魄力和生命力。读书让人更加睿智、敏捷、踏实。提倡人人热爱读书，号召个个追求读书，符合深圳努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战略需求。深圳市民热爱读书，是凸显高素质市民的表现。就深圳的发展成就而言，她具备号召市民热爱读书的影响力，比如已经连续十年举办“深圳读书月”，影响广泛。同时她拥有为市民热爱读书创造条件的能力，比如新建图书馆、兴办各类讲座等。可以看出，深圳市正在积极为市民创造热爱读书的各种条件。深圳市民也业已呈现崇尚读书、热爱读书、追求读书的情绪和兴趣。

　　“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的观念对深圳产生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提供一个配套。深圳市需要为推动市民热爱读书而提供更加完善健全的各种配套。包括提供公共服务完善、报刊书目齐全、便捷有效的图书馆硬件设施。提供诸如举办各种宣传活动、征文活动、图书展览会等软件设施。提供一个配套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工程，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与市民热爱读书、追求读书是相辅相成的。二是营造一种氛围。通过推广“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观念，营造一种全民热爱读书的氛围。人们常说，外因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自古就有“孟母三迁”故事，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训。市民热爱读书的氛围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三是培养一种气质。热爱读书、追求读书是培养个体优雅气质、积累渊博知识的重要途径。华罗庚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深圳市民热爱读书，长此以往，一定会形成深圳市民特有的气质。四是塑造一种形象。深圳要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需要多张城市名片做宣传、做支撑。深圳热爱读书将是一张崭新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名片，她承载了无数深圳人追求建设质量深圳的美好心愿，更是体现未来深圳厚积薄发的文化优势的载体。通过推广并为市民接受且付诸行动的“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塑造深圳崭新形象，对深圳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

　　改革是基本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改变

　　从革命到改革

　　从革命到改革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建设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以及如何对这个主权国家进行良善治理。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近代以来的中国国家主权独立问题，改革是在具备了国家的主权独立之后，我们怎样建立更加良善的制度来对国家进行治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治理秩序的失败。中国改革模式的启动，也是源于文革之后国家治理秩序的崩溃。

　　从革命与宪政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应当具有“革命的反革命”的政治维度，即改革是对革命形式的终结，却是对革命精神的延续。如果没有这一思想政治维度的深刻把握，我们的改革就很可能变成一个半拉子改革，会从政治价值理性维度滑向技术工具理性维度，丧失其应具有的伟大历史使命。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更深刻理解“改革”这一思想观念在当今以及未来中国历史中的位置，从中找寻到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和动力。

　　关于“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的对话

　　魏甫华（青年学者，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南方论丛》编辑）：深圳市民海选深圳十大观念，其中一条就是“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说明“改革”和“创新”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在我的理解，“改革”和“创新”并非一个并列的价值序列，改革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价值目的理性，即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工具理性，我们如何改革？而创新只具有工具理性这一维度。目前把“改革”和“创新”放在一起使用，反而会消解“改革”本身所应当承担的政治价值理性的历史使命，滑落到创新这一技术工具理性的范畴中去。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请您谈谈“改革”这一观念之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想位置。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你这个观念区分很有价值，目前不少对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的论述，存在着一种将改革去政治化、庸俗化的倾向，慢慢地把改革限定在一个技术层面，消解了改革本身所承担的政治价值功能。对改革的政治维度的理解，需要把它置于更广阔的中国百年来的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改革开放这３０年所承担的时代历史任务。其次，１９７８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只有经济改革，而是从一开始就跟政治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离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早期的农村家庭承包制跟人民公社这一政权组织的解散紧密相关。

　　所以，“改革”为什么如此深入人心？恐怕不能仅仅从“印象”的层次解读，也不能仅仅从某些具体的做法来解读，应该将深圳的“改革”形象放在３０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大变革的脉络中来解读。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一种基本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改变，而基本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改变并非简单的头脑风暴，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基本模式的改变。

　　回顾历史，改革这一思想观念可以说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对时代危机的思想产物，古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是这个意思。今天将“改革”这一思想观念置于中国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高度来看待，显然它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所认知的“变”的观念，而是凝结了中国百年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由“革命模式”向“改革模式”的转变，它具有开辟性的意义。

　　魏甫华：您这个“中国百年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由‘革命模式’向‘改革模式’的转变，它具有开辟性的意义”的论断，提出了一个改革的革命维度的思想史课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梳理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很难说已经把握住了中国改革的时代精神。

　　高全喜：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是一个国家面临重大转型的时代。“时代精神”这个词汇源自黑格尔和马克思，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经激励着我们，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我在《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演讲论文中开篇就再次重申了这个旧词，一个时代必有其内在的精神，否则就不成其为人类文明史了，一个民族如果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也必有其赋形于宪法的精神。所谓一个政治民族，在我看来，首先是一个有能力成就宪法（无论是成文宪法还是未成文宪法）或宪制的民族，而这个塑造过程，凝聚着这个民族千百年的历史积累和文明宿命，她的传统与光荣，她的奋斗与牺牲，她的挫败与无奈，她的坚韧与智慧，这一切的一切，皆熔铸于她的宪制之中。

　　可以说，改革的革命维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史课题。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魏甫华：邓小平就讲过，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所谓建设现代国家，就是要在宪法层面驯服现代国家这个利维坦的暴力冲动，中国的百年宪制，可以说一直贯穿着革命，尤其是现代革命这一个幽灵。在我看来，研究中国百年革命的历史逻辑驱动机制及其内在精神的变形，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中国宪法的思想前提。我之前在做《中国法律人》杂志时一直得到了您的指导和帮助。我在一期《宪法５０年》封面专题（《中国法律人》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的卷首语标题就是《宪法与革命》，认为宪法与革命的首要问题，一是总结革命，一是继续革命。从总结革命角度，宪法是革命的终结者；从继续革命角度，宪法是革命的守护者。所以，如何理解革命的性质就不只是一个历史史实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