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证研究上，经济增长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收入差距扩大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所以一种就是所谓的良性循环，经济增长快了，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缩小了又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种则是恶性循环，即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了，收入差距扩大又不利于经济增长，形成恶性循环。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来说，其中关键一点在于，经济增长的好处能不能体现在农民收入增长上。但从事实来看，农民收入增长远慢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城乡之间至今仍然是分割的。农民没有平等的机会，无论是子女教育、劳动待遇，还是社会保障等等。如果要改变“经济越发展，差距越拉大”的这种惯性趋势，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的良性循环，那么就必须改变城乡分割的现状，实现城乡融合的转变。

    中国存在城乡分割，有一些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前为了“赶超战略”，政府压低农民福利，补贴城市工业发展。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的小农特点，农民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因此在政治上存在天然弱势。人民代表的选举农村和城里是不平等的，农民代表的比例是偏低的，没有话语权，造成政策是向城市倾斜的。中国的城乡分割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两个表现：第一，劳动力流动是受到控制的，以前农民不能流到城市里边来，现在虽然可以进来，但城市政府会用各种各样渠道来管理，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第二，即使进来了以后，他们在各方面的权利上和城里人是不平等的，特别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导致民工的下一代还是民工，即出生在城里的民工。另外，城乡居民之间还存在着机会的不平等。在这个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社会，城乡居民受教育的机会仍然不平等。

    从分割到融合不仅仅是二元经济的一元化，如果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有很大不平等和差异的话，二元经济的一元化并不代表发展。真正的城乡融合，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自然是前提，但同时也要警惕在城市内部是否会有城里人和非城里人这样一种二元社会存在。如果农村人口没办法赶上城市部门的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这样，在城市必然会留下二元社会分化的结果。这是我们所要面临的新的挑战，就是城市中的二元社会！这样对城市非常不利：第一，公共政策会有困境。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上海市想推行外来人员的综合保险，但外来人员参与率很低，就是因为他们对城市政府不信任。如果没有二元社会分化的话，这个政策的效果会好得多。第二，会导致居住区的分割。社会的分化会产生一些贫民窟，给城市治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从分割到融合，城乡关系其实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从地理方面，以前是不允许农民进来，现在已经允许进来。这只是最为初步的、最为容易实现的城乡融合。从社会意义上，目前城乡是不融合的，即使人进来了，但你是二等公民，社会地位不对等，会有社会冲突和矛盾。所以，政治意义上的城乡融合，才是最根本的融合，这也是未来转型的一个挑战。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当然是希望缩小城乡差异，但为什么实行起来那么难？这其中，恐怕中央和地方在目标上面是有不一致的地方的。这在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研究。但是中国的事情更有意思，有更大的鲜明的对比。（陈 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